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作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luntington)[美]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 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他渴望提出 一个对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 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 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 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 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 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 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 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 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 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 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 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 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 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 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 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 “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 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 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 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 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 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 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一一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 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 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作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 等译 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他渴望提出 一个对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 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 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 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 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 中国学者对我 1993 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 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 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 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 30 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 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 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 22 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 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 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 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 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 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 “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 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 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 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 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 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 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 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 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
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 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 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 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 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 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 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 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 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 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 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 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 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 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 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 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 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 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 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 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 它己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 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 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 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 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 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 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 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一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 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 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 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 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 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
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 10 年或 20 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 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 1842 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 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 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 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 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 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 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 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 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 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 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 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 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 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 年 12 月 6 日 前言 1993 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 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 40 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 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 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 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 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 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 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 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 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 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 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 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 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 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 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 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 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 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
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 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 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 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 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 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 “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 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 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 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 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 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 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 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 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 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 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 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 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 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 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 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 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 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 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 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 加赞扬。 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 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 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 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全 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中叶和 21 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 1992 年 10 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 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 “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 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 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 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 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 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 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 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 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 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 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 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 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 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 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 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 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 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 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 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 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 加赞扬。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 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 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 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 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 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 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 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 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 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 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 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 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 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 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 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 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 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 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 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 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 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 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 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 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 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 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 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 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 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 年 1 月 3 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 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 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 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 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 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 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 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 年 4 月 18 日，2，0O0 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 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 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 年 10 月 16 日，洛杉矶的 7，000 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 187 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 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 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 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 187 法 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 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 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 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 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 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 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 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 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 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 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 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 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 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 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 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一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一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一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 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 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 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 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 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 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 的启始，大约在公元 1500 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 40O 多年里，西方的民 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 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 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 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 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 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 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 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 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 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 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 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 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 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 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 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 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 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 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 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 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 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 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 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