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王道”，而且有其个人的标退，即孔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 “因《鲁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在于为后 世主者制定经世大法。统治者只要取法于《春秋》，即可复三代之 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总是企图从“六经”特别是《春秋》中寻求治 国方略，勾画出一幅理想的社会发展蓝图。直至清末的康有为（公 元1859-1927年)，依然如此。 《易》即《周易》或《易经》，是古代的卜筮之书。司马迁说：“孔子 晚而喜《易》，序《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 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相信孔子曾作《易传》，肯定孔子 对于《易》曾下过一番功夫。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对于历代《易》学家 影响极大。学者们不仅认定《易传》为孔子所作，而且盛赞孔子对 于《易经》所下的功夫。这种功夫，用程颐的话说，就是：“芟夷繁乱， 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二程集》，第1032页)。诚如近人 李镜池所说：“孔子与《易》发生关系，从西汉直至清末，经过二千车 的定案，学者们虔诚的信仲着，无敢异议。”(《周易探源》)近人依据 考证，才否定了《易传》的作者是孔子的说法。《周易》作为我国古代 最珍贵的思想遗产，历来被列为儒家经典，为儒家学者所尊信，注 释《周易》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汉代以降，论《易》者分为象数与义 理两大派别。程颜在其《易传序》中曾对《易》的性质作过一个经典 的说明：“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 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认为《易》是一部言道（天道或圣人之道）之书。程颐又引《系辞传》 的话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 别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共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 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他以理学观点释 《易》，认为推辞考卦即可知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 源，显微无间。”(《二程集》，第582页)发挥出一套理本论的哲学思 27
想。其《伊川易传》是理学义理派《易》学著作的典范。 从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至为密切。“六 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结晶，经过孔子的整理而得以广泛、长 久地流传。孔子实际上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弘扬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功绩至巨至伟，永远不可磨灭。 28
第二章 儒学的嬗变与中国 文化的发展（上）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莫立了理论基础。汉代以后，儒学随着 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演进，改变着自己的理论形态。在两千余年 间，儒学虽然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但始终绵延不绝，成为中国古 代传统文化的骨干与中坚。儒家文化在型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本章及三、四两章力求有重点地对 儒学的历史发展作出动态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 第一节 董仲舒与两汉儒学 秦统一中画以后，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代 之而起的是学术思想“定于一尊”。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家学说 作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素始皇（公元前259一前210年，前246-一 前210年在位)采用李斯(？一公元前208年)的建议，焚书坑儒，禁止 民间私藏典籍，“挟书者族”，使儒学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随后， 在楚汉相争过程中，顶羽（公元前232一前202年）火烧咸阳官，连藏 于秘府的儒学典籍亦丧失殆尽，使本已衰落的儒学更形调敝。 汉初，统治集团尊奉黄老之道。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黄老之 道虽然适应了当时休生养息、安定社会秩序的器要，但其反人文 主义的思想本质决定了它不能适应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 29
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需要，因而必然要让位于一种新 的思想。 而在先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学说最能适应中央集权的君 主专制政体和宗法血缘社会的需要。于是，在时代的呼唤下，儒学 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官方哲学，享有“独尊”的地位。史 称汉武帝（公元前156一前87年，前141一前87年在位）“卓然罢黜 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正表明儒学得到汉王朝最高 统治者的支持与奖瓶，被扶上了官学的宝座。 不过，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有很大的不同，它为适应杜会发展 的趋势而有了新的走向，即朝向经学化、宗教化和政治化迈开了 步伐。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代大儒董仲舒（约公元前 179一前104年)推动和促成的。 一儒学的经学化 汉兴以后，随着民间挟书禁律的取消，儒家的重要典籍，如 《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重新在杜会上流传，由此 导致了儒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地位的不断提高。汉初的儒生复又 推波助澜，精心研治群经，并且予以阐释，力促其传播，从而加深了 人们对儒学信条的理解和接受。当时，精通五经的儒家学者甚多， 而以一经名世者更众。董仲舒就是一位既“通五经”(《汉书·儒林 传》)，而又以《春秋》学名家的儒学大师。 据《汉书》本传说，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在汉 初，治《春秋》已形成一门学问，称为《春秋》学。当时最为流行的 《春秋》学典籍是《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公羊传》出自战国 时齐人公羊高（生卒年未详），而公羊高又是孔门弟子子夏（公元前 507一前400年)的传人。据东汉经师戴宏（生卒年未详）所述，《公羊 传》的传授源流是：“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 30
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 都著于竹帛。”（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序》引）董仲舒所治《春秋》， 即此《公羊春秋》。《史记·儒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 生，于赵自董仲舒。”胡母生（生卒年未详）与董仲舒共传《公羊传》， 在景帝（公元前188一前141年，前157-一前141年在位）时同被立 为《春秋》博士。汉初的公羊学风，就是他们二人共同树立起来的。 董仲舒说：“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儒 家学术思想通常是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中求得继承和发展的。而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文字简约，便于解释者任意发挥。这就为 以治经作为寻求真理的根本途径的儒家学者提供了一部难得的理 想经典。《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扩大了《春秋》经的 内涵。董种舒则进一步发挥公羊大义，提出了一整套创新见解，不 仅为汉代儒生阐释儒家经典作出了表率，而且促使儒学转化为经 学，从而奠定了汉以后经学为主的中国文化模式。 董仲舒对中国文化经学模式的贡献，主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首先是开启义理之学的先河。西汉经学注重阐发微言大义， 以重视义理为其主要特点。董仲舒治五经尤其是《公羊春秋》，最 胡显地体现出这个特点。在董仲舒看来，“《诗》无达站，《易》无达 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绝不可拘泥于儒家经典的 章句文字，而应从中寻求新义，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解释。他反 复申明《春秋》无通辞，指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 露·竹林》：“《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精华》)。认为《春秋》用 辞有常有变，治《春秋》者应充分理解“其辞体天之微”，做到察其辞 “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即思想要富有创造 性。作为公羊学的权威，董仲舒没有像后来的公羊家何休那样采 用文字训诂的章句形式专门为《公羊传》“解站”，而是凭藉更为自 由的论说形式阐发义理，撰作《资良对策》和《春秋繁露》等著作。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