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 文化 中重人类学田野考察系列 eny no 中国东南的 桌里斯·里照 宗族组织 刘晓春译王铭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前 言 本书是社会人类学作品，但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 研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却不是由汉学家来撰写的。为了 解释为什么我要冒险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必须追溯到我作为 一个田野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的课题。1949年和1950年，在 殖民地社会研究院(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 资助下，我完成了对生活在新加坡殖民地的华人家庭与婚姻的 课题研究。「山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以及随后的岁月中，就我在 新加坡调查得来的材料和阅读用欧洲语言写作的关于福建、广 东两省汉人社会性质的作品，我一直在思考它们的重要性。起 初激起我兴趣的是这两个省份是东南亚华人的故乡，但是，我后 来发现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问题。如果政治 和学术环境允许，我可能早已去了中国东南地区，对我感兴趣的 问题进行第一手的研究；然而，事实证明，广东对于我来说，只是 惊鸿一瞥，那只是1955年在香港和澳门所作的一次飞行旅游时 所看到的。 在我的书中，我已经表达了对东南中国社会在近150年来 某些方面的思考。我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但它可以 帮助解释近年来已经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0 cial complex)问题。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 系是本书的主题。 前言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和广东，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特殊性， 2■ 即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尽 管在本书中我研究的是本土中国，但是我希望我讨论的许多问 题对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学生有所裨益；因为这是一个本身 能够引起入们极大兴趣的领域，在长期以来难以接近的中国往 往会产生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 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 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否则，本书的 结论很显然肯定是尝试性的。然而，它们可以被超越，也可以检 验现实的中国是否保存在一部封闭的书本中；因为，对于研究过 去的汉人杜会还有文献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地利用，我理解这种 状况。与福建和广东环境有关的地名词典和其他书籍能铭告诉 我们许多有必要知道的事实。几年前，胡先缙(Hu Hsien-chin) 博士给我带来了解汉人宗族概貌的文献线索，引起了我的兴 趣。[2]我们可以希望详尽的、汉人特定区域的社会历史在未来 的某个时候进入比较社会学的领城吗？那些敬重、欣赏且善加 利用历史社会学成果的人类学家，确实愿意接受对汉人的过去 进行重构和分析。 关于东南中国的思考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检验。在香港的 “新界”，进行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可能的。就我在 这一地区的简短经历以及我与非常了解这一地区的华英德 (Barbara Ward)女士之间的讨论而言，我可以说，人类学家能够 通过对这一处于英殖民管制下的小区域的研究，回答东南中国 的某些重要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仅仅在一个主要的方面试图弥补汉学的缺 路。我感到两篇中文论文可能对我有所帮助，尤其在东南中国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的材料方面，而且在伦敦经济学院地理和人类学研究部的资助 下，我将它们翻译过来。现在已经证明它们非常有用。【)除了 3 这两篇论文之外，其他我利用过的出版物都是用欧洲语言写作 的。坦白地说，其中有些材料是社会学的，而许多材料是从不同 的书籍和论文中收集而来。我试图发现片段的材料，将它们集 中在一起，建构一个有说服力的、关于福建和广东乡村社会的图 景。无论什么材料，只要我手头拥有，我都已经利用。当我们对 一个具有长时间跨度的广大地区知之甚少时，我们肯定会惊愕 于为了保持系统的描迷而作的时空晓跃。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面 积为150000平方英里，在最近一个世纪，居住的人口可能有 500万左右的变化。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关于乡村生 活的材料却非常稀少。 然而，尽管资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深入把握东南中国的乡 村社会史，但至少在原则上并不能妨碍我们建构一种确定结构 的模式，这一模式很明显在这一地区是共同的，而且看来已持续 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论文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我试图建构 的东南中国地方宗族模式的效用。开始的时侯，我必须表述明 白，我最终建构的图景与现实形成了距离，因为总旨包含了许多 变量，而我力图保持对能够举出的事实的信心。但是，即使我建 构的地方宗族的图景与福建和广东曾经存在的宗族不相符合， 它至少也是许许多多这类宗族特点的概述。我们可以据此就事 实上存在的宗族得出某些结论，作出某些预示。 在收集本书的材料和思考材料所引出问题的过程中，我得 到了不同人以不同方式的帮助。关于本书的最早的阐述是 1952年应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教授之邀，在曼彻 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所作的讲演以及同一年在伦敦经济与政 治学院所作的系列讲演。感谢对我作出有益批评的所有学者。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