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 孔子以“礼”为治国之本，他所设计的治国方案是：“为厨以 礼”。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方案。 首先，孔子所谓礼，是指周礼。而周礼又是从夏、高之礼发展 而来的，他说：“般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般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周鉴于二 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承认“礼”既有相因 的一面，又有损益的一面。“礼”的主干即使“百世”也不会发生根 本性质的变化，其枝叶则可以随时增减。也就是说，礼的相因是主 要方面，损益是次要方面。他肯定礼的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是 “可知”的。并且认为，周礼集中了夏、商二代之礼的全部优点，是礼 发展的极至，人们应该自觉地维护周礼。 但是，孔子所要维护的周礼，在春秋时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与以往不同。 据王国维考证，“礼”在卜辞中作“登”，“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 行礼以玉，故《说文》日：豐，行礼之器，其说古矣。”(《观堂林集》卷 六《释礼》)殷周鼎革，周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肯定了殷礼的作用， “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周书·君奭》)因此，周人一开始就 把殷礼用于祭祀：“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周书·洛诰》)“礼”被 周人奉为立国之本，其范围十分广泛，《礼记·经解》说，“朝觐之礼， 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 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 以明男女之别也。”概括地说，周礼包含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形式 和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两方面的内容。 春秋时期，虽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礼”仍然普遍受 到重视。一部分人主张维护传统的周礼，他们以守旧的观点看待 2
周礼的作用，如晋叔向（羊舌肸，生卒年不详）说：“礼，王之大经 也。”(《左传》昭公十五年)“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认为“礼”是维护王权政治的工具，并攻击郑子产（公孙侨，？一公元 前522年)铸刑书的革新措施是“弃礼”(《左传》昭公六年)。但是， 另一部分人却不再固守礼的传统观念，而开始对“礼”作出新的解 释和评价，比较明显的是区分“礼”和“仪”，如晋女叔齐（生卒年未 详)认为鲁昭公（公元前541一前510年在位）在外交礼节上善于应 酬，只不过是讲求“仪”罢了，根本算不上是“礼”。究竟什么是礼 呢？他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按这个标准 来衡量，鲁昭公在内政方面，弄得“公室四分，民食于他”(《左传》昭 公五年)，显然与“礼”相去甚远。这说明，春秋时期人们更强调礼 的政治内容。春秋时期，某些政治改革家还打着“礼”的旗号，为推 行新政开路，如子产把铸刑书说成“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左 传》蹈公二十五年)，完全符合“礼”的规定。这样，“礼”也就成了为 新政服务的工具。还有的政治家把“以礼为国”作为防止政权转移 的手段，如晏子（要，？一公元前500年）与齐景公(？-公元前490年， 前547一前490年在位)论政，强调“礼可以为国”是一条真理。当时 的齐国，由于公室“厚敛”、陈氏“厚施”，造成了政权由公室向陈氏 手中转移的趋势。他认为，这种局势，“唯礼可以已之”，即只有“礼” 才能改变政局发展的趋势。理由是：“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 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 二十六年)晏子劝导齐国国君实行开明政策，采取措施，加速政权 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以免被别人取代。这不失为一种顺应时代潮 流的进步思想。 上述关于“礼”的新观点，是春秋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进步的 政治家思想中的反映。这种时代的新思潮，对于孔子有着不可忽 视的影饷。孔子“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 3
的，它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次，孔子所谓国，除了指各分封的诸侯国，还指统一的中央 集权制王国。孔子把夏、商、周三代视为理想社会。他的最高政治 理想是建立西周那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当然，这种王国 是由众多的诸侯国屏藩的。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它 包含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思想萌芽。 孔子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思想萌芽，表现在下 列几方面： 其一，提出实现国家统一的要求。孔子把春秋以前的整个历 史，划分为“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个时期。他说：“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 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 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 孔子所谓道，乃文武之道，其基本意义是要求“礼乐征伐”由最 高统治者决定。按照这个标准，夏、商、周（西周）三代是“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时期影而春秋则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天下无道”的时期。，“天下无道”时期又分为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三个阶段。政权愈是下移，局势愈 是混乱，社会愈是不安定，统一的局面就愈难出现。孔子不满意这 种状况，要求返回到“天下有道”的时期。形式上是“复旧”，骨子里 是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包含着积极因素。历史当然不可能倒退， 但由分裂到统一，则是可以做到的。孔子不可能自党地认识这个新 的统一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于西周奴隶制。孔子在其所处的历史 时代，只能向后看，而不可能向前看。这个向前看的任务，只是到 了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祝，约公元前313一前238年）等继起的儒 家与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李斯(？一公元前208年)等法
家学者才解诀了。孔子虽然投有解决这个任务，但他提示了这个任 务，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其二，关于实现统一的途径。孔子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要实现统一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成。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 主张分两步实现统一。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把春秋时期林立的大 小封国分为两类：一类是像齐那样的诸侯国，一类是像鲁那样的诸 侯国。这两类诸侯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私有经济发展的快慢和土地 私有化程度的高低。虽然鲁国的私有经济发展没有齐国那样快， 封建化程度不像齐国那样高，但是，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 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私有经济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且，奢 国也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既然 如此，孔子为什么要说：“齐一变，至于鲁”呢？这就涉及到“礼”的问 题。众所周知，鲁国是周公旦（生卒年未详）的封地，周礼保存得最 为完整，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在这方面，齐国与鲁国当然难 以相比。孔子曾批评过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一公元前645年)不 知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因此，孔子认为，像 齐那样的诸侯国，应当以鲁为榜样，向鲁看齐。这是“复礼”的第一 步，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而“复礼”的第二步，则是所谓“鲁一 变，至于道”。如前所说，“道”无非是指“礼乐征伐”由最高统治者 决定。孔子说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就是说，假如他在鲁国当政，他将首先建立起东方的周国，即实行 周礼。从这个意义上说，鲁国也有变革的任务，通过变革，达到“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在这里，孔子要建立统一的 中央集权制王国的愿望，也是很明确的。孔子所主张的统一道路， 实质土是首先由诸侯国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防止权力下移：再 出诸候共尊天子，自下而上归权于中央，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由 5
诸侯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对于当时的某些诸侯国来说，确实不失 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然而，要求诸侯自动归权于中央政府，而 又不触动分封制，则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孔子所设想的统一之 路，不免陷于空想。这也是孔子的学说在当时不受诸侯国欢迎的 主要原因，孔子本人也因此而四处碰壁。 其三，关于羧乱反正的措施。孔子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 治目标，主张把“正名”作为挽救“礼崩乐坏”的政治危局、实现拨乱 反正的重要措施。《论语·子路》记载：“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 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 凳其正？'子日：‘野哉由也1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 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荷而已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 顺影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要求概念明确，说话合乎逻辑。从思 维方式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孔子把“正名”同“札乐”、“刑 罚”联系起来，表明“正名”具有一定的政治内容，也就是要求礼乐、 刑罚一出于正，“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合乎什么样的标准 才算是“正”呢？齐景公与孔子之间有一段问答，“齐景公问政于孔 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这位齐景公就是前述与晏子论“礼可以为国”的齐国国君，他对于 孔子的正名宗旨是理解的。孔子以“正名”拨乱反正，与其说是返 回到奴隶制的伦理等级秩序，不如说是用封建伦理等级秩序规范 人们的行为更合适。如果这个分析不错的话，那就不难看出，孔子 的正名思起，隐藏着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 从上述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政治思想中包含着建立统 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有其合理因素。这也正是孔子思想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