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 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 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 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 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 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 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 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 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 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 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 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 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 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 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ε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 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一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 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 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 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鏝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 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 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 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 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 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 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 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 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 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 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 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 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 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
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 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 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 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 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 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 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 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 13 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 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 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 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 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 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 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 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 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 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 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 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 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 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钁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 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 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 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 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 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 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 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 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 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 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 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 和 M32 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 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 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
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 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 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 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 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 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 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 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 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晩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 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 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 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 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 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 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 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 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 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 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 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 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 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 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 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 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 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 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 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 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 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 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 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 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 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 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 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 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
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 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 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 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 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 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 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 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 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 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 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 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 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 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 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 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 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 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 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 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 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 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 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 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 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 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 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 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 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 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 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 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 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 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 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 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 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 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
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 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 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 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 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 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 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 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 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 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 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 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 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 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 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晩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 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 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 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 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 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 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 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 1.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內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 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 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 面积基本一致: 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 普通墓葬; 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 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 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 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 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T23M2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T27M2 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 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 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 发展和深化
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 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 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 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 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 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 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 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 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 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 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 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 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 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 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 F411 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 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 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 “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 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 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 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 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 1．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 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 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 面积基本一致： 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 普通墓葬； 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 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 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 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 M3015 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 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 T23M2 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 T27M2 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 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 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 发展和深化
五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 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河——丁村系的区别。不过由于各 地考古发现的不平衡,这种区系的划分难于准确和取得一致认识,到新石器 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 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 线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狞猎采集经济文化 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 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 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 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 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 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 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 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 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 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 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 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 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 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 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 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 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衣业又有 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 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 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 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 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 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 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 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 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 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 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 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 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 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 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五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 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匼河——丁村系的区别。不过由于各 地考古发现的不平衡，这种区系的划分难于准确和取得一致认识，到新石器 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 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 线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狞猎采集经济文化 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 6500 年至前 5000 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 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 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 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 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 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 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 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 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 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 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 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 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 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 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 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 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 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 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 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 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 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 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 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 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 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 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 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 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 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 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 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 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六 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 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 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 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 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 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 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 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 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 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 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 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 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 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 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 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14年代的比照来 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 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 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 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 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 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 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 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 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 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 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 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 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 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 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 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 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 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 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
六 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 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 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 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 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 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 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 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 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 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 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 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 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 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 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 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 14 年代的比照来 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 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 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 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 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 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 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 3500 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 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 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 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 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 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 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 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 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 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 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 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