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广泛低估了(霍曼斯 Homans,1982)。社会 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 事例(波普 Popper,1963;奥尼尔 ONeill,1973)。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 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M)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 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M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 式的不恰当的模仿(范·帕里基斯 Van Parijs,1981)。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讨论宏观社会学,并试图表明:首先,假如宏观社会学目前使用 多种范式,那么M也是宏观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范式。我将提出一份这些范式的临时清单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个范式的独特特征。第二,我将比较详尽地考察两个取自经典社会 学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古典社会学家们甚至在处理诸如 解释不同社会间的种种差别这种宏观社会学问题时也使用了M的方法。第三,我还将试图 提出,个人主义传统或多或少是宏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传统。最后,我将关注个人主 义范式的经济学版本和社会学版本之间的区别。 1.宏观社会学的诸基础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 现象一—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根据MI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 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 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M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M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 列行动m的结果。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M是诸行动m的 函数。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 得可以理解了:m=m(S)。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 是比S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P,那么S=S(P)。总 括起来:M=M{m[S(P)]}。用文字表达即是:M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 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 我将试着表明,像托克维尔或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以及许多现代的社会学家,都 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诸如“为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为 什么我们要观察一个特定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他们同样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得采取 前面概括描述的三段分析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人主义的范式并非宏观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和使用的唯一范式。另一个非常 重要的范式可以被称之为规律范式( nomological paradigm)。这里的目标不是回答诸如“为 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发现宏观社会学的规律性,或者类似规律的陈述。这 些“规律”可以采取如下这些陈述的形式:关于趋势的陈述,关于“如果A,那么B”形式 的条件规律性的陈述,关于“A、B、C、D总是或经常同时发生”形式的结构规律性的陈述 本文原名“ 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 iology”,选自 Jeffrey C. Alexander等编 The micro- 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 Berkeley, 1987),pp. 45-70
1 42.2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广泛低估了（霍曼斯 Homans，1982）。社会 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 事例（波普 Popper，1963；奥尼尔 O’Neill，1973）。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 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 MI）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 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 MI 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 式的不恰当的模仿（范·帕里基斯 Van Parijs，1981）。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讨论宏观社会学，并试图表明：首先，假如宏观社会学目前使用 多种范式，那么 MI 也是宏观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范式。我将提出一份这些范式的临时清单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个范式的独特特征。第二，我将比较详尽地考察两个取自经典社会 学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古典社会学家们甚至在处理诸如 解释不同社会间的种种差别这种宏观社会学问题时也使用了 MI 的方法。第三，我还将试图 提出，个人主义传统或多或少是宏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传统。最后，我将关注个人主 义范式的经济学版本和社会学版本之间的区别。 1．宏观社会学的诸基础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 现象——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根据 MI 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 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 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 M 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 M 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 列行动 m 的结果。