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韦伯 译：陈维纲 三联书店，1987. 韦伯(1864-1920)，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探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渊源的 经典著作之一分上下两篇，研究西方社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 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下篇（后章上篇（前章）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哪些 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作者考虑到西方社会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 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其混乱状态，选择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 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的问题作为突破口，阐述宗教运动通过这 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试图估价现代文化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 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他因素本书最初分两次发表于年和年作者去世前 作了重要修订，于年汇成一集，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中译本收入“现代西 方学术文库丛书”。 目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 导论 .1 第一章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8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 .11 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22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26 A.加尔文宗… 27 B.虔信派… 37 C.循道宗 …40 D.浸礼宗诸派… ..…42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45 导论 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 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一这些现 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一究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韦伯 译：陈维纲 三联书店, 1987. 韦伯(1864-1920),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探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渊源的 经典著作之一分上下两篇，研究西方社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 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下篇（后章上篇（前章）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哪些 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作者考虑到西方社会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 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其混乱状态，选择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 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的问题作为突破口，阐述宗教运动通过这 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试图估价现代文化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 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他因素本书最初分两次发表于年和年作者去世前 作了重要修订，于年汇成一集，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中译本收入“现代西 方学术文库丛书”。 目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 导论 ..................................................................................................................................................1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8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11 第三章 路德的 “ 职业 ” 概念 （本书的研究任务）............................................................22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26 Ａ．加尔文宗.........................................................................................................................27 Ｂ．虔信派.............................................................................................................................37 Ｃ． 循道宗...........................................................................................................................40 Ｄ． 浸礼宗诸派...................................................................................................................42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45 导论 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 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 ——这些现 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
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 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 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 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高度精确 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 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 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Rational)证明，而这恰是希腊 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 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象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 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 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Rational)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 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里 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并 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 一不管是在印度（弥曼差派）的所有预言中，还是在以近东 最为突出的大规模法典编纂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书中，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思 想形式，而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学来 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象教会法规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 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它民族的音乐听觉或许要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也不会比我们 更弱。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种乐器的合奏与多声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 都一直就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且还被计算过：但是，理性的和 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是以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 的：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的意义上的）、 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 (它使谱写及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并由此使这些作品得以留存)、我们的奏鸣曲、 交响曲、歌剧、以及最后，作为所有这些之表现手段的我们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 琴等等：一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尽管标题音乐、音诗、全音和半音的 变化，在不同的音乐传统中早己作为表现的手段而存在着。 在建筑方面，尖顶拱门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在亚洲， 都是如此：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这在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合乎理 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建构雄 伟建筑物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去的一种风格的基 础，这却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我们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是东方却没有解 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类 型（在绘画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一这是文艺复兴为我们创造的。印刷术是 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 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 界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院）颇为相似：但是， 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 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首先适用于训练有素 的行政人员一他们成了现代国家和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 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现在对于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 性。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社会中久己有之的一
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 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 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 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高度精确 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 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 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 Rational）证明，而这恰是希腊 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 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象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 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 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Rational）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 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里 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并 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 ——不管是在印度（弥曼差派）的所有预言中，还是在以近东 最为突出的大规模法典编纂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书中，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思 想形式，而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学来 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象教会法规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 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它民族的音乐听觉或许要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也不会比我们 更弱。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种乐器的合奏与多声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 都一直就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且还被计算过；但是，理性的和 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是以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 的；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的意义上的）、 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 （它使谱写及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并由此使这些作品得以留存）、我们的奏鸣曲、 交响曲、歌剧、以及最后，作为所有这些之表现手段的我们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 琴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尽管标题音乐、音诗、全音和半音的 变化，在不同的音乐传统中早已作为表现的手段而存在着。 在建筑方面，尖顶拱门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在亚洲， 都是如此；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这在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合乎理 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建构雄 伟建筑物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去的一种风格的基 础，这却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我们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是东方却没有解 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类 型（在绘画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这是文艺复兴为我们创造的。印刷术是 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 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 界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院）颇为相似；但是， 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 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首先适用于训练有素 的行政人员——他们成了现代国家和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 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现在对于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 性。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
个组成成份：但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 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 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己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 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来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 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甚至也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选举的 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我们 特有的，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治权力这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这样的组织当然在世界 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 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 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 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一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对营 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 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 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 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 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 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 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 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 那就注定要完蛋。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一个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当些的界说吧。我们可以给资 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 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 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上述那种归根结底 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 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 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 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或者在一连续营业的企业中，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值） 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不管它是原封不动 地交付给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过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原封不动地获得其它商品）， 还是其资产是由厂房、机械、现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造业 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 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 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 润。例如，一项克门达(Commenda)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货 币价值（就资产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利 润和亏损分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 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的 方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一一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所 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利
个组成成份；但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 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 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 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来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 国家（ 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甚至也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选举的 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我们 特有的，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治权力这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这样的组织当然在世界 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 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 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 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对营 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 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 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 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 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 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 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 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 那就注定要完蛋。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一个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当些的界说吧。我们可以给资 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 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 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上述那种归根结底 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 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 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 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或者在一连续营业的企业中，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值） 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不管它是原封不动 地交付给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过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原封不动地获得其它商品）， 还是其资产是由厂房、机械、现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造业 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 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 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 润。例如，一项克门达（ Commenda）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货 币价值（就资产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利 润和亏损分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 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的 方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所 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利
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己。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货币 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 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 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己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 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 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 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 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 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 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 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着各种 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直在发放，具 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各种职能均己具备）： 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的 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财源 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都是 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都是 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制订 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着税 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最后， 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业家， 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 们的活动在过去主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尤其是 获取劫掠品，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入的形 式而取得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甚 至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 现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仅是某些方 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 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 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己。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当程度 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封建贵族 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怎么发展过。 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为个别地存在过。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组织）中，频繁地 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那种 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 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 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 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
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已。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货币 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 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 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 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 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 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 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 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 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 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着各种 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直在发放，具 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各种职能均已具备）； 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 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 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财源 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都是 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都是 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制订 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着税 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最后， 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业家， 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 们的活动在过去主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尤其是 获取劫掠品，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入的形 式而取得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甚 至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 现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仅是某些方 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 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 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已。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当程度 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封建贵族 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怎么发展过。 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为个别地存在过。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组织）中，频繁地 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那种 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 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 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 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
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已。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在其它各地 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趋 向，如同罗德布特(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 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一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 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 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 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 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以 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 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取 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曾 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鼓
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已。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在其它各地 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趋 向，如同罗德布特（ 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 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 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 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 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 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以 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 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取 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曾 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