系，揭示政治学的美国性，并追踪这一政治权力与政治学的亲昵 关系如何产生重大的理论概念和研究项目。 探讨政治学中的美闲敌人特征，有助于严格检验政治学可 能的客观性和它是$附属于民主等问题。美国的主要敌人包括 20世纪最危险的政权。然而，在与法四斯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政 府发生冲突前，政治学的主要刊物和教材对它们并不苛刻，有时 还带有明显的友好态度。 在一至三章里，我把与美国敌对政权的冲突后形象(post- conflict)和标准评价与同期的形象刻画进行比较。所有个案表 明，冲突开始后，美国政治学家提供的敌人画像要黑暗得多（与 美国的形象全然不同)。在第一章中，我证明了，把德意志帝同 看成与美国“民主”对立的“独裁”形象，并没有得到19世纪后 期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学家约翰·伯吉斯和伍德岁·威尔逊的认 可。伯吉斯这位美国第一所政治学研究生院的缔造者认为，德 国的政治体制仅次于美国。尽管今天的政治学家认为德皇缺少 议会职责是一个严重缺陷，但伯吉斯却把威廉德囤这种保守特 征看成它的优点。同样，19世纪80年代，威尔逊把德意志帝国 看作宪政国家，认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改革样板。 尽管当今的政治学家指责普鲁士三级选举制(three-class electo- ral system)是对平等选举权的侵害，但威尔逊却建议美国城市采 用那种体制，因为它给社会中“更优”的成员以特权。因此，相 比今天政治学家对这些政体进行比较的标准，伯吉斯和威尔逊 认定的标推更能说明德意志帝国看上去像美国。 墨索里尼意大利身上的典型标签一一“法西斯主义”或“极 权主义”一现在意味着特别残酷的独裁类别。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政治学家对法西斯意大利儿乎没有说过好话。然丽， 20世纪20一3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对墨索里尼政权从不加批 。9
评。有些人把墨索里尼的独裁刻画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力 量，适合像意大利这样的落后国家。1其他人则相信，法西斯主 义的某些方面可能对现代美国很合适。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最重要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对墨 索里尼在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土“成绩斐然的实验”颇有 兴趣。梅里亚姆还发起了一项针对法西斯政权培育公民忠诚的 方法研究。他把这些方法称为“对学生的公民培训具有重大意 义”，完全可能为美国所借鉴。”梅里亚姆对法西斯意大利毫无 批评的态度将在本书第二章讨论，也是这一章的主题序幕：政治 学对纳粹德国的画像。 希特勒德闲现在是恶不赦的典型。纳粹德国也有“优 点”的话题在当前政治学（更坦率地说是指美国文化）中是一个 禁区，而战前它却在很合法的讨论范围内。1934年2月，《美国 政治学评论》英文版刊发题为《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评论 文章，称赞编辑人员展现了“非常公正的希特勒画像”，包括希 特勒“对国家理论和政府属性最富启发性的评论”。这一评论 文章并非反常。20世纪30年代，…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建议冷 静地研究纳粹德国，认为纳粹政权并非没有积极的成就，尤其是 在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领域做出了成绩，美国可以向 其学习。直到1939年，这种看法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一系 列文章中仍然清晰可见。 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尤其是最著名的默尔·芬索德 (Merle Fainsod)和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Friedrich)两位学背， 在阐述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苏联的过程 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冷战高潮期，这一概念被政治学界普遍接 受，它带有斯大林与希特勒政权为一丘之貉的贬义，暗含一种比 传统独裁政府要可怕得多的暴政，4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章所指 ·0
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政治学家以非常正面的措辞 刻画斯大林苏联的现象并非少见。例，1934年，默尔·芬索 德对苏联的中央计划试验很感兴趣，极大地克制自己把苏联政 权称为独裁国家。1938年11月，芝加哥大学的首席苏联问题 专家塞缪尔·哈珀(Samuel Harper)威胁要起诉他的发行人，试 图阻止后者把“哈珀著作”收集到题为“欧洲的独裁国家”系列 丛书之中。5 总而言之，此时的德意志帝国、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 斯大林苏联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形象与它们在成为美国的敌人之 前的形象大相径庭。德意志帝国从一个进步的宪政国家变成了 反动的“独裁政府”。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从 合法的社会与政府试验场堕落为“极权主义”邪恶的化身。 