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教化百姓。同时，圣人又“随时而作”，不断对原有的“礼”加 以损益，使之不断完善，合乎风气之宜，从而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 孔子对夏、商、周三代之礼的损益，更是成为古代杜会不可移易的 大经大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 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二程集》，第74页)这无 疑起到了神化古代礼法的作用。再次，孔子之道是君权社会致治 的根本。程颐说：“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 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不尚刑，未尝偏废也。”(《二 程集》，第720页)程颜对于孔子尚德缓刑的“统治”主张有所修正， 提倡刑教并施，先刑后教。这意味着面对被压迫者的反抗(“乱”)， 统治者的镇压更加严励。但是，镇压往往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 因此，程顿又大讲“圣人”的所谓“止恶之道”。他说：夫以亿兆之 众，发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虽密法严别，不能胜也。… 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 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故止恶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 (《二程集》，第831页)这无非是强调运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以补刑法 之不足，镇压与安抚相结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也就是“大 巾至正”的孔子之道的社会作用。 儒家主张，孔子之道是人人都应该学习、掌握的，并且应该成 为行动的指南。在这方面，理学家很注意破除圣人之道难学的思 想障碍。程颐说：“圣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实雅然也，人弗为耳。” (《二程集》，第193页)认为孔子之道不可以雅易言，事在人为，只要 肯花工夫，就不难。有志者事竞成。同时，只要学习方法得当，不 但可以“入」”，而且可以探幽阐做。他说：“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可到也。”并且指出了“入门 的途径：“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因为，“经所以载道也”，读经可 以明道。但是，若“诵其言辞，解其训站，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 22
耳。”(《二程集》，第671页)程颐的这一“艚粕”论，旨在强调读经明 道的重要性，并非认为经书本身是“糟粕”。与此相联系，程颐十分 重视“自得”，他说：“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 《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已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 有得。”(《二程集》，第279页)所谓“自得”，就是心有“实见”，即有其 实的感受。为了强调“自得”，程颠说：“为学，治经最好。荀不自 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二程集》，第2页)甚至说：“假如人 言孔子为圣人，也须直待己实见圣处，方可信。”(《二程集》，第145 页)这当然不是否定孔子为圣人，而是要人真正认识孔子之圣究党 体现在何处。据说，真的这样做了，就能体道成德，即使不能成为 “圣人”，也能成为“真需”。 孔子之道是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正统地位和支配权的一 面旗帜。而“道统”说则是儒家为争夺正统地位和支配权而锻造的 一件有效的思想武器。汉代董仲舒早就提出过圣人相受而“守一 道”之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 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举贤良对策》三)唐代韩愈在此基础上 又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承系列，“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原道》。程顾论孔子之道的传授关系说：“孔子没， 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 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二程集》，第327页)值得注意的是，程顾在孔、孟之间，突出了曾 参（约公元前505一前435年）和子思（公元前483一前402年）。曾子 讲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道出了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真 谛。子思曾作《中庸》，“《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二程 集》，第160贞)。程颢认为，《中庸》所讲的皆是圣人“贯”之道，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二程集》，第140 页)程颜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二程集》，第411页)。《中 23