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M 是诸行动 m 的 函数。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 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 得可以理解了：m=m（S）。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 是比 S 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 P，那么 S=S（P）。总 括起来：M=M{m[S（P）]}。用文字表达即是：M 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 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 我将试着表明，像托克维尔或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以及许多现代的社会学家，都 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诸如“为什么 M 这样的？”之类的问题。为 什么我们要观察一个特定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他们同样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得采取 前面概括描述的三段分析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人主义的范式并非宏观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和使用的唯一范式。另一个非常 重要的范式可以被称之为规律范式（nomological paradigm）。这里的目标不是回答诸如“为 什么 M 这样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发现宏观社会学的规律性，或者类似规律的陈述。这 些“规律”可以采取如下这些陈述的形式：关于趋势的陈述，关于“如果 A，那么 B”形式 的条件规律性的陈述，关于“A、B、C、D 总是或经常同时发生”形式的结构规律性的陈述。 * 本文原名“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iology”, 选自 Jeffrey C. Alexander 等编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 Berkeley,1987),pp.45-70
它们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 当孔德说社会进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时,他是提出了类似规律的陈述。当涂尔干力图说 明一一用我们的话来说一一工业化、现代化或劳动分工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效应 ( laicization effect),或者当他说伴随着失范或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杀率也在增长时,他也 做了同样的事。 类似规律的陈述通常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正如在帕森斯关于劳动分工的增长对 家庭结构的影响法则中那样。但是,尽管有这些可能的重叠,出于下述理由还是有必要将两 种范式加以区分。首先,在个人主义范式中,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 目标。在这种范式中,对特殊性的解释同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一样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其次,在规律范式中,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并非总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相反 涂尔干认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既然对行动进行阐释是一项不可控制的操作, 那就应该尽可能地从任何社会学的分析中分离出去。在理想的情况下,根据涂尔干及其后继 者的意见,穆勒关于归纳的规则同时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基本的方法论。 此外,在规律范式中,解释的性质是以不同于个人主义范式的方式被看待的。等式 M=M{mS(P)]}决定了对现象M以个人主义范式进行解释的性质;而在规律范式中,为 了解释M就必须把它从一个“普遍性规律”( covering law)中推演出来(亨佩尔, Hempel, 1965)。因此涂尔干通过将“利己主义”和习惯倾向同自杀联系起来这一普遍法则,来解释 清教徒中的自杀率。换言之,确定类似规律的陈述不只是法则范式的一个目标:这类陈述还 是对任何一种现象M的解释的核心。尽管个人主义范式包括了类似规律的陈述,但这些陈 述既不是个人主义范式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目标,也不是它用来解释某一既定现象M的不 可或缺的工具 第三种范式我称之为阐释性范式( interpretive paradigm)。这种范式的基本假设是: 旦离开由组织或小群体研究来说明的低层次而进到更复杂的层次上时,出于方便,个体行动 者就可以被忽略掉。但是在这种范式中并没有假设,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应该是社会学研究 中唯一的甚至是最令人感兴趣或急迫的任务。尝试描述一一比如说一一两个时代、两个社会 或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同样有趣的。 这一类范式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试图回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见到了一种新文化?为什么 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至于布克哈特的方 法,它很接近于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基质性公式( matrix formulation)(巴顿和拉扎斯菲尔 德 Barton and Lazarsfeld,1961)。布克哈特综括了如果总起来考虑便会给予历史学家确实有 什么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感觉的无数特征。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一系列 新的价值被发现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个人主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人将由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引导。(显然,此处的“个人 主义”并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因为我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基质性公式概念,所以我得提一提有关基质性公式的另 个著名例子:由R.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太阳神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区别。显然很难给出一 个对阐释性范式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此外,基质性公式绝不是唯一与这一范式相联系的方法 论上的操作方式。然而,这些例子却足以说明宏观社会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不同于先前提到 的个人主义范式和规律范式的范式或计划。探究在这一计划中所使用的程序将会是一个有趣 的方法论研究的领域。但这并非我在这篇论文中的任务 第四个范式或计划可以被描述为批判范式( critical paradigm)。韦伯——个人主义范式 的主要促进者,和涂尔干—一法则范式的主要提倡者,二人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学的目标和 程序有着对立的观点。然而,两人都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成为科学的和实证的
