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剧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公元前T70年，犬戎进攻西周，9王室被追从镐京东迁至洛阳*，西周 的等级制度最终崩溃。这次事变标志着“王室的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的 最后终结”10。周王室不但失去镐京，还要给儿个在危机中护驾有功的强 大诸侯国封地，资源基础因而大为缩减。在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 国纷纷独立于周王室。11鲁国开始在公元前T22年编订其公室的编年《春 秋》，就是对这种新政治现实的反映。周王畿旁的郑国甚至多次割取王室 领地上的麦子*。为了惩罚郑国，周王在公元前T07年对郑宣战，但却遭 到羞辱性的失败**。从此，周王室的地位日益“向诸侯取齐”12。在盟会 上，各诸侯国君不再顾虑其爵位的差异而平等相待。 历史学家们通常以公元前770年为多国时代的开端。但是，封建等 级制的解体不能成为界定国际体系形成的唯一标准。13杰克·利维(Jack L,v八y)认为，国际体系由“在特定领土范围内拥有中央权力、独立于任何外 部权威、在相互依赖的安全体系中互动的国家组成”14。巴里·布赞 (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强调第三个因素，认为 “不能相互施以军事威胁的一组国家不构成国际体系”15。国家间相互依 赖的关系称为“互动能力”，即“交通、通讯和组织能力的总和”。16利维提 出：“1494年底法国入侵意大利和1495年3月《威尼斯条约》的签订标志 着主要欧洲国家形成了行为上真正相互依赖的体系。”17在中国的春秋战 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在公元前770年后的近…个世纪里都只存在双边的 或区域性的军事和外交联系，其后他们之间才建立了更为系统的联系。 白牧之(Bruce Brooks)在《春秋》中注意到，直到公元前659年之后，各诸 侯国才有充分的联系，从面获得全面的相互认知。18巧合的是，楚国在公 元前659年到公元前653年间反复攻打郑国，齐国为此组织了北方国家 联盟，并于公元前656年进军楚国边境*。因此我将春秋战国国际体系 的开端之年定为公元前656年。该体系结束于公元前221年，即秦国统 一天下之年。近代早期的欧洲体系终结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之年，即 常当时称雠超。译者注 详见《左传·隐公三年》。一一译者注 *￥史称“缛蒸之战”，详见《左传·相公五年》。一一译者注 *即“齐相公伐楚盟罹完”，详见《左传·僖公四年》。一一译者注
■第一章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 1815年，19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国体系中，诸侯国互相征战，视情形缔结或解散 联盟，并设立专门处理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外交官员。在这种环境下，中国 不论是兵法的编写还是领土主权的界定均早于西欧。0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或者说“中原诸国”像欧洲国家样：它们都是领土国家，因为君主 们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清晰界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排他性权威”之上；它 们也是主权国家，因为君主们“要求人民承认他们是国家的最终权威，以 及不承认其上有更高的司法权力之源”.1虽然各诸候国最初只是沿黄河 流域零散分布的城邦，但随着一些强国平定周边地域并吞并弱小邻国，诸 侯国变成领土规模越来越大的政治实体。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缓 冲区被逐渐蚕食殆尽，领土中不相连的部分不时被以和平方式交换。由 于诸侯国边界日益连接起来，边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检查站，边界因此日 趋固定。需要借道去第三国的使节必须得到借道国政府的批准，否侧就 会被捕甚至有丧命之虞。在战国时期，各国“在边境设立了一一连串的观察 哨，在战略要地建设要塞，并最终沿边境修起了用于防御的大型城墙”，这 使主权国家的领土特点变得更加鲜明。22在多国体系的最后阶段，出国旅 行的人甚至被要求携带证明文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护照。3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国家间关系上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而且两者 在国家-社会关系上也很相似。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建立了各自的 中央政府，拥有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垄断了国内暴力的使用，并在全国范 围内征税。一般认为，中央集权化的僚机构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的。但 是，顾立雅(Herrlee Creel)指出：“当我们拿两千年前的中国政府机构和近 代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獠机构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间拥有最令人 惊叹且可能是最具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4要论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官 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和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 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人与支 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的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 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法律权利、思想自由 和福利政策的谈判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时间要远早于欧洲。简言之，春秋 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许多关键的层面上具有显著的相似性。 5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在往下论述之前，我要强调的是，本书没有就跨度达757年的两大历 史体系中的国际和国家社会关系现象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没有一本 书能承担这项重任。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阐述公元l000 年以来的宏大历史时所说的那样，“我处理史实就如同一块石头从水面掠 过…我无法掌握写作本书所需的全部历史"25。同样，我对古代中东 史、古希腊史、印度孔雀王朝以前的历史、古代玛雅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史、三国时期的朝鲜史、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史知之甚少，因此我 也不能肯定本书所作的中欧比较研究可以推广至其他历史体系.26我只 是希望这是走向比较历史体系研究的第一非。 研究方法 如果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方面都有这么多相 似性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可 以一直保持多国均势状态？