庸》是二程发挥理学思想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它也是孔子之 道的重要内容。 在理学家看来，圣人之道（孔子之道）虽至孟子而“益尊”，却义 因孟子死而“不得其传”。这个失传千余年的圣人之道。只是到了 周敦颐（公元1017一1073年）、程颗、程顾才又重新获得接续。颐 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直接以其兄程颢接续孟子，他说：“周公没，圣 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 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 诸后：无其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 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 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 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二程集》，第640页)程颜在这里说，由于程 颢这位“真儒”“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孔子之道才又重放光明。中唐 以后，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儒学复兴运动，宋明理学便是这个运 动的产物，也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二程作为宋明理学的正式奠 基者，自觉地向先秦儒学“复归”，以孔子之道作为理论上的一面旗 帜，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和支配权，并且获得了成功。自 元代中期以后，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 意识形态。 在中国君主制社会里，孔子之道是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的精 神支柱。只要君主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其精神支柱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动摇。这也就是历代思想家总是要打出孔子之道这面旗 帜的原因所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多少给这面旗帜 染上一些时代色彩罢了。 三六经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曾别《诗》、叙《书》、正《乐》、作《春秋》、 24
赞《易》。《诗》、《书》、《礼》、《乐》、《春秋》、《易》即通常所谓“六 经”。儒家认为，孔子之道主要体现于孔子所删述的“六经”之中。 了解和掌握孔子之道的根本途径在于治经。治经就是儒家所谓的 “实学”。 “六经”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分别存在，是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 化的重要典籍。孔子的贡献在于以一定的指导思想对这些古代文 化典籍进行整理，其最终成果便是“六经”。这里，仅就孔子对“六 经”所作的加工，整理，分述如下： 《诗》即《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司马迁（公元前145一前89 年)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子枉席，故日《关雕》之 乱以为《风》始，《鹿鸿》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 《颂》始'。”(《史记·孔子世家》)确信孔子做过删《诗》的工作，不仅 揭示出孔子酬《诗》遵循“施于礼义”的原则，并且标明了孔子关于 《诗》的篇目编排。《诗》在西汉时义有今古文之别。鲁、齐、韩三家属 今文，后失传多《毛诗》属古文，经郑玄笺注而广为流传。《毛诗》之序 有《大序》、《小序》的分别。北宋欧阳修（公元1007一1072年）和苏 轼（公元1036一1101年）开始怀舞《毛诗》之序，以为不可信。程顾 认为，孔子酬《诗》，“得三百篇，皆止于礼义，可以垂世立教”(《二程 集》，第1046页)，孔子删《诗》的标雅是视其是否合义理，所以作者 虽非一人，却能保持首尾一贯之首。在对待《诗序》问题上，程顾认 为《大序》非孔子不能作，《小序》则是史官明乎“得失之迹”，然二者 皆有益于世教。这对继起的理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南宋朱熹即由 早年信从毛、郑，后来转向非毛、郑的立场。王柏《诗疑》则怀疑诗 三百篇非周公、孔子之旧，主张删淫诗。这可以说是儒家重视《诗》 的“垂世立教”的杜会政治作用的必然结果。 《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司马迁 25
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 孔子世家》)肯定孔子有“序《书》”之功。《书序》向来被认为是孔子 所作，例如，程顾就说过：“《书序》，夫子所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也。”(《二程集》，第1033页)并称《书》为“王者轨范”。至于《书》的 今出文之争，乃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大抵自宋以后，纷纷怀疑 今古文《尚书》，“疑古文者自吴械、朱子（熹）始，併今文而疑之者自 赵汝谈始，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改定《武成》自刘嫩始”(《四库 全书总目》卷13)。而王柏（公元1197-一1274年）则既疑古文，又疑 今文，主张对《书经》要“纠其谬而刊其赘，订其杂而合其离”，即改 经、删经、移易经文。不过，宋儒亦因此而遭致非议、指责。清人皮 锡瑞（公元1850一1908年）说：“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 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已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本，第264页)。绝大多数儒学家都坚持认为《书》有“传大道，破大 惑，已大乱，立大政”(《陵川文集》卷18《五经论》的社会政治作用， 足以传道垂统。 《礼》即《札经》，现今流传的《礼》为《仪礼》：《乐》即《乐经》，为 古代曲谱，早已亡佚。司马迁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 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肯定了孔子修礼乐的功 绩。儒学家认为，礼乐根源于人的性情，并对人的性情具有调节、 规范的作用。王者治理天下，必以礼乐，礼乐之治乃“王者之极 治”。因此，礼乐是“王政之大纲”。 《春秋》是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 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孔子晚年“乃因史记作《春秋》， 上至隐公，下讫良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 代。”(《史记·孔子世家》)儒学家认为，孔子作《春秋》不仅有其深刻 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春秋时代“王道”不行于世，故作《春秋》以便推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