2 它们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 当孔德说社会进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时，他是提出了类似规律的陈述。当涂尔干力图说 明——用我们的话来说——工业化、现代化或劳动分工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效应 （laicization effect），或者当他说伴随着失范或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杀率也在增长时，他也 做了同样的事。 类似规律的陈述通常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正如在帕森斯关于劳动分工的增长对 家庭结构的影响法则中那样。但是，尽管有这些可能的重叠，出于下述理由还是有必要将两 种范式加以区分。首先，在个人主义范式中，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 目标。在这种范式中，对特殊性的解释同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一样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其次，在规律范式中，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并非总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相反， 涂尔干认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既然对行动进行阐释是一项不可控制的操作， 那就应该尽可能地从任何社会学的分析中分离出去。在理想的情况下，根据涂尔干及其后继 者的意见，穆勒关于归纳的规则同时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基本的方法论。 此外，在规律范式中，解释的性质是以不同于个人主义范式的方式被看待的。等式 M=M{m[S（P）]}决定了对现象 M 以个人主义范式进行解释的性质；而在规律范式中，为 了解释 M 就必须把它从一个“普遍性规律”（covering law）中推演出来（亨佩尔，Hempel, 1965）。因此涂尔干通过将“利己主义”和习惯倾向同自杀联系起来这一普遍法则，来解释 清教徒中的自杀率。换言之，确定类似规律的陈述不只是法则范式的一个目标；这类陈述还 是对任何一种现象 M 的解释的核心。尽管个人主义范式包括了类似规律的陈述，但这些陈 述既不是个人主义范式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目标，也不是它用来解释某一既定现象 M 的不 可或缺的工具。 第三种范式我称之为阐释性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这种范式的基本假设是：一 旦离开由组织或小群体研究来说明的低层次而进到更复杂的层次上时，出于方便，个体行动 者就可以被忽略掉。但是在这种范式中并没有假设，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应该是社会学研究 中唯一的甚至是最令人感兴趣或急迫的任务。尝试描述——比如说——两个时代、两个社会 或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同样有趣的。 这一类范式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试图回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见到了一种新文化？为什么 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至于布克哈特的方 法，它很接近于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基质性公式（matrix formulation）（巴顿和拉扎斯菲尔 德 Barton and Lazarsfeld，1961）。布克哈特综括了如果总起来考虑便会给予历史学家确实有 什么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感觉的无数特征。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一系列 新的价值被发现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个人主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人将由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引导。（显然，此处的“个人 主义”并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因为我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基质性公式概念，所以我得提一提有关基质性公式的另一 个著名例子：由 R．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太阳神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区别。显然很难给出一 个对阐释性范式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此外，基质性公式绝不是唯一与这一范式相联系的方法 论上的操作方式。然而，这些例子却足以说明宏观社会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不同于先前提到 的个人主义范式和规律范式的范式或计划。探究在这一计划中所使用的程序将会是一个有趣 的方法论研究的领域。但这并非我在这篇论文中的任务。 第四个范式或计划可以被描述为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韦伯——个人主义范式 的主要促进者，和涂尔干——法则范式的主要提倡者，二人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学的目标和 程序有着对立的观点。然而，两人都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成为科学的和实证的
