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7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相关历史现象 本书除了要探讨上述较严肃的课题外，还希望给明清社会 描绘一幅较活泼的图像。希望书中所描述的明清社会现象能纠 正一般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概念；例如职业妇女的问题，书 中育婴堂的乳妇就是不折不扣的职业妇女，清初时乳妇离开家 庭到育婴堂哺弃婴作为生计，后来甚至结合起来占据善堂，对 抗负责管理的男性；又如稍后的清节堂，妇女参与创堂与管理 的例子不少，足可说明中国城居妇女其实甚早参与公共事务；另 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与家庭发生纠纷的青年寡妇，除了像传 统那样躲到寺庵里以外，还可以申请入清节堂这个避难所。这 些虽只属历史片断，但或可稍为修正人们对中国传统妇女角色 的呆板印象。 又如父母溺要、弃婴的心态与动机等，实际的事实比我们 能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此外，如抢孀现象、风水与丧葬问题、天 折婴儿不能葬于家族葬地、地方“无赖”利用这些社会问题来 图利等，都是当时常见的现象，但经官方资料的扭曲，及一般 文集的疏忽，这些人间故事已渐为人所误解或遗忘。对今天的 读者来说，这些几百年前的事可能是极“新鲜”的。笔者的目 的之一就是让读者更了解明清的具体社会生活、更同情当时小 百姓的种种处境。 四、中国与江南社会 无论是严肃的概念分析也好，较轻松的社会生活描写也好
8·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我因能力及资料所限，无法以整个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基本 上，我主要以江南地区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但其中也加进了一 些其他地区的资料作为补充。我用了2600多种的方志，对明清 全国的善会善堂作了一个大致的统计。虽然如此，我必须强调， 书中的重要分析，主要符合江南地区社会文化，不一定符合中 国其他地域的社会文化。这个事实也反映在统计数字中，终清 一代，江浙两省有比例最高的善会善堂，如两省占了超过全国 58%的施棺善堂，超过61%的救济寡妇的善堂，育婴堂的数量 也占全国的32%（其他数字请看附录）。可见慈善组织现象影响 江南地区最深。 虽然我不认为江南地区文化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文化，但 江南是明清时代文化及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地域上的限制，希望读者加以留意。 五、所用资料 本书主要用的是方志资料，但除外也用了大量的文集、官 箴、其他官书等资料。 众所周知，没有史料是完美的，或者说没有史料能百分之 百地告诉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本书所用的主要是文字资料，换 言之，这些资料均受制于写作人的主观立场，而每类史料的作 者总有盲点。如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史料，因此内 容倾向“正统”史料，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 人物方面，则着重历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 英等，而文集的作者主要是受过相当正统教育的文人，因此他 们的意识形态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及思维，他们的写作内容也
导言·9 因而往往有所编颇，例如爱谈论各种怪延事物，如男变女、怪 物作孽等异事，但却极少记载具体社会边缘的现象；至于官箴 与官书的限制也就更明显，这些文献单纯从官方立场看社会，后 者则更是纯粹的官方资料。 不过虽然如是，利用史料的人如果能意识到史料本身的限 制，则这些材料仍有极高价值；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 框框，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本 书所谈的善堂资料，清代部分即主要来自方志。其中尤以江南 方志史料价值最高：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经过、负责的人、规 章等，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丰富 性而言，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志的水准要高，这也是本书的 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但是至于善堂的日 常运作记录，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卫生医药问题、领养的 情形等等，方志就只字不提。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志才有这 方面的资料，如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江宁府重建普育堂 志》(1871)及《江宁府重建普育四堂志》(1886)、藏于东京东 洋文化研究所的《洪江育婴小识》(1888)、藏于北京图书馆的 《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1891)等是笔者曾利用的资料， 但它们记载的事实都很晚，而且与同期西欧救济院的记录册比 起来，还是不够详细。 而文集由于内容多样化，往往补充了方志不足之处，尤其 明末清初的善会善堂，以及溺弃婴等资料，主要在文集中得到： 文集的资料长处在于接近真实，如清初文人唐甄描写有关苏州 育婴堂的情形、魏禧描述扬州育婴堂及其他善局的成立经过，都 比方志来得具体，并且生动自然。可惜的是一般明清文人对善 堂兴趣缺缺，所以有详细相关资料的文集并不多
10·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兽组织 官箴的资料类似方志，如清初黄六鸿著名的《福惠全书》， 书中即有地方官应如何推动育婴堂的资料，但较缺乏真实情形 的记载。但官箴有一优点，那就是对官绅关系特别敏感；由于 这类文献的作者多是仕绅，他们主要的关怀之一是如何拉拢背 景相同地方绅衿富户，而又不失代表中央的身份，因此文献中 常见官民关系的材料。本书在第四章中即用了不少官箴资料来 分析问题。 至于官书如实录、起居注、会典、会要等等都是提供具体 史实的史料，尤其是财务方面的资料，《清会典》、《钱谷备要》、 《户部则例》等官方文献均载有一些善堂的财务情形，这对于我 们了解中央如何资助不同地方的善堂有相当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住在中国的西洋人已不少，而且其中记景他们所 见所闻的亦不在少数；尤有进者，这些外国人与中国文人的触 角不一，兴趣也相异，视野自然不同：例如他们会较注意社会 边缘的各种现象；所以在外国人的游记中，我们可看到有趣的 资料，如明末清初耶稣教士对中国溺婴及育婴堂等均有描写，其 中一个清初法国耶稣会教士更翻译了《福患全书》有关育婴堂 的一段，并加上自己的观察，甚有意思；而清中后期来华的传 教士也不缺对中国善堂有浓厚兴趣的，如英国的William Milne,即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大量的善堂资料，也补充了中国 文献的不足。 最遗憾的是，明清通俗文学对社会的贫病弱者等边缘人完 全忽略。明清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像英国狄更斯的作家，对孤儿 弃妇感到同情及兴趣，生动地描述孤儿院内的生活。清代的慈 善机构数量及种类极多，并维持了两百多年之久，竟没有引起 任何文学创作者的兴趣，也确是奇怪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是言·11 本书极少利用文学创作作为史料。 总之，笔者尽量利用各类史料，将明清善会善堂的历史重 建起来，但史料是永远看不完的，遗漏无法避免，尤其是江南 地区之外的史料。有关善堂的问题，也当然远不只这本小书所 论及的。本书所忽略的课题，必然还有不少。如果这本书能引 起一些读者的兴趣，让他们继续发掘相关的问题，使得明清社 会的面目更为明朗，那是本书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