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平等、团结、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任重而道远。可以说，藏民族群众的这种民族隔阅情绪和“圣战”思想不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藏区的社会稳定4、批驳“大西藏地区实质自治”计划。达赖集团在坚持西藏独立宗旨不变的情况下，表面上不断更换主张：在上世纪80年代，达赖喇嘛已经将要求独立的态度改为要求实质自治，到1989年“六四风波”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又一次将政治目的改为要求独立，但到1997年以后，达赖喇嘛再一次强调自已追求的是实质自治。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公开政治目的还是要求大西藏地区实质自治。达赖所指的西藏不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括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甚至新疆的各省区的藏区，总计250方平方公里。达赖的大西藏自治图谋是不能接受的。而1950年前的旧西藏当局，实际控制区也只包括后藏，即当今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虽然有藏族居民，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受西藏管辖，在隶属关系上与西藏也并无多大关系，比如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的藏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由汉族王朝设立了州府进行管治，青海自清代起，也已经独立划分为一省：相对于羌族、王族等王著民族，藏族也是后来者。大藏区事实上仅仅是存在于流亡集团的政治概念。无论政治地理、民族地理，大藏区都是不存在的，这些地方更准确的说是多民族多文化混杂区，族、汉族在一些交义地区的历史远比藏族悠久。如果坚持以“大藏区”表述，那么川西可以叫大区，青海可以叫大回区，所有这些地方包括西藏在内都可以叫大汉区。大藏区是一个死结，包括达赖和支持他的欧美政治集团都很清楚这一点。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换换包装以“东藏”的形式提出来，就是为了坚持这一死结，这样和中央政府的对话永远不可能实质进行，流亡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才能向各种五花八门的基金领取资金，西方也才拥有一个稳定的要换中国政府的筹码。达赖是在向中国各族人民要求得到历史上藏族最兴盛时的吐蕃国版图。从达赖的角度考虑，他的大西藏图谋还不仅仅出自他的膨胀野心：而是有他的内在推动：他本人生在青海，根据他当年的回忆录，在他被定为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后，西藏当局向当时的青海王马步芳付了一大笔买路钱后他才得以到达拉萨。所以收复家乡失地成了他的终身梦想而且在达赖的追随者中，四川康区等地藏民历来是骨干，这从1959年叛乱时就如此，达赖不可能抛弃他们。然而，这个荒唐的大西藏地区实质自治设想在现代世界政治中是登不上台面的。5、清醒认识西藏问题实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活跃于国际舞台，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将其炒作西藏问题、谋求“西藏独立”的行为，冠以人权、环保、宗教以及民主自由等耀眼的光环，编造种种谎言，硬性将西藏问题与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扯在一起，极力模糊西藏问题的实质。国内也有一些人从民族、宗教层面来看待西藏问题。这实际上只看到表象的错觉。西藏问题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实质是，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分裂势力在某些西方势力的扶持和操纵下，企图谋求“西藏独立”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所谓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不过是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欺骗国际社会的幌子。自逃亡后达赖集团从未为西藏发展和西藏人民做过一点有益的事反而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图谋编造谎言，爆动民族优恨，于方首计地在西藏制造动乱，极大损害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达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喇嘛。逃亡前，他是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最高首领和总代表；逃亡后，是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所谓“国家首脑”。一个把人分成三等九级、用人皮做祭品、动不动就对农奴施以砍手、挖眼、断足等酷刑的农奴主阶级的最大代表.并非真心谈论人权问题。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时，他们打着的也是民族、宗教的旗号，实际上是抗拒对西藏社会的改革永远保持封建的农奴制和他们的特权。这既是他们发动叛乱的本质也是谋求“西藏独立”的本质。3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0 平等、团结、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任重而道远。可以说,藏民族群众的这种民族隔阂情绪和“圣战” 思想不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藏区的社会稳定。 4、批驳“大西藏地区实质自治”计划。