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居民当中广为流传。 定居居民文化与中亚绿洲州商人 有一道绿洲地带将甘肃西部与锡尔河及阿姆河（即希腊人所 称的奥克苏斯河)流域连结起来，两侧均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一 直伸展至帕米尔之外：酒泉、安西（北边是哈密、吐鲁番、库车、 阿克苏，南边为敦煌、都善、尼雅、于阗、莎车)、疏勒、浩罕、 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这一带绿洲乃定居农人与商人的地 域，曾是亚洲所有民族交会之处，计有：操印欧语的居民（库车 人、于圆人、粟特人)，“阿尔泰”语居民（匈奴人、突厥人、维 吾尔人、蒙古人…)，汉藏居民（汉人、西藏人、唐古特人 …)。1900年在甘肃西部敦煌城附近曾发现五至十世纪的各种 手稿，手稿表明这一带绿洲居民有其国际性。汉人，草原牧民，喜 马拉雅山系山地居民，以及建于帕米尔之外的各国在历史上为掌 握此地的控制权，连年争战，从未停止过。除大量汉语手稿之外， 尚有许多藏语文本，此外还有以下儿种文字资料：维吾尔突厥文、 粟特文（即东伊朗文）、唐古特文、于闻文、库车文、梵文、古印 度文等。 这些绿洲从前十分活跃，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伊朗、印度、 近东以至地中海居民的影响由此而进入东亚。 欧亚大陆通道 最后，远方文明影响亦应占据重要位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总 的来说，东亚与欧亚大陆西部及南部地区保持着联系，华夏世界 尤其如此。这种联系引发了三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苣大贸易 ·20·
潮流（海上运输与商队运输）；大规模军事扩张与外交往来；宗教 广泛传播与朝圣大发展。来往最频繁的路径因时代不同而异，因 而与东亚各地区维持联系的地方亦并非始终如一。自中国古代末 期（前三世纪）至九世纪，绿洲之路曾起过重大作用。十三、十 四世纪北边的草原之路将蒙古、中国北部与欧洲及中东国家密切 联系起来。各时期的海事扩展对欧亚文明史起过重要影响。印度、 伊朗海运扩张是在二世纪至八世纪，中国在十一至十五世纪之间， 而欧洲则从十六世纪初开始。 穿越欧亚大陆位于华夏世界接壤处的各条大路均通到商业中 心，来自中亚、印度、中东的商人，使者，传教士曾经常来往于 此。中国沿海口岸亦同样成为来自不同地区的水手、商人的会聚 处，其中山东与江苏沿岸有朝鲜人、辽东人，浙江有日本人，东 南亚与印度洋有印度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广东与福建有西 方人（自十六世纪开始）。漫长的行程以及年度季风环流均说明何 以传播远方影响的外国移民地会在这类口岸形成，会在位于华夏 世界商业枢纽的城镇中建立（交通枢纽有：将陕西渭河流域与长 江下游地区连接起来的通道，通过湖南湘江流域、江西赣江流域 将广州与长江中游联结起来的通道，将杭州地区与开封地区、北 京地区联系起来的长江流域及大运河等等)。中国大城市，尤其是 首都，向来成为国际性都会，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军队、使团、朝 圣者、商人、手艺人则几乎遍访亚洲所有地区。 将东亚生活方式与文化简要分类以及回顾外来影啊可令人了 解该地区复杂而丰富的人口现实。正如欧洲的省份一样，中国本 身以及邻国的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也就是关于以下诸方 面的历史：地区居民，地区在历史中所属的政治实体，地区从土 著种族、从邻近或遥远地区居民所接受的影响。语言、习俗传统、 居民人种，处处都留有历史的痕迹，可以追湖到相当久远的年代。 华夏世界曾同生活方式及文化均与之迥异的民族保持接触乃 至经常往来，而且多于其他任何地区。同时，中国所接受的文明 ·21·
(古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印度、伊斯兰国家、基 督教的西方)均有其自身特点，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由 于许多不同成份参与华夏文明，促进其形成，使之丰富，并在历 史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因而华夏文明亦如历史上其他伟大文明 一样，能够不断创造更新。 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 中国史与西方自古至今的通史的根本差别在于分析准确程度 不同。并非由于材料匮乏，而是资料过于丰富，对其利用方才开 始。例如意大利或法国的十六世纪历史我们逐年尽知，对该世纪 所发生的历史变动的研究已进展到异常深入的程度，而相反，中 国历史在西方则鲜为人知，大家仍往往参照长达三四个世纪的历 史时期。如明代(1368一1644年)，有时就作为均一的整体来援引， 在这个整体中，只可能确定几桩大事件。而这段时期的历史尚有 待分期、分地区去发掘，因为明代中国从热带地区延伸至西伯利 亚，其覆盖面积相当于法国十倍。 关于中世纪的研究尚未深入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中 世纪是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而历史家的研究却表明，其时的 演变丰富而复杂。