按照两位奠基者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应该关注对可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 现象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或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规律。作为一 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学应该致力于提出种种可以控制的理论;即,能够被可观察的数据证明 或证伪的理论。 不用说,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将产 生(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价值的发现或至少是价值可疑的发现。对他们来说,社会学应该是 批判性的。正如内科医生一样,实证性知识能够帮助社会学家,但冷漠的知识及其积累却不 是主要目标。它仅仅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而己。我希望哈贝马斯能够同意我给批判性范式 下的定义,尽管它很简单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某一范式比其他的范式更好,而仅仅是指出某些差别。 事实上,讨论—一比如说一一批判性范式是否比涂尔干或韦伯的范式更好,在我看来,同讨 论当一名生物学家是否比当一名内科医生更好同样有趣。我想提议的是,至少在概念的层面 上,四种(也许更多)不同的取向、计划或范式可以在实际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 区分。当然,在现实的研究中,这些概念上的差别会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我将撇开另外三个范式而专门讨论我所说的个人主义范式 2.使用个人主义范式的两个经典范例 为了准备进一步讨论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经典范 例。尽管我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 的定义了。 2.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 在其这本著名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与法国革命史无 关。”这样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著作 出于很明显的理由他可能不大习惯于使用“社会学”这个词。事实上,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 分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 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 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 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由于高度的“中央 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作为P的结果 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 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 府公职。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 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 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 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因为 地主们没有受到驱动去增加其土地的生产力,又因为佃户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作为一个合 成的后果M(m),法国的农业体制与英国的相比就保持在发展不足的状态 另一个宏观因素,比如说P’,强化了这些效果:在国王加强其对社会的权力的漫长历 史过程中,城市长期以来成为抵抗的一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便能够保持若干特权一一其 中之一是税收上的特权。在十八世纪的城市中没有所得税。这一条件强化了种种其他产生外 住地主( landlord absenteeism)的因素 因此,托克维尔将由英国和法国农业的不同发展所代表的宏观特征解释为地主们的行动
3 按照两位奠基者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应该关注对可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 现象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或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规律。作为一 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学应该致力于提出种种可以控制的理论；即，能够被可观察的数据证明 或证伪的理论。 不用说，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将产 生（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价值的发现或至少是价值可疑的发现。对他们来说，社会学应该是 批判性的。正如内科医生一样，实证性知识能够帮助社会学家，但冷漠的知识及其积累却不 是主要目标。它仅仅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而已。我希望哈贝马斯能够同意我给批判性范式 下的定义，尽管它很简单。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某一范式比其他的范式更好，而仅仅是指出某些差别。 事实上，讨论——比如说——批判性范式是否比涂尔干或韦伯的范式更好，在我看来，同讨 论当一名生物学家是否比当一名内科医生更好同样有趣。我想提议的是，至少在概念的层面 上，四种（也许更多）不同的取向、计划或范式可以在实际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 区分。当然，在现实的研究中，这些概念上的差别会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我将撇开另外三个范式而专门讨论我所说的个人主义范式。 2．使用个人主义范式的两个经典范例 为了准备进一步讨论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经典范 例。尽管我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 的定义了。 2．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 在其这本著名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与法国革命史无 关。”这样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著作。 出于很明显的理由他可能不大习惯于使用“社会学”这个词。事实上，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 分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 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 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 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由于高度的“中央 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作为 P 的结果， 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 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 府公职。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 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 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 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因为 地主们没有受到驱动去增加其土地的生产力，又因为佃户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作为一个合 成的后果 M（m），法国的农业体制与英国的相比就保持在发展不足的状态。 另一个宏观因素，比如说 P’，强化了这些效果：在国王加强其对社会的权力的漫长历 史过程中，城市长期以来成为抵抗的一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便能够保持若干特权——其 中之一是税收上的特权。在十八世纪的城市中没有所得税。这一条件强化了种种其他产生外 住地主（landlord absenteeism）的因素。 因此，托克维尔将由英国和法国农业的不同发展所代表的宏观特征解释为地主们的行动