达赖集团在坚持西藏独立宗旨不变的情况下，表面上不 断更换主张：在上世纪 80 年代，达赖喇嘛已经将要求独立的态度改为要求实质自治，到 1989 年“六 四风波”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又一次将政治目的改为要求独立，但到 1997 年以后，达 赖喇嘛再一次强调自己追求的是实质自治。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公开政治目的还是要求大西藏地 区实质自治。达赖所指的西藏不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括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甚至新疆的各 省区的藏区，总计 250 万平方公里。达赖的大西藏自治图谋是不能接受的。而 1950 年前的旧西藏 当局，实际控制区也只包括后藏，即当今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虽然有藏族居民，但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受西藏管辖，在隶属关系上与西藏也并无多大关系，比如四川西部和 云南北部的藏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由汉族王朝设立了州府进行管治，青海自清代起，也已经独 立划分为一省；相对于羌族、土族等土著民族，藏族也是后来者。大藏区事实上仅仅是存在于流亡 集团的政治概念。无论政治地理、民族地理，大藏区都是不存在的，这些地方更准确的说是多民族 多文化混杂区，羌族、汉族在一些交叉地区的历史远比藏族悠久。如果坚持以“大藏区”表述，那么 川西可以叫大羌区，青海可以叫大回区，所有这些地方包括西藏在内都可以叫大汉区。大藏区是一 个死结，包括达赖和支持他的欧美政治集团都很清楚这一点。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换换包装以“东 藏”的形式提出来，就是为了坚持这一死结，这样和中央政府的对话永远不可能实质进行，流亡政 府才有存在的理由，才能向各种五花八门的基金领取资金，西方也才拥有一个稳定的要挟中国政府 的筹码。达赖是在向中国各族人民要求得到历史上藏族最兴盛时的吐蕃国版图。从达赖的角度考虑， 他的大西藏图谋还不仅仅出自他的膨胀野心；而是有他的内在推动：他本人生在青海，根据他当年 的回忆录，在他被定为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后，西藏当局向当时的青海王马步芳付了一大笔买路钱 后他才得以到达拉萨。所以收复家乡失地成了他的终身梦想而且在达赖的追随者中，四川康区等地 藏民历来是骨干，这从 1959 年叛乱时就如此，达赖不可能抛弃他们。然而，这个荒唐的“大西藏地 区实质自治”设想在现代世界政治中是登不上台面的。 5、清醒认识西藏问题实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活跃 于国际舞台,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将其炒作西藏问题、谋求“西藏独立”的行为,冠以人权、环保、宗 教以及民主自由等耀眼的光环,编造种种谎言,硬性将西藏问题与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扯在一起, 极力模糊西藏问题的实质。国内也有一些人从民族、宗教层面来看待西藏问题。这实际上只看到表 象的错觉。西藏问题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实质是,以十四世达赖喇 嘛为首的分裂势力在某些西方势力的扶持和操纵下,企图谋求“西藏独立”,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所谓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不过 是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欺骗国际社会的幌子。自逃亡后达赖集团从未为西藏发展和西藏人民 做过一点有益的事,反而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图谋,编造谎言,煽动民族仇恨,千方百计地在西藏 制造动乱,极大损害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达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喇嘛。逃亡前,他是政教合一的西藏 封建农奴制的最高首领和总代表;逃亡后,是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所谓“国家首脑”。一个把人分 成三等九级、用人皮做祭品、动不动就对农奴施以砍手、挖眼、断足等酷刑的农奴主阶级的最大代 表,并非真心谈论人权问题。1959 年发动武装叛乱时,他们打着的也是民族、宗教的旗号,实际上是抗 拒对西藏社会的改革,永远保持封建的农奴制和他们的特权。这既是他们发动叛乱的本质,也是谋求 “西藏独立”的本质
宗教政治学第五章中西民族宗教政治传统第一节中国政教关系发展简史一、“三五一宗”法难与康熙禁教的礼仪之争“三武一宗”也叫“三武法难”是指中国佛教历史上由四位皇帝发起的灭法活动，由于这其中三位皇帝的称号中都有一个“武字，即北魏太武帝拔跋焘、北周武帝宇文、唐武宗李炎，所以有“三武法难”的说法、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也有灭佛运动，所以有了“三武一宗法难"的说法。1北魏太武帝灭佛（以道灭佛）北魏太武帝拔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令灭佛，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太武帝灭佛是中国佛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废佛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沉重打击。魏太武帝起初票信佛教，后来改信道教，并限制佛教，下令禁止主公士庶供养僧侣，50罗以下的僧侣还俗。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更传全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在皇太子底护下，许多僧徒逃亡与藏匿，幸免于难，但佛像、佛经及寺院则荡然无存。2.