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利维尔德直言不讳的评论，并不表明美国大多数政治学 家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更不用说他们支持种族分离政权所采用 的那些观点。公正地说，大多数政治学家并没有认可它，而且被 南非总统委员会报告所（用观点的那些学者也不见得同意这一 报告的结论。植得一提的是，有些政治学家如麻省理学院威 拉德·约翰逊(Willard Johnson)还在反种族斗争中扮演着积极 的角色。“但莱利维尔德的评价确实说明了表面上不偏不倚的 学者如何使慎压合理化。莱利维尔德的著作还暗示，由美闲培 养的南非政治学家乐意为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政权服务，政治 学在南非白人大学里一直是一门生机盎然的学科。它提醒我 },在南非存人斯特伦伯什大学里的知识层，“神学和政治学课 堂是南非前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的‘~大 种族隔离’之梦”。“这·事态粉饰了享廷顿“哪里的民主弱小， 哪里的政治学就弱小”的观点。 总之，莱利维尔德的观察表明，虽然作为个人的政治学家有 可能投身于民主政治，但是政治学家的理念和政治学专业与非 白由和非民主政体本质上并非不相容。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政治 学之闻的联系可能并不如亨廷顿所宣称的那样绝对。 亨廷顿本人的传记不但质疑政治学附属于民主的观点，而 且对美国政治学自我形象悖论的其他成分—客观性前提一 也提出了怀疑。在漫长而卓著的学术生涯，亨廷顿不但给国 外官员提过忠告，而且更广泛地向他自己的政府提出过建议。 他的学术生涯}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政治学实际上是否更 贴近美国本身而非贴近“民主”。 1961年7月，亭廷顿给政治学家、美国国家安全部的长 期顾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写信，感谢他帮助亨 廷顿人选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我一直认为宇街俱乐部 4
是绅士学者在华盛顿的合适家乡，”他写道，“鉴于目前（肯尼 迪)政府当政，我希望能经常借州俱乐部的权威。”2 亨廷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对外政策部门的亲密关系比 “现仟政府的任期”还要长。他不但建议约翰逊政府继续越南 战争，而且当过“许多政府部门的顾问”，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办 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中央情报局等。享廷顿还在“空军战争 学院”(Air War College)、“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 lege)、“武装力量工业学院”(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以及“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演讲过或做过顾 问。他曾在“总统国际发展特遣部队”(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69一l970)、“美国-拉美关系委 "Commission o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1974- 1976)、“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grated[ong Term Strateg罗)(1986-l988)以及“保护与缩减政府秘密委员 "(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 (1995一1997)供职。1977一-1978年，亨廷顿在他的密友、哥伦 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安全计划协调员。亨廷顿出版 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13 在与美国政附各外交政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问时，亨廷 顿出版了一些20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包括《变动社会 中的政治秩序》(1968)、《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981)、 《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1996)。亨廷顿的学识为他赢得了令人称羡的奖 励和荣誉，包括“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bip)、美国 政治学会(APSA)主席以及格劳迈耶世界秩序奖(Grawemayer World Order Award)。 5·