的合成结果。他通过将这一行为与我所谓的他们的情境结构相联系,而使它在韦伯的意义上 成为可理解的;情境的结构由诸如城市的税收特权或中央集权化之类的宏观因素而得到解 我将简要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对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另一个差异的分析,以便说明 MM{mS(P)]这一公式不仅适当地概括了一个而且是大多数由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解释 这一差异是关于法国与英国相比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的风格。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时 大量的知识产品都采用了政治哲学的形式。托克维尔说,英国的政治哲学较为具体、实用和 改良主义,而法国的则往往抽象、空想和激进。前者坚信在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控制的 自发机制,而后者却倾向于将这种控制完全置于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呢? 托克维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了与先前一样的形式:因为法国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法 国的政治哲学家们便相信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依赖于国家。并且,因为国家是集权化的,真 正的权力被看作最终是置于中央层面的。明显可见的国家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它被法国政治 哲学家当作是主要的一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一被赋予了权力的集体行动者。 当然,当他们感知我们称其为他们的角色的那种结构时,这种结构就会促使政治哲学家 们以普遍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而不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尽管他们讨论一般的国家 或社会,托克维尔说,他们心中却只有一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且,他们还指望 从他们的理论中产生一种影响,以至于尽管理论处理的是政治哲学中永恒和普遍的问题,但 这些理论仍可以被认作是与读者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征相联系的。通过从一般理论中 引申出他们有关政治变迁的计划,他们便可期望给予这些计划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托克维尔还提出更具争议的一项事实:因为真正的决策核心被限制 在国王周围的狭小政治圈之内,所以法国的哲学家通常不像英国的哲学家们那样普遍具有公 共事务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条件导致法国哲学家们将他们的社会描述和构想成 受到国家的调控和支配,并发展出所有人平等参与国家权力的激进观点 在这一属于所谓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再次通过使宏观差异成为诸行动的结 果来解释这一差异。(这次,这些行动采取了创制政治理论的形式。)考虑到行动者身处的社 会政治环境,考虑到他们的角色结构,考虑到他们“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对国家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感知,这些行动可以被阐释为可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看到了很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各种宏观特 征都被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如同依据韦伯的方法,当语境给定时,理想类型的行动者(例如 地主、哲学家)的这些行动就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理性的( rational) 如韦伯那样,托克维尔却也暗中使用了一个比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宽泛得多的理性理论 稍后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2.韦伯的新教教派 马克斯·韦伯去世前写给罗尔夫·里夫曼( Rolf Liefmann)—一位奥地利经济学边际 学派的著名成员—一的信(引自孟森 Mommsen,1965)中说道:“社会学也应该使用严格的 个人主义方法论。”(“ Sociologie auch muss stirkt individualistisch in der Methode bestrieben.")。也许韦伯渐渐意识到了曾在经济学中得到成功运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 学的重要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的开头,这一联系得到了明确的强调。尽管它在韦伯的经 验研究著作中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到运用,但它却含蓄地运用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在其中 些著作中,他使用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程序:对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论 个人主义、理性行动假设的使用。为说明这一点,我将考察他论述美国新教教派的文章 (1958) 这篇短小而光辉的文章的主题是值得思考的。坚持规律范式的社会学家一一例如孔德和
