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美国的陪审团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有34个州的立法者对受害人可获得的赔偿金额设定了上限。 这些救济方法在法律上的变化也同样适用于法官审理制，但却被解 释为对“失控的陪审团”①的束缚。一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一场爆 炸事件中丧生，而根据州法律，陪审团判给该工人家庭的惩罚性赔 偿金被大幅度削减。一位灰心的陪审团成员这样发问：“我们要陪 审团到底还有何用？”不论是各州立法者还是联邦立法者，他们为 法院提供的资金都长期不足，这使得案件审理无故延长进而降低了 审判价值。由于常规诉讼存在审理迟缓、成本高昂和风险巨大等弊 病，数以千计的商业公司开始选择不再去法院诉讼，而是通过签订 协议要求顾客和雇员将纠纷提交给私人仲裁庭裁决。陪审团的声望 大受影响一然而成本高昂、审理迟缓和法律规定的赔偿责任，这 些都不是陪审团自身之过。 在媒体报道和利益集团活动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陪 审团对受侵害的索赔人更有利，因为这令他们很容易获得超额的赔 偿；陪审团难以理解复杂的证据；他们容易受怜悯情绪的影响而放 纵有罪的被告人；他们对法官所给予的法律方面的指导置若罔闻， 随心所欲地做出裁决。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正是持以上诸种观点的人在其担任陪审员后证明了他们的错 误。但是，受尊重程度较低的机制确实更容易衰退。许多城市陪审 团征召回应率较低的现象令人堪忧，因为它破坏了公民和需要其参 与的自治方法之间的关系。报道就任的陪审员做得的确很出色，但 ①runaway juries:失控的陪审团，指陪审团的行为特别是裁决的做出不受束缚， 此处是指陪审团判赔给受害人过多的赔偿金。一译者注
7 The Endangered Jury 危急中的陪审团 是陪审团制度需要具有多样性的美国公众给予更充分的回应。 我们的抗辩制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充满活力的竞争式的 辩论是实现正义和令各群体满意的最佳途径，在处理案件时它给双 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以无比的独立性和自由。这也是数世纪以来它的 首要力量源泉。 今天，这-一制度遇到了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来自陪审 团，而是来自我们抗辩式司法体制的运作方式。我们确实面临着成 本高昂、审理迟缓、审判质量不高、难以走近司法等问题，但是为 了处理这些问题而采用废除陪审团的方式，与为了医治流感病人而 将其截肢如出一辙。在那些没有陪审团的地方，即每年数以千计的 法官审判中，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如果我们只采用法官审判一 假使陪审团从未存在过一那么我们能以较低的紧迫感做出所需的 改进，也能以智力资源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法官无论采取什么方 式总有办法支配审判的进程。但是我们美国现在却的的确确存在着 陪审团，它所隐约面临的危险是，如果我们改进它周围体制的步伐 太慢或者能力不足，我们就会失去它。 这一危险正在陪审团的诞生地英格兰发生，由于数十年的漠视 和宪法保护的缺乏，民事陪审团已经颜于灭绝，刑事陪审团的权限 与威望也有所降低。英国陪审团的衰落正在继续，官方依然在施加 压力将更多种类的刑事案件抽离陪审团。其结果正如一位权威人土 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司法” 一一种直到我们确信我 们需要才应当将其接受的司法。 在美国，陪审团制度因被广泛忽视而遭受愈发危险的侵蚀。 “在我国历史上，陪审团制度的未来第一次陷入极度危险之中，”美
美国的陪审团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国律师协会诉讼部门（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 Litigation Sec- tion)负责人罗纳德·杰伊·科因(Ronald Jay Cohen)说道，“这 在各州、各法院以及法律制度的一些不同领域都平静地发生着。但 是倘若没有弄错的话，要求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正在梢然逝去。” 我们可以逆转这一潮流，但是首先必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想 要这么做。我们需要退后一步，追溯一下我们是如何形成了陪审团 制度、它在过去实现了什么；评估一下它现在如何运作；了解除了 做出裁决归人法院卷宗之外，它还能如何使我们受益。围绕陪审团 的争辩并不仅仅是有关时下之事，也牵涉到这一机制的命运。陪审 制贯穿着整个美国历史，它早在欧洲移民到达这片大陆的数世纪之 前就已存在。这场连绵不息的口舌之争使我们兴味盎然，陪审制在 每天的报纸上也充斥其间，那么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缘何它会一 直在各类小说、电影与电视表演中被反复塑造？我们为何首先要让 普通公民来裁断案件？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否值得维护？要回 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寻找答案
Chapter 2 civilized Fights 文明的争斗 一切诉讼活动都是个体行为。这一点在某一男性或女性公民对 他方提起的诸如离婚、身体伤害、诽谤、欺诈或违约诉讼中当然可 以清晰地看到。但是，当特定当事人是抽象存在体时，例如政府、 公司等，这一点同样成立。在布朗诉教育董事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一方当事人是被置于种族隔离学校的黑人儿 童，另一方当事人是拒绝改变不公正体制的立法官员和学校董事会 成员。针对社会保障金提起的一项上诉是反对官僚政治的，但是真 正的当事人却是原告和一名拒绝发放保障金的活生生的公务员。在 一起抢劫案的追诉中，国家是原告，然而检察官是一个具体的个 人，她为受到创伤的银行出纳员和钱款被盗的银行股东代言。在野 生动植物保护案中，当事人可能是塞拉俱乐部①或一家伐木协会和 某一政府部门，但实际的论战却是在这样两方之间展开的：一方是 ①Sierra Club:美国环保组织。一泽者注
10 美国的陪审团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在丛林中远足或工作的公民个人，另一方是当时恰巧担任内阁大臣 的某一自然人。甚至在丢失财产案件里一它可能是类似于美国诉 宝马汽车公司案（United States v.One BMW Automobile）的纠纷 也有如下当事人：将毒品交易利润用来购买汽车的毒品商人、被提 供毒品的吸毒者、检察官、辩护律师和众位证人。无论一起诉讼因 其固定程序而变得多么缄默无声、激昂慷慨或束缚手脚，它总是一 种文明的争斗。 折射出这一点的是，我们国家自从殖民时代起就一直实行抗辩 式的审判制度。我们对这一以言辞为基础的公正的裁判阵地习以为 常一一是如此的习惯，以至于我们将之视为天赋的先决条件，就如 同天气一样。人类创造了无数方法来解决纠纷、给付赔偿、施以惩 罚或者无罪开释，从而使冲突状态得以终结、平和秩序得以重建， 抗辩式的审判制度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今天，我们的审判制度 需要修补，但在我们能够自信地进行修补之前，我们需要审视一下 它是如何适应对正义的普遍探求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开 始，它向我们展示了，当公共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能掌控局面时会出 现什么情况一就从美国副总统射杀国家第一财政部长之日开始。 l804年7月11日早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 ito)在一名医生和一位仆从朋友的陪同下，乘着一艘由两名划桨 手驾驶的轻舟横渡哈德逊河。在这个清凉的早晨，汉密尔顿一定渴 望着回到曼哈顿。他只有49岁，尚有家室需要供养，虽然于政坛 上暂时不利，但是他梦想能成功地重返政治舞台。他深知自已所面 临的风险。不久之前，他20岁的儿子在一次决斗中被杀，汉密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