北周武帝灭佛（废止佛道二教）北周武帝宇文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诏灭佛，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武帝下令废止佛、道二教，僧人、道士还俗为民，烧毁佛像佛经，全国4万余所寺院被废，成为王公私宅，300万僧侣还俗为民。周武帝宇文废佛事件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法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废佛虽然只有五年不到的时间，但在思想上、经济上都对佛教的发展生产了很大的影响。3.唐武宗灭佛唐武宗时期，由于寺院经济影响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为了遏制寺院经济恶性膨胀，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采取大规模毁佛措施，共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这次事件史称「会昌毁佛」，佛教称为「会昌法难」。时隔一年，宣宗即位（公元847年）恢复佛教。会昌法难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最彻底的一次，因为前两次灭佛只限于北方，而南方是南朝统治，佛教受朝庭保护：而这次会昌法难时唐朝统一全国，所以是一次全国性的废佛事件。会昌法难使隋唐鼎盛的佛教掉入深谷，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4.后周世宗灭佛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公元955一959年）锐意改革，经历了长达5年之久的灭佛运动。他曾下令废除寺院3万余所，裁汰僧尼6万余人，并严禁私自剃度，以抑制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最后一次废佛事件。此次废佛与前三次不同，不是由于佛道之争而是由于国家财政上的困难以及僧团的堕落而致。周世宗的灭佛虽然从不同程度上整治了佛教当时的混乱局面，但对于佛教的发展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排佛事件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有些则是经济原因而起，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采取强力政治手段，剥夺信仰自由，是文化专制的表现。5.康熙禁教与礼仪之争明未清初，来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时，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发生尖锐冲突，被称为“礼31
宗教政治学 31 第五章 中西民族宗教政治传统 第一节 中国政教关系发展简史 一、“三五一宗”法难与康熙禁教的礼仪之争 “三武一宗”也叫“三武法难”是指中国佛教历史上由四位皇帝发起的灭法活动，由于这其中三位 皇帝的称号中都有一个“武”字，即北魏太武帝拔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所以有“三 武法难”的说法、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也有灭佛运动，所以有了“三武一宗法难”的说法。 1. 北魏太武帝灭佛（以道灭佛） 北魏太武帝拔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下令灭佛，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太武帝灭佛 是中国佛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废佛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沉重打击。 魏太武帝起初崇信佛教，后来改信道教，并限制佛教，下令禁止王公士庶供养僧侣，50 岁以 下的僧侣还俗。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更传诏全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 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在皇太子庇护下，许多僧徒逃亡与藏匿，幸免于难，但佛像、佛经及寺 院则荡然无存。 2. 北周武帝灭佛（废止佛道二教） 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下诏灭佛，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武帝下令废止佛、 道二教，僧人、道士还俗为民，烧毁佛像佛经，全国 4 万余所寺院被废，成为王公私宅，300 万僧 侣还俗为民。周武帝宇文邕废佛事件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法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又一次沉重 的打击。这次废佛虽然只有五年不到的时间，但在思想上、经济上都对佛教的发展生产了很 大的影响。 3. 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时期，由于寺院经济影响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为了遏制寺院经济恶性膨胀，武宗于会昌 五年（公元 845 年）采取大规模毁佛措施，共毁寺院 4,600 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 260,500 人，没 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 15 万人。这次事件史称「会昌毁佛」，佛教称为「会昌法难」。 时隔一年，宣宗即位（公元 847 年）恢复佛教。会昌法难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最彻底的一次， 因为前两次灭佛只限于北方，而南方是南朝统治，佛教受朝庭保护；而这次会昌法难时唐朝统一全 国，所以是一次全国性的废佛事件。会昌法难使隋唐鼎盛的佛教掉入深谷，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 远的教肓意义。 