4 的合成结果。他通过将这一行为与我所谓的他们的情境结构相联系，而使它在韦伯的意义上 成为可理解的；情境的结构由诸如城市的税收特权或中央集权化之类的宏观因素而得到解 释。 我将简要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对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另一个差异的分析，以便说明 M=M{m[S（P）]}这一公式不仅适当地概括了一个而且是大多数由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解释。 这一差异是关于法国与英国相比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的风格。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时 大量的知识产品都采用了政治哲学的形式。托克维尔说，英国的政治哲学较为具体、实用和 改良主义，而法国的则往往抽象、空想和激进。前者坚信在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控制的 自发机制，而后者却倾向于将这种控制完全置于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呢？ 托克维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了与先前一样的形式：因为法国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法 国的政治哲学家们便相信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依赖于国家。并且，因为国家是集权化的，真 正的权力被看作最终是置于中央层面的。明显可见的国家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它被法国政治 哲学家当作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被赋予了权力的集体行动者。 当然，当他们感知我们称其为他们的角色的那种结构时，这种结构就会促使政治哲学家 们以普遍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而不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尽管他们讨论一般的国家 或社会，托克维尔说，他们心中却只有一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且，他们还指望 从他们的理论中产生一种影响，以至于尽管理论处理的是政治哲学中永恒和普遍的问题，但 这些理论仍可以被认作是与读者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征相联系的。通过从一般理论中 引申出他们有关政治变迁的计划，他们便可期望给予这些计划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托克维尔还提出更具争议的一项事实：因为真正的决策核心被限制 在国王周围的狭小政治圈之内，所以法国的哲学家通常不像英国的哲学家们那样普遍具有公 共事务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条件导致法国哲学家们将他们的社会描述和构想成 受到国家的调控和支配，并发展出所有人平等参与国家权力的激进观点。 在这一属于所谓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再次通过使宏观差异成为诸行动的结 果来解释这一差异。（这次，这些行动采取了创制政治理论的形式。）考虑到行动者身处的社 会政治环境，考虑到他们的角色结构，考虑到他们“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对国家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感知，这些行动可以被阐释为可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看到了很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各种宏观特 征都被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如同依据韦伯的方法，当语境给定时，理想类型的行动者（例如： 地主、哲学家）的这些行动就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理性的（rational）。 一如韦伯那样，托克维尔却也暗中使用了一个比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宽泛得多的理性理论。 稍后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2.韦伯的新教教派 马克斯·韦伯去世前写给罗尔夫·里夫曼（Rolf Liefmann）——一位奥地利经济学边际 学派的著名成员——的信（引自孟森 Mommsen，1965）中说道：“社会学也应该使用严格的 个 人 主 义 方 法 论 。”（“ Soziologie auch muss stirkt individualistisch in der Methode bestrieben.”）。也许韦伯渐渐意识到了曾在经济学中得到成功运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 学的重要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的开头，这一联系得到了明确的强调。尽管它在韦伯的经 验研究著作中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到运用，但它却含蓄地运用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在其中一 些著作中，他使用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程序：对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论 个人主义、理性行动假设的使用。为说明这一点，我将考察他论述美国新教教派的文章 （1958）。 这篇短小而光辉的文章的主题是值得思考的。坚持规律范式的社会学家——例如孔德和
涂尔干—一曾宣称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宗教将失去其吸引力:工业化或现代化将产 生一种世俗化效应。韦伯从总体上对社会学中规律性陈述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很有 可能是被美国的事例所吸引,这部分地是因为它对于有关现代化对世俗化之影响的规律性陈 述的常识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中,新教主义显得 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 因此,在对其主题的选择中,韦伯表明探询独特性同寻找难以置信的规律性一样是令社 会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换言之,对他来说,如同对托克维尔一样,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 异并非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一门规律学科。相反,差异乃取决于这一事实,社会学家像经济学 家一样,能够选择硏究那些通过观察社会现实而冋他提示的问题,这种观察是借助于高度简 化和理想化的模型进行的。 附带说一句,根据沃金斯( Watkins)所言,我将指出韦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有效地在 非常接近于我们现代的模型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了他的理想型概念。因此在《经济与社会》中, 作为理想型的一个范例,他提到了格雷山姆( gresham)的“法则”(law)。非常重要的是, 他将“法则”这个词置于引号之中,这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一法则并非是开普勒的法则,而 是我们所称的模型和他所称的理想型的一个后果 对美国新教主义的生命力的解释有效地采取了一个运用了MI原则的模型形式。首先, 韦伯以非常简约和抽象的形式罗列了美国社会和两个欧洲国家社会之间的宏观差异,他含蓄 地一一并且在许多偶然的评论中明确地一一通盘比较了美国社会与后两者:德国和法国社 会。在美国,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更大:种族异质性也更大:而分层体系则不那么僵化:并 且分层象征也不如法国或德国那么明显和醒目。例如,法国人有其荣誉军团( legion dhonneu),而德国人则让他们的学术头衔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宗教制度,教会( churches 在法国和德国很兴盛,但在美国,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解释的理由,新教主义采取了宗派 (sect)的形式 按照我的符号,这一系列因素描述了解释性的宏观因素P。