从前似乎是死寂的事物又呈现出生命、色彩与 运动。中国历史如同我们未经开发的中世纪史。一再指摘这段时 期停滞、往复循环、重蹈相同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这种指责无 非是对一段未知历史作价值宣判。无疑，本世纪以来中国、日本、 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史的大量研究已大大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但是， 仍未深入细节之中，无法如我们研究西方历史那样精细，远远未 达到分析水平，不足以去考虑对中国与欧洲的演变加以比较。 然面在这演变过程中，仍然可以辨别出异常不同的社会政治 组织形式。古代信教、尚武的王国（约于公元前1600一前900 ·22
年)与前三世纪建立起来的集权帝国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 者由享受俸禄、可以撤换的官僚执掌。公元前十至七世纪的社会 则完全别具一格。当时列国并存，其元首由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高 官辅佐，而且崇奉家族的长幼尊卑。但自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 来，其间变化之大就超平通常人的想象。因为用词的一致掩盖了 这种变化。三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在长江流域的各国中形成一个 拥有小城堡与属地的实行内婚制的贵族阶级，而且左右中央政权。 这种现象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宋代(960一 1279年)初期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阶层中存在着朋党之争，而明 代皇帝于十四世纪末期建立的却是独裁帝国，二者之间何啻天壤 之别。1912年清皇朝的消亡被视为两千年政治制度的终结，但这 纯然是个幻觉。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公元前221一前210年），最 末一个皇帝是孩提时代便登基、年号为宣统(1908一1912年)的 溥仪，虽然从前者至后者一直是帝位相传、朝代更迭，但是朝代 与朝代之间却存在深刻差别，牵涉到国家组织以及通常掌握实权 的杜会集团（贵族军队统领、靠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宫 …)。要从中华帝国制度的整体，从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去描绘其 特点，这是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因为政治制度是活动机体，会不 断适应社会变动与经济变动，只有短时期与之抵触。 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 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并非排斥任何 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削弱小、专断强暴都不是华夏世界 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 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 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也并非难事。 关于中国政治形式自远古至今日的更迭变化，下面的总框架 可以为我们提供明确概念。 ·23·
一、古代 约于前1600一前900年。这是宫廷文明时期，中东①的文明 在同一时期亦出现类似的事例。国王是贵族阶级的第一号人物，其 专门活动是祭杷与作战。国王既是军队的首领，也是祭祀的首领。 所有活动都依附于王宫，王宫同时担负政治、宗教、军事与经济 的职责，没有明确划分。 约于前900一前500年。贵族城邦制度取代了古老王国形式， 各城邦既联盟又争夺。各诸侯国的首领在一种基于亲属关系、祭 祀特权的等级制度中，通过家庭、宗教、政治、战事、经济等关 系互相联系起来。但贵族城邦制度在此时期末年便告解体，而同 时组成彼此争斗的大国。 约于前500一前200年。贵族社会的危机因发展了君主制而 获得解决，最后创建了中央集权式国家。由于取消封地并消灭大 贵族，中央集权国家便直接依靠作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之源的 农民。 二、武士帝国 前220一190年。中央集权式国家因征服各小王国而扩展起 来。但其自身的演变亦十分迅速。集权有利于皇宫但损害官吏的 利益，因而连续引起两次危机，第二次终于导致政治上的大混乱。 卷 ①我们在书中采用英式的“中东”一词，指的是从北印度平原直至地中海的广 周地域，与“近东”一词相反，后者的含义仅限于地中海东岸各国。一原注。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