4. 后周世宗灭佛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公元 955－959 年）锐意改革，经历了长达 5 年之久的 灭佛运动。他曾下令废除寺院 3 万余所，裁汰僧尼 6 万余人，并严禁私自剃度，以抑制寺院经济的 发展。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最后一次废佛事件。此次废佛与前三次不同，不是由于佛道 之争而是由于国家财政上的困难以及僧团的堕落而致。周世宗的灭佛虽然从不同程度上整治了佛教 当时的混乱局面，但对于佛教的发展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排佛事件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有些则是经济原因而起，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采取强力 政治手段，剥夺信仰自由，是文化专制的表现。 5. 康熙禁教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时，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发生尖锐冲突，被称为“礼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仪之争”。从文化层面来说，它反映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如何相互沟通、融合的问题。但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先后介入，争论渐渐从文化层面转向政治层面，罗马教廷试图藉“礼仪之争”干预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这与康熙想将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使其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冲突。“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康熙晚年下令禁教。从康熙晚年直到嘉庆时期（1796一1820年），清政府一反清初对耶稣会士优容礼遇的态度，采取严厉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被全部驱逐出境。影响所及不仅使以传教士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东渐潮流为之断落，并导致清政府再次颁布禁海令，实行闭关政策，对中西关系乃至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康熙禁教，归根结底，是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君主专制政体构成威胁所致。二、中国宗教文化何自弱中国历史上对宗教控制是及其严厉的。统治者禁教或崇教，都以维护及巩固专制统治为目的。无论哪一种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就提倡，反之则禁止。在中国古代，禁教活动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禁教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古代中国与西方不同，并非政教合一的政体，宗教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当宗教与世俗政权发生冲突时，宗教力量都会败北。综观中国古代禁教情况，可以发现君主专制政府不但打击威胁专制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也会基于政治需要，打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等在社会上具广泛影响力的宗教，甚至会施以大肆杀等高压手段。此外，由于民间宗教多带有秘密结社及反政府的取向，所以政府往往严施镇压。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时曾立法严禁弥勒教、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流传。清朝政府也致力打击秘密宗教组织天地会。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体系。它贯穿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阶段，涉及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有着发生、发展、兴盛、成熟的漫长过程，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禁史。这一点，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有较大反差。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禁，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锁。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文化禁这个精神伽锁不砸碎，中华民族就没有腾飞的希望！第二节西方政教关系传统西方政教关系是从政教合一发展到政教分离。具体内容从略。第三节中西宗教政治传统的根本区别：民贵与民主民间素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中国历史传统塑造了中国民族政治。西方则不同。作为，中国人有必要分析中西方民族政治的根本不同特点，一、中西民族政治最初分野1.中希民族政治不同基础：两终极关怀正是因为在古代环境中两种不他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明。3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2 仪之争”。从文化层面来说，它反映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如何相互沟通、 融合的问题。