设若美国的这些因素是P, 德国或法国的则可以说是P'。按照我对其分析的重建,下一步则是表明,对与分析目的有 关的不同类型的相关行动者来说,P和P将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情境,即S(P)和S'(P)。 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类型有两个:那些执掌清教宗派的人和那些愿意相互做生意的人 就后者而言,因素P导致如下后果:在美国,对两个想做生意的人一一比如说A和B 来说,要知道他们能不能信任自己潜在的合作者更为困难。首先,由于美国的流动性更 大,他们不大可能相互认识:即使以前熟识,这种熟识也不大可能为其合作着的可信任程度 提供些许指示。其次,因为地位象征较不明显,后者也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方便有用。换 言之,P造成了一种对象征和对标志的需求,借助这种象征和标志,A和B才能在建立一种 生意关系之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心—一考虑到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生 意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包含着时间上延迟的效应。这种需求也存在于欧洲社会,但是因素P 却使之更易于得到满足,或者是通过以前的了解,或者是通过分层符号的运用 这一需求现在自然将由新教宗派提供满足。首先,因为国家的精英们绝大部分是新教徒, 以至于“是新教徒”就可以轻易地在许多场合作为一个肯定的标签( label)(当然这个词不 是韦伯的)发挥作用了;其次,各教派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利因素。通过强加很高的入教代 价,那些掌管某一教派的人就能增加该派的资源,检验其成员的经济责任,希图提高他们授 予其成员的荣誉证明的价值,并因此来增加该派的影响。换言之,普遍的情况P强化了各 清教派别之间的竞争:那些能为他们的荣誉证明赋予很高价值的人更有影响力。韦伯不无诙 谐地指出,如果加入路德宗( the Lutheran Church)的价码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高,那么在 德国就不会再有什么路德教徒了。 这样,P造成了一种情境S(P),后者则从想与别人建立生意关系的人之中创造出了
5 涂尔干——曾宣称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宗教将失去其吸引力：工业化或现代化将产 生一种世俗化效应。韦伯从总体上对社会学中规律性陈述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很有 可能是被美国的事例所吸引，这部分地是因为它对于有关现代化对世俗化之影响的规律性陈 述的常识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中，新教主义显得 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 因此，在对其主题的选择中，韦伯表明探询独特性同寻找难以置信的规律性一样是令社 会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换言之，对他来说，如同对托克维尔一样，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 异并非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一门规律学科。相反，差异乃取决于这一事实，社会学家像经济学 家一样，能够选择研究那些通过观察社会现实而向他提示的问题，这种观察是借助于高度简 化和理想化的模型进行的。 附带说一句，根据沃金斯（Watkins）所言，我将指出韦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有效地在 非常接近于我们现代的模型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了他的理想型概念。因此在《经济与社会》中， 作为理想型的一个范例，他提到了格雷山姆（Gresham）的“法则”（law）。非常重要的是， 他将“法则”这个词置于引号之中，这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一法则并非是开普勒的法则，而 是我们所称的模型和他所称的理想型的一个后果。 对美国新教主义的生命力的解释有效地采取了一个运用了 MI 原则的模型形式。首先， 韦伯以非常简约和抽象的形式罗列了美国社会和两个欧洲国家社会之间的宏观差异，他含蓄 地——并且在许多偶然的评论中明确地——通盘比较了美国社会与后两者：德国和法国社 会。在美国，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更大；种族异质性也更大；而分层体系则不那么僵化；并 且分层象征也不如法国或德国那么明显和醒目。例如，法国人有其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而德国人则让他们的学术头衔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宗教制度，教会（churches） 在法国和德国很兴盛，但在美国，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解释的理由，新教主义采取了宗派 （sects）的形式。 按照我的符号，这一系列因素描述了解释性的宏观因素 P。设若美国的这些因素是 P， 德国或法国的则可以说是 P’。按照我对其分析的重建，下一步则是表明，对与分析目的有 关的不同类型的相关行动者来说，P 和 P’将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情境，即 S（P）和 S’（P’）。 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类型有两个：那些执掌清教宗派的人和那些愿意相互做生意的人。 就后者而言，因素 P 导致如下后果：在美国，对两个想做生意的人——比如说 A 和 B ——来说，要知道他们能不能信任自己潜在的合作者更为困难。首先，由于美国的流动性更 大，他们不大可能相互认识；即使以前熟识，这种熟识也不大可能为其合作着的可信任程度 提供些许指示。其次，因为地位象征较不明显，后者也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方便有用。换 言之，P 造成了一种对象征和对标志的需求，借助这种象征和标志，A 和 B 才能在建立一种 生意关系之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心——考虑到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生 意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包含着时间上延迟的效应。这种需求也存在于欧洲社会，但是因素 P’ 却使之更易于得到满足，或者是通过以前的了解，或者是通过分层符号的运用。 这一需求现在自然将由新教宗派提供满足。首先，因为国家的精英们绝大部分是新教徒， 以至于“是新教徒”就可以轻易地在许多场合作为一个肯定的标签（label）（当然这个词不 是韦伯的）发挥作用了；其次，各教派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利因素。通过强加很高的入教代 价，那些掌管某一教派的人就能增加该派的资源，检验其成员的经济责任，希图提高他们授 予其成员的荣誉证明的价值，并因此来增加该派的影响。换言之，普遍的情况 P 强化了各 清教派别之间的竞争：那些能为他们的荣誉证明赋予很高价值的人更有影响力。韦伯不无诙 谐地指出，如果加入路德宗（the Lutheran Church）的价码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高，那么在 德国就不会再有什么路德教徒了。 这样，P 造成了一种情境 S（P），后者则从想与别人建立生意关系的人之中创造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