这仪仅是因为两者不可比较吗？毕竟，这两 个体系在文化上代表了东西方的两极，在地理上分别坐落在欧亚大陆的 两端，在时间上相隔两千年。因此，中欧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不能遵循主 流的“共同基础”比较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这种方法要求研 究者根据共性最大化原则，通过比较只有单个变量变化、其他变量完全相 同的两个案例来检验命题的有效性。27然面，研究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们观 察到，其他条件相同的假定(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几乎无法应用在 历史比较研究中。8如果学者们严格遵循这条原侧，那么比较研究就只能 限定在邻国范围之内 为了打破这种不必要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抛弃普适性理论 并转而集中关注因果机制，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定律，而后 者侧研究偶然性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29乔恩·埃尔斯特(Jon 7世纪以前朝鲜半岛上并存的新罗、百济、高句丽三个封建国家。一一译者注
■第-章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 Estεr)指出：“机制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它是否能广泛地适用于预测和控制 社会事件，而在于它所蕴含的因果链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确性，以使我们 能够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下确定相似的因果机制。”30道格拉斯·麦克亚当 (Douglas Me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查尔斯·蒂利甚至 毫不含糊地放弃了“共同基础”研究法，并提倡“非共同基础研究法(u- 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31他们使用“不同案例进行成对比较”，以 期发现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如何能够与变动的初始状况和客观环境以不 同方式结合起来，从面产生差异极大的后果。2我在本书中采用这种名为 历史一制度主义的方法，并对初始状况、客观环境、时间选择和路径依赖 给予特别关注。3同时，我还根据国际政治的结构主义方法来检验战争的 压力如何在不同时空下导致相似的因果机制。蒂利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 点，他说：“欧洲与中国在政治过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因为这些相似的 过程出现在不同的时序，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环境当中，因而产生迥异的 结果。34 当我们关注因果机制而不是普世法测时，就可以不用欧洲的视角来 透视春秋战国时期。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和蔡泳(Yong Cai)在研 究宫僚理论时就将秦朝视为“经验上的局外之物和理论上的反常之 物”35。国际关系学界的许多同僚同样也希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 么均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失败了？36王国斌观察到，当我们视 欧洲经验为规范而非西方经验为异常时，我们便会错误地“寻找世界其他 地方走错路的原因37。这个“为什么不这样”(why not))的问题还假定社 会发展的单向性(unidirectonality),因此导致我们难以理解不同的发展轨 迹。8查尔斯·蒂利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西方经验或许只是幸运的尝试， …种失常的发展，…个死胡同，或者仅是许多可能的路径中的一种”39。 因此，我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 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0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欧洲中心论必然不能应用于非欧洲环境。41正如 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虽然片面，但它并不一定比 从其他角度的研究更错（或对）”42。中国中心论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 个案。虽然欧洲中心论者错误地认定制衡是普世的规律，但中国中心论 7
■战争与国家形戒：春秋战倒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者也错误地假定普世帝国和专制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两 种观点所狍的错误都是以回顾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即从现代政治现象出 发，回头向历史中寻找原因。这种研究方法造就了所谓“事后诸葛亮式的 确定性”，它会蒙蔽我们的眼腈，让我们看不到种种“被压制的历史可能 性”和未经尝试的历史路径。43它还埋葬了“数百个曾经盛极一时但后来 消失的国家”44。更好的研究方法是从历史形成阶段往前探寻曾经可能 的路径及其结果。5 为了追寻中国和欧洲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我还根据王国斌提出的“对 称的观点”，从欧洲的视角来评估中国和从中国的视角来评估欧洲.6这 种方法相当于将近代早期欧洲当作一个“反事实的中国”，以及将春秋战 国当作一个“反事实的欧洲”。标准的反事实思想试验(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要求分析者追问如果假设的原因不存在会发生什么 事。4？但这种假想的反事实推理方法对于系统分析和宏观历史研究用处 不大，因为相互联系的现象“无法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48。然而，这个困 难可以解决，办法就是使用真实的案例来“锁定”(anchor)反事实推理。49 在本书的历史分析中，我首先以欧洲中心论来检验春秋战国，再用春秋战 国的经验来检验近代早期欧洲。 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的基本架构 为了如实考察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发展，本书所要研究 的问题在措辞上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如果这两个历史案例同样经历了类 似的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互动的过程，为什么它们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为什么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发展轨迹在初期逐步聚合面在后期却 分道扬镳？为什么中国在春秋初期保持稳定的制衡，但在战国后期却走 向统一？我所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不仪融合了欧洲中心论和中国 中心论，面且还同时容纳了制衡和支配。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是权力。但政治学家很少全面研究权力政治，往往将与支配相关的问题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