但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先后介入，争论渐渐从文化层面转向政治层面，罗马教廷 试图藉“礼仪之争”干预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这与康熙想将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使其为专制统 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冲突。 “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康熙晚年下令禁教。从康熙晚年直到嘉庆时期（1796－1820 年），清政府 一反清初对耶稣会士优容礼遇的态度，采取严厉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被全部驱逐出境。影响所及， 不仅使以传教士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东渐潮流为之断落，并导致清政府再次颁布禁海令，实行闭 关政策，对中西关系乃至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康熙禁教，归根结底，是天主教在传 播过程中，对君主专制政体构成威胁所致。 二、中国宗教文化何自弱 中国历史上对宗教控制是及其严厉的。统治者禁教或崇教，都以维护及巩固专制统治为目的。 无论哪一种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就提倡，反之则禁止。 在中国古代，禁教活动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禁教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古代中国与西 方不同，并非政教合一的政体，宗教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当宗教与世俗政权发生冲突时，宗教力 量都会败北。 综观中国古代禁教情况，可以发现君主专制政府不但打击威胁专制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也会 基于政治需要，打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等在社会上具广泛影响力的宗教，甚至会施以 大肆杀戮等高压手段。 此外，由于民间宗教多带有秘密结社及反政府的取向，所以政府往往严施镇压。例如明太祖朱 元璋时曾立法严禁弥勒教、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流传。清朝政府也致力打击 秘密宗教组织天地会。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体系。它贯穿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阶段，涉及中 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有着发生、发展、兴盛、成熟的漫长过程，可以说，一部 中国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禁锢史。这一点，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有较大反差。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禁锢，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这也是 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 文化禁锢这个精神枷锁不砸碎，中华民族就没有腾飞的希望！ 第二节 西方政教关系传统 西方政教关系是从政教合一发展到政教分离。 具体内容从略。 第三节 中西宗教政治传统的根本区别：民贵与民主 民间素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中国历史传统塑造了中国民族政治。西方则不同。作为，中 国人有必要分析中西方民族政治的根本不同特点。 一、中西民族政治最初分野 1.中希民族政治不同基础：两终极关怀 正是因为在古代环境中两种不他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明
宗教政治学中国由于外出艰难，有往而无返，因此安于故土，不喜远涉，虽游历外邦，但仍魂系故里。这是河流文明的必然结果。相反，古希腊，由于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地带，特殊的便利地理环境，营造了移民性强和商业发达的人文环境。2.中希民族政治的不同精神1）神灵不同：祖灵与神灵2）英雄不同：天子与超人3）文明诉求不同：德与力4）神话内结构不同：票拜性与解释性5）不同的政治法律诉求3.中希民族政治不同基础：两种终极关怀优秀的民族精神注定要升华为人类精神。古代中希两族居于世界东西方两端，面对不同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类型的古典文明。就其古典意义两族创造了两大古典宗教成为后来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积淀。1）中国最初终极关怀的缺撼2）古希腊人的终极关怀3）中国最初终极关怀的缺憾是否形成追求正义的自然法是中希法律思想的关键。中国古代最高法律原则为何没有形成追求正义的自然法原则，而止步于神法、习惯法和人定法原则？古代中国虽然也有自然法，但不是为人间伸张正义的法律，而是天网恢恢的天法、天命。关键是否基于公民平等。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追求三纲的不平等，古希腊则追求平等。是否平等是产生公民的政治法律基础。这是与两族原始神化精神有密切关系的。两族原始神话最根本的不同是终极关怀的不同。3.古希腊人的终极关怀第一，古希腊神话的终极关怀：宙斯神谱系第二，古希腊哲学追求本源的精神。二、中希是否拥有公民权的根本在于是否民主中希自然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追求正义，而正义的基础源于公民的平等。世界上在古代只有古希腊才有公民、宪法，根本源于是否社会主体是否平等。（一）从“民受之”到“保民”、“贵民”和“民本”的发展中国民本政治经历了从“民受之”到“保民”再到“贵民”和“民本”的复杂发展历程。