20世纪美国另一大敌一一日本的形象也有相同的经历。 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已对这一事例进行了考 证，他的研究结果与我的非常相似。他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有 关日本研究的知识历史反映了与美廿关系变化的紧密关系。当 美日关系友好时，学界对日本在美国的形象予以积极的评价，而 两国关系一直敌对时，学界对日本的形象就变得苛刻起来。确 实，美国的日本问题学术扎根于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要比社会 科学深入得多。”6 因此，美国的敌人在政治学中的形象其历史变化模式非常 系统化：在下文所有事例以及日本的例子中，敌人的形象都明白 无疑地朝消极方向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与冲突的起始点是同步 的。这一模式很清楚地表明，这些变化既受到美国对手的改变 这一因素所驭使，又受到这些政权新凸现的事实所推动。我的 观点不是说基于事实的知识没有出现，而是美国敌人形象的总 体变化模式太系统，无从通过合理的知识从根本上对其加以解 ·11·
释，更不用说以理性的学识对其进行独立地诠释， 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对美国政治学历史的影响还有更多其 他方式，它引起了宽泛的理论变化，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导致美 国本身形象的改变。这种理论“重塑”(re-imagining)现象，部分 由于政治学家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部门任职时积极参与美困 的战争策划，充当顾问、咨询者和意识形态勇上等角色所产生的 灵感。 有鉴于此，后面的章节将根据美国的主些战争分绍美国政 治学的历史。政治学作为一门学术专业的诞生始于南北战争之 后。国家分裂的创伤提出了一项紧迫任务：些求为国家的凝聚 力奠定知识基础。政治学专业的先驱们主要以美国的日耳曼遗 产打下这种基酬，其学说也是他们的德闲导师]介绍而来的 “国家”主权至上法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几种方式塑造了美国政治学的轨迹。首 先，与德国的冲突打碎了关国是雅利安/日耳曼(Arya/Teuton- i心)民族的形象。其次，战争导致了国家学说的急剧衰落，这种 学说就像与它的德国口音关系密切一样，与其批评者所指出的 分析缺陷极其相关。第三，1917年和1918年，政治学家参加了 一场向世界宣传美国政治目的的大规模运动，说服不情愿的美 国公众支持政府参战的快定。这场宣传运动的巨大成功，提醒 政治学家关注人类事务中的非理性因素，并告诚他们，大众舆论 是毫不留情的。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在政治学界有影响的圈 子里，尤其是查尔斯·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政治学系里，出现 了对美国民主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幻想。 在战时意大利捐任过美国首席宣传员的梅里亚姆没有放弃 对民主的希望，但到1920年，他在民众的可陶冶问题上失去了 ·12-
一切痘心。他转认为，进步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技术专 家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会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优先学解释国民 经济计划的原因，提高公众的福利，加强公民和谐。梅里亚姆的 社会控制说被他的优秀学生哈罗德·拉斯韦尔进一步发展了， 哈罗德详细阐述了政治技术精英如何利用宣传技术净化政治冲 突、训练公众接受正确的改革路线。 与德国展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日耳曼理论，严重损 害国家理论(the theory of the state)。需要另一场战争摧毁另一 个带有德国印记的理论领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 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行政一直是政 治学的核心亚领域，吸引了许多顶尖智囊的日光。此领域被一 个范式归并了：这一范式把行政的概念定义为技术面非政治上 的努力，褒扬官僚机构的理性和效率。该领域的创始人包括伍 德罗·威尔逊。他们试图把广大的决策领域从政党政治的腐败 和低效率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接受精英领导管理的行政事务。 由于对美国公共行政的落后深感失望，这些学者把目光转向国 外模式以寻求灵感。他们尤其倾慕德国官僚的效率和敬业精 神。一战后，公共行政对大众政治的不信任及其对科技的关注， 与突然出现的社会控制观点恰相吻合。20世纪20年代后期， 查尔斯·梅里亚姆建立了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Public Ad- 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一家财力 雄厚的附属机梅，其职能是建立培养行政专家的国内和国际 网终。 德国行政效率的显赫声名在大战中得以幸免。以芝加哥为 基础的情报交流中心I933年之后与德国学者保持合作关系。 纳粹夺权后，美国行政学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德国的朝拜。这些 朝拜者尽管不认可纳粹的政治目的，但他们把行政看成不关心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