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社 会 17 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 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 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 方志，参与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动。在当地遭灾时，他们也会组 织对流民、无家可归的人、老人和贫芪的救济，当发生骚乱时， 他钉可以在皇帝的认可下资助、招募甚至统率民团。·在所有这些 活动中，地方上层人物运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和与政界的关系， 还运用他们对儒家行动准则和地方行政的知识，既提供镜财，又 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反过来，地方上层，尤 其是那些大绅士，便一起利用他们与官府的联系来保护他们的经 济地位，·因为国家制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豁免权来保护他们 的私有财产免遭宜府的勒索甚至没收。他们对官府施加影响和免 除劳役或肉刑的特权被审慎地维护着。绅士们有：派绅士风度来 表明他们的身份，一一长袍，长指甲，能诗善赋，有欣赏艺术的闲 情逸致，彬彬有札。总之，过着一种与老百姓相脱离的生活。在 社会安定时，·这些地方土层人士，即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自觉 性和内聚力。他们的理想就是组成一个内有若干庭院的大家庭，、· 几世同堂，婢仆成群，共同聚居在一起。6？ 要把绅士作为社会-政治的官员和作为地主这二者的作用协 调起来，方法之一就是要承认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区别。简言之， 各级功名按其性质来讲只能为个人所特有，而财产却是由家庭占 有和传下来的。上面述及的士子文人在非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 用就是由个人履行的，·而在一个地主所有制与家庭观念紧密连接 在一起的社会里（尤其在华南），个人同时却是家庭的成员。·由于 财产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靠勾通官府来保护的，士子文人绅 〔5)见何网律，·《中华帝國晋升的阶梯，以及何著此书中呒引的著作。·
18 第一章导言：旧秩序 士就能够利用他们的政治社会身份来维护地主一绅士的经济地位。 这两种起作用的成份，即士子文人一绅士和地主一绅士并不是相互 排斥的，而是相互加强，时常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合二而一的。 可以认为，十九世纪初期的地方上层人物，首先是由一一些拥有财 产一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家庭组成的：其次，大部分科举登第的人 都出身于这类家庭。虽然，有些功名获得者是靠个人才干而获得 成功，有时，还能在社会上飞黄腾达，'但是，如果不能获得家庭 的支持以便在早期有时间学习，和得到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那么 能起步的人无疑只是极少数。 地主一绅士之家似乎有一种使自已世代勿替的特殊本领。与 农民比起来，他们的儿子结婚要早。他们可以纳妾，他们的要儿 死亡率也较低，因此，循绅之家，由于多子多孙，其后代产生有 才之士的机会也较多。个世家还可以同时在乡下和大城镇扎下 授基，以分散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当农村发生灾荒和猛动时， 这个家庭的城镇部分可以安然无恙。而当城市里改朝换代或出现 官员造成的祸害时，·他们在乡下的老家却风平浪静。当发生内战 或外族入侵时，双方阵营里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各 为其主。旧中国的这些世家大族都褐望子孙满堂，十分重视维系 家庭-宗族的世系。这就需要在生育和婚丧中竞尚奢华，培养与官 府的交情，在教育上下本钱，使得其儿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 腾达。 因此，功名获得者的个人社会一政治作用和地主一绅士家庭的 经济作用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没有必要在地方上层 的这两个分析基点作区分或选择了。虽然如此，由于历史的情祝， 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解释。首先，由于1905年废除了陈旧的科举， 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功名获得者，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是 “外居地主经营制”，便明显地增加了，致使现代的土地革命便把 土豪劣绅当做首要目标，他们仍然是地主，但是剥削性更大，而
旧 社 会 19 不再是地方上的社会领袖。从说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租栈”的活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着 到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这种大规模的“外居地主制”经 营的实际情祝。这些租栈代表它们借以建立的宗族或氏族，同时 也接受别的大家族的委托而当它们的代表。它们收租、纳税、 收各种费用，雇佣家住农村的收租人，也在主要的事务所雇佣文 书和工作人员。它们在和佃户们打交道时也能得到衙役的协助。 一个租栈经管着成千亩土地，佃户们按照租约耕种大量分散的小 块土地，租约是没有限期的，可以父子相承。这些租约上的租佃 权可以买卖。它们可以由几个儿子继承并且在他们之间进行再分 配，或者相反地，由租佃人经过积累而再把租地集中起来。尽管可 以继承，但是这些租约并没有建立起一一个“法定的农奴制”，相反 却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一般说来，长江下游地区一个佃农 交纳的平均地租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地主交纳的土地 税则仅为地租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收租人负责下达“租栈”发 出的收租通知，充任收租人者可能是当地的村长、僧侣甚至寡妇。 