这个过程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始终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主权者在组建国家政权制度中能否确保“贵民”、“保民”、“民本”成为中国历朝各代盛衰的根本。1“民受之”：尧舜时代“禅让制"的合法性及夏亡之因许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都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起始点是三皇五帝时代。因为，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的周朝的保民”、战国的“贵民”思想源于尧舜时代“禅让制"的“民受之”。“民受之”是中国民本最古老的渊源。尧舜时代政权合法性制度尧舜政权合法性是“禅让制”，不是“世袭制”；最高领导地位不是传给子嗣而是让贤于能者。其合法性的根本在于“天与之”和“民受之”。“天与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王道与天道的关系。只有顺应天道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民受之”解决的是王道与民意的关系。最高领导人应当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只有“民受之”33
宗教政治学 33 中国由于外出艰难，有往而无返，因此安于故土，不喜远涉，虽游历外邦，但仍魂系故里。这 是河流文明的必然结果。 相反，古希腊，由于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地带，特殊的便利地理环境，营造了移民性强和商 业发达的人文环境。 2.中希民族政治的不同精神 1）神灵不同：祖灵与神灵 2）英雄不同：天子与超人 3）文明诉求不同：德与力 4）神话内结构不同：崇拜性与解释性 5）不同的政治法律诉求 3.中希民族政治不同基础：两种终极关怀 优秀的民族精神注定要升华为人类精神。古代中希两族居于世界东西方两端，面对不同地理环 境，创造不同类型的古典文明。就其古典意义两族创造了两大古典宗教成为后来中西方的传统文化 积淀。 1） 中国最初终极关怀的缺憾 2）古希腊人的终极关怀 3）中国最初终极关怀的缺憾 是否形成追求正义的自然法是中希法律思想的关键。中国古代最高法律原则为何没有形成追求 正义的自然法原则，而止步于神法、习惯法和人定法原则？ 古代中国虽然也有自然法，但不是为人间伸张正义的法律，而是天网恢恢的天法、天命。关键 是否基于公民平等。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追求三纲的不平等，古希腊则追求平等。 是否平等是产生公民的政治法律基础。 这是与两族原始神化精神有密切关系的。两族原始神话最根本的不同是终极关怀的不同。 3．古希腊人的终极关怀 第一，古希腊神话的终极关怀：宙斯神谱系 第二，古希腊哲学追求本源的精神。 二、中希是否拥有公民权的根本在于是否民主 中希自然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追求正义，而正义的基础源于公民的平等。世界上在古代只有 古希腊才有公民、宪法，根本源于是否社会主体是否平等。 （一）从“民受之”到“保民”、“贵民”和“民本”的发展 中国民本政治经历了从“民受之”到“保民”再到“贵民”和“民本” 的复杂发展历程。这个过程有一 个规律性的东西始终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主权者在组建国家政权制度中能否确保“贵民”、“保民”、 “民本”成为中国历朝各代盛衰的根本。 1.“民受之”：尧舜时代“禅让制”的合法性及夏亡之因 许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都追溯到夏商周三代。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起始点是三皇五帝时代。因为，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的周朝的“保 民”、战国的“贵民”思想源于尧舜时代“禅让制”的“民受之”。“民受之”是中国民本最古老的渊源。 尧舜时代政权合法性制度 尧舜政权合法性是“禅让制”，不是“世袭制”；最高领导地位不是传给子嗣而是让贤于能者。 其合法性的根本在于“天与之”和“民受之”。 “天与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王道与天道的关系。只有顺应天道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 “民受之”解决的是王道与民意的关系。最高领导人应当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只有“民受之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领导集团才能凝聚人民的力量，不仅能提升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能有效增强抵抗外敌的能力。夏朝从产生到灭亡的原因大禹之子启废除“禅让”制，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夏朝。中国夏代，夏禹传子不再传贤，打破了能者居之和公天下局面，于是开启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历史。夏代家天下是对尧舜公天下的辩证否定。首先，夏代继承了以往君权神授“天与之”的神学思想，确立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合法地位。其次，由于放弃了“民受之”、“能者居之”的贤人政治，片面提倡“君权神授”的因素，也就为日后夏朝灭亡买下了“伏笔”。因此，到孔甲统治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夏朝灭亡。本人认为，夏亡原因在于王道违背了尧舜时代“民受之”的根本。其结果，违背民意的王权，民必放弃之。夏代灭亡的根本原因从尧舜到夏朝兴衰，隐含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必须解决好两大社会关系：一是外在标准，需要解决王道和天道的关系，根本是“天与之”，即君权神授；二是内在标准，需要解决好王道与民意的关系，其根本是“民受之”，即得到百姓的普遍拥戴。夏只继承天与之外在合法性而放弃民受之这一内在合法性，所以必亡。