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 《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 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 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 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 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 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 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 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 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 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 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 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 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 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 《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 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 度,张说引喦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 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 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 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 《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 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 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 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 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 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 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 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 《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 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 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 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 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 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 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 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
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 《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 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 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 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 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 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 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 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 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 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 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 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 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 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 《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 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 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 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 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 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 《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 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 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 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 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 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 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 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 《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 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 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 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 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 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 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 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 卷。其他还有《令》
《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 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 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 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 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 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 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 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 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 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 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 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 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 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 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 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 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 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 《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 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 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 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 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 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 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 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 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 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 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 《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 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 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 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 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 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 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 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奷,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 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
《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 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 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 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 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 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 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 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 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 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 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 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 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 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 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 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 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 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 《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 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 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 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 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 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 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 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 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 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 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 《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 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 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 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 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 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 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 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 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
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 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 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 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日唐书》 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 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 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 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 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 《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 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 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 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 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 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 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 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 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 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 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 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 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 (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 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 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 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 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陆广微《吴 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 《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 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 《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 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 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 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 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 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
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 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 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 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 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 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 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 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 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 《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 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 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 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 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 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 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 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 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 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 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 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 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 （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 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 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 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 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陆广微《吴 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 《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 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 《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 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 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 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 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 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
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 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 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 园宅等,亦杨伭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 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 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 《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岀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 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 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 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 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 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 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 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 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 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 《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 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 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 (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 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 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 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 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 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 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 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 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 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 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 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 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 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 《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 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
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 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 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 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 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 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 《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 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 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 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 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 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 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 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 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 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 《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 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 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 （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 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 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 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 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 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 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 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 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 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 “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 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 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 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 书》 《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 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
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 “《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 《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 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 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 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 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 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 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 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 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 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 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 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 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 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 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 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 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 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 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 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 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 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 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 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 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 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 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 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 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 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 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 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 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 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 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 “《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 《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 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 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 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 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 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 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 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 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 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 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 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 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 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 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 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 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 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 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 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 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 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 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 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 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 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 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 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 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 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 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 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 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 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 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