为了强行收租，当地的衔门可能发出拘捕令，并出动衙役逮辅那些 欠租者，这些费用则由地主租栈支付。因此，在十九世纪末期，至少 在中国的这个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地方官府和租栈所代表的地主 家族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粗栈的管理人员开列 不良佃户的名单，地方官便出动差役捕人，因为收租是政府和地主 的共同利益，只有地主收到了地租，他们才能从中交出土地税。C6】 有关更早时期和其他地区的这类活动，文献记栽就不很详细 了，到1800年时，中国农村的大户可能已经在对村杜进行谨慎的 领导，和对佃农进行以自已家庭为中心的自私的剥制之间维持了 C63 已故的村松祜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论文要音概括写成《清末民材江南地主制 度的文献研究一文，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9第3期(1986年)， 第566-599页
20 第一章导言，旧秩序 某种平衡；但在这种平衡中编重于娜一方，‘则是另一个尚未解决 的问题。现在得知，一般在农业产量较低的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出 产、收获、运出和出售给城市消费者的剩余粮食比较少，租佃关 系也就不大发达。这里出现了一片严重贫困的景象，所以实行地 主所有制是不合算的。在此期间，关于十八批纪和十九世纪早期 农民中发生的贫困、骚动和叛乱在文献中有越来越充分的记载。 这样，地方的上层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是村社的领导者或剥削者， 这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和农民的贫困及中国人一般的生活水 平这一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了。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事实，对它的全部 意义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估计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人口在十 八世纪至少增长了一倍，这个总的增长趋势一直继续到1850年， 虽然增长率有所降低。这种人口增长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无 地的贫民人数增多了，“许多人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迁出。在这些移 民定居的地方，交通可能依然不发达，政府统治依然无力。在新 建立起来的生活艰摊的地区，·自然要发生贫困、没有法制和象白 莲教之类的起义运动。这反过来又使吏治败坏，使清朝的威望遭 到损害（见第三章）。粮价上涨，仓贮枯竭，政府佴导勤检节约，以及 其他许多表示物资紧张的征候，在清朝的中叶是史不绝书的。〔们 然而，人日的增加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 巨大增长，因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 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的刺激，进步建立了银 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的组织，以及采用了 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简言之，·人世和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增 长，在中国象在同时期欧洲的某些地区一样，促进了商业化，并 C7)珀金斯，《138一168年中国农业的发巖)，散见于此书的各处。铃木中正： 《消朝中期史酐究，第1章
日 社会 21 且提高了商人的作用。 在士大夫所写的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注意商人阶层。卓 在汉朝，商业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商人集团很 少能成功地争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恰恰相反，他们仍然从属于官 府，不得不从官方获得特许并交纳捐税，而且为了免遭非官方形式 的榨取，他们还得依靠与官嶽们的个人关系。宫方控制商人的一 个结果，就是中国的文献只注意记载政府的体制以及知识阶级的 思想和学说，而从圆仁和尚或马可·波罗时代起一直到今天，那 些个人对中国城市生活的观絮却往往强调其議往熙来的商业特 征一这真是咄咄怪事1 在旧时的中国，经济事业跟宦海生涯或一般的社会生活一祥， 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且依懒于所建立的私人关系。因此，商业依赖 于家庭商号，在这里，亲属关系成了主要的忠诚纽带。个人在家 庭商号里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但在一场危机中，他也可以指望得 到家庭无限的支持。在缺乏不井私情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在没 有保险机构和商业法的情况下，一个商人的主要资本便是他的信 誉和担保人，但他和官府当局的私人关系也同样重要，因为从那 里他的商号才能获得准予开业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认可。商人阶、 级防止官府控制和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商人集团的团结。很久以来， 饲一行业的商店都开设在城市的同一条街上。商人们奉命按照行 业而结合在一起，到晚唐或宋代时，他们经过与官府的周旋，建 立了行会。 在发展周围的私人关系时，商人们仿效士子的惯例：士子们 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 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 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 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就商人来说，他们在横的方面 与其他同行商人或手工业者之间，即与他们最接近的竞争者之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