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夏代灭亡揭开了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即仅有“天与之”缺少“民受之”的王权不具有完全合法性，早要灭亡。相反，历史上那些既拥有“天与之”，又不乏“民受之”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才更能营造和谐社会。这演化为后来各个朝代盛衰的根本：凡是注重把政权组建在“天与之”与“民受之”双重标准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反之凡是单纯承继“天与之”外在标准而忽视了“民受之”内在标准的朝代，就意味着该朝代走向了末世，新的朝代也就应运而生了。商代的崛起与灭亡商代用“宾于帝”发展了“天与之”的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天与之”是王位的一个抽象理由，到底上天应当把王位传继给谁，谁才是“天与之”的对象，这是“天与之”本身不能说明的。因此，商朝发明一个“宾于帝”的合法性思想。“宾于帝”是说般人祖先死后升天客居在上帝那里，殷人祖先与上帝有直接联系。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违背了政权统治“民受之”这一内在合法性。这不仅是夏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商朝灭亡的原因。2“敬天保民”：周代的政权合法性在接受夏商两代兴衰的历史教训之后，周代创造性地把内外两项标准综合为一个敬天保民”的完整标准。周人把“天与之”提升为“敬天”而把“民受之”发展为“保民”。小民的担忧周人是小民，周灭商是凭借商王权违背“民受之”的合法性，促使民反商王倒戈于周人。面对数倍于周的商人民众，周王不仅要给自已灭商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还必须让商民心服口服地接受周王的统治，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敬天保民的统治思想。这就成为周公改革的主要任务。周公改革之一：天子理念的诞生西周用“天子”的理念扬弃了商王“宾于帝”。宾于帝”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商主祖先是上帝的贵宾而已。商主与上帝并没有血缘关系。3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4 的领导集团才能凝聚人民的力量，不仅能提升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能有效增强抵抗外敌的能 力。 夏朝从产生到灭亡的原因 大禹之子启废除“禅让”制，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夏朝。 中国夏代，夏禹传子不再传贤，打破了能者居之和公天下局面，于是开启了“父传子”、“家天 下”的历史。 夏代家天下是对尧舜公天下的辩证否定。 首先，夏代继承了以往君权神授“天与之”的神学思想，确立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合法地位。 其次，由于放弃了“民受之”、“能者居之”的贤人政治，片面提倡“君权神授”的因素，也就为日 后夏朝灭亡买下了“伏笔”。因此，到孔甲统治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夏朝灭亡 。 本人认为，夏亡原因在于王道违背了尧舜时代“民受之”的根本。其结果，违背民意的王权，民 必放弃之。 夏代灭亡的根本原因 从尧舜到夏朝兴衰，隐含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必须解决好两大社会关系： 一是外在标准，需要解决王道和天道的关系，根本是“天与之”，即君权神授； 二是内在标准，需要解决好王道与民意的关系，其根本是“民受之”，即得到百姓的普遍拥戴。 夏只继承天与之外在合法性而放弃民受之这一内在合法性，所以必亡。 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夏代灭亡揭开了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即仅有“天与之”缺少“民受之”的王权不具有完全 合法性，迟早要灭亡。相反，历史上那些既拥有“天与之”，又不乏“民受之”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完 全的合法性，才更能营造和谐社会。 这演化为后来各个朝代盛衰的根本：凡是注重把政权组建在“天与之”与“民受之”双重标准的社 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反之凡是单纯承继“天与之”外在标准而忽视了“民受之”内在标准的朝代，就 意味着该朝代走向了末世，新的朝代也就应运而生了。 商代的崛起与灭亡 商代用“宾于帝”发展了“天与之”的王权统治的合法性。 “天与之”是王位的一个抽象理由，到底上天应当把王位传继给谁，谁才是“天与之”的对象，这 是“天与之”本身不能说明的。因此，商朝发明一个“宾于帝”的合法性思想。 “宾于帝”是说殷人祖先死后升天客居在上帝那里，殷人祖先与上帝有直接联系。商朝灭亡的根 本原因是其违背了政权统治“民受之”这一内在合法性。这不仅是夏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商朝灭亡的 原因。 2.“敬天保民”：周代的政权合法性 在接受夏商两代兴衰的历史教训之后，周代创造性地把内外两项标准综合为一个“敬天保民” 的完整标准。 周人把“天与之”提升为“敬天”而把“民受之”发展为“保民”。 小民的担忧 周人是小民，周灭商是凭借商王权违背“民受之”的合法性，促使民反商王倒戈于周人。 面对数倍于周的商人民众，周王不仅要给自己灭商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还必须让商民心 服口服地接受周王的统治，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敬天保民”的统治思想。这就成为周公改革的主 要任务。 周公改革之一：天子理念的诞生 西周用“天子”的理念扬弃了商王“宾于帝”。 宾于帝”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商王祖先是上帝的贵宾而已。商王与上帝并没有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