我关心的不是个别学者为政府丁作的行为道德规范。4学 者也是公民，他们有资格一有人会说他们有义务一一为园家 服务。我关心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政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 系。享廷顿的学术生涯是独立于他的外交政策生涯之外还是二 者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呢？享廷顿的学术丝毫没有受到他所积极 参与的美国外交政策政治的影响吗？他的生涯是不是说明了美 国的政治学更附属于美国政权而非民主政治本身妮？政治学家 声称他们研究的专业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者与研究日标是 脱钩的，那么政治学家对政治的纷繁理解会产生何种后果？ 虽然近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观点，特别是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政治 与学术是一体关系，但是关于这一观点的相关知识，包括补会科 学知识，要上溯到更远。1560多年前，英国学者E.H.卡尔 (Edward H.Car)很有想象力地采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社会学知 识，揭露英美国际关系学的意识形态根基。6而在一个世纪前的 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一文中强调：“所有涉及文化现实的知识…总是来自‘某特定 的视点'。”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是由历史背景塑造的： 文化问题推动人类自我革新，日新月异，在为我们获取 意义和重要性的无穷尽的具体事件中，文化领域的界 限…在不断变化。文化接受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知识背景 也会变动。在无限的未来，文化学的起航点会不断改 变…一种文化学体系只从明确、客观可行、体系稳定的角 度看待问题，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学术“观点”不但因时而变，而且因 民族血统而异。他的观点不是说，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学者不 ·6
能就经验式和逻辑式事实达成一致。相反，“社会科学中一个 体系上正确的证据，如果能达到目的，那么它肯定会得到甚至中 国人的认可…另外，对一种理想和它的最终法则的成功逻辑 分析以及用逻辑和实践方式发现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行 得通的”。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规则中可以缺乏‘理 性’，他能够而且无疑经常会摒弃理想本身和米自其中的具体 价值判断”。 因此，韦伯认为，要追求一个普适性的阿基米德(Archime dean)式的观点并从中解析人类事务不断变化的复杂事实是徒 劳的。有意义的社会科学有必要从特定的观点中建立，改变的 历史和文化环境为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对象，塑造“用于研究的 概念体系结构”7。 尽管韦伯和卡尔已成为现代政治学的规范化形象，但就社 会科学知识的历史和地理相关性而言，他们的观点还不是学科 的内在成分。卡尔成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偶像，但是，那 一亚领域的当代学者儿乎从未拿卡尔应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ideologiekritik)工具解剖他们的学科。同 样，尽管自二战以来，美国政治学家对韦伯敬仰有加，但是，他坚 持知识属性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一门]系统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所持 的怀疑态度，几乎没有在该学科中产生多少共鸣。有关权力与 知识关系的更近争论，除了在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亚领域的狭 小范围外，并未引起任何兴趣。 虽然在私下里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政治学家也常常承 认，他们的研究议程一直受到一系列国家和国际事务或个人参 与政府和政治工作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业内有关方法论方 面的著述对这些问题三缄其口。这些著述向学生提供有益的建 议，教他们如何验证理论命题的实证事实，而很少讨论这些命题 。7
由何而来。他们的“重要性”概念是统计学上的，而不是文化历 史上的。从有关政治研究范围和方法的书本上，人们很难猜出 观，点是社会科学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这些书本也不会邀请政治 研究者对照他们研究的对象，苛刻地调查他们的立场。电于疏 忽，来自政治学讲道的政治学形象成了一门研究政治而表现为 外在政治的客观科学，它的问题和概念的构建并不根植于任何 历史或民族背景。美国的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 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19 关于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我在本书中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形象的两个成分究竟有多精确？政治学是 独立于它的民族血统和历史背景的客观科学，还是带有明显的 美同特征？政治学如何忠于自由，民主？第二个问题我在结论 中做了说明：如何解释该学科自我形象的内在矛盾？如果从纯 客观和偏向民主价值观的角度看待政治学，又会怎样？ 尽管南非个案不是本书讨论的中心，但是约瑟夫·莱利维 尔德的批评启发了我的分析方法：把国外政权以及美国与这些 政权的关系当作反映本学科面貌的镜子。更具体说，本书探索 该学科在塑造20世纪美国主要敌人的画像中所表现出的特征， 它对美国的性格刻画（我常称之为“US”)以及它与美国对敌战 争的实际牵连。我着重研究的敌人一一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 以及斯大林苏联（我还简要讨论了法西斯意大利）一在其成 为关同的死敌之前，都与美国有过正常甚至亲密的关系。”为了 验证政治学是从明显的美国视角（而不是从客观层面）而著，我 引证了美国的敌人在与美国发生冲突前后的形象变化的系统模 式。为支持我的个案分析，我引证了美国的战争与政治学的理 论转型同时发生的模式（它与美国版本的政治学转型同步）。 我还进一步引证了政治学界的重要圈子与美国政府的亲密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