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对国家的重新思考:科层场域的起源及其结构④ 对国家的思考就是冒险去占有(或被占有)一种关于国家的思想,去适应一种关于国家 范畴的思想,这个思想由国家制造并加以保证,从而使人们错认其为最深刻的真理。这个说 法看似抽象和预断,但是如果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人们同意回到这个起点,同意国家的主要 权力之一就是制造并强加于人各种思想范畴(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一一我们会自然而 然地将这些思想范畴运用于社会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在内:那么,人们会比较容 易地接受这个命题 然而首先,为了更直观地把握这一分析,暴露那种总是由国家来思考、而我们却相信是 我们自己在思考的危险,我愿意引用托马斯·伯纳德( Thomas Bernhard)在《旧主们》中的 段话 学校就是国家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被转化为国家人,从而只会变成国家的支持者。走进 学校,我就是在走进国家;既然国家戕害人民,我也就是在走进毁灭人民的机构里…国家强 迫着我,如同对其他每个人一样,闯入我的自我,使我温顺地向着它—国家,国家把我改 造为一个国家人,一个遵守规则的、登记过了的、培训过了的、处理完成了的、堕落了的、 心情沮丧的人,如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当我们望着人民,我们仅仅看到了国家的人民、国家 的仆人,就像我们可以十分准确地说,他们毕生服务于国家,因此也是毕生服务于非人性。1 托马斯·伯纳德的独特修饰手法一一无节制而夸张的诅咒一一和我的意图倒很是适配 即对国家和关于国家的思想进行夸张式地质疑。因为一旦涉及国家,人们就不会抱足够的怀 疑态度。而且,虽然文学的夸张由于在其无节制中降低了认识力,并因此总是冒着自我埋没 的风险,但托马斯·伯纳德所说的话仍应被严肃地对待:即为了抓住任何思考国家的机会一 国家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国家的人(比如黑格尔和涂尔干)也在思考自身—一,必须努力地 质疑所有那些预先假设和预先建构之物,它们已经融入现实,既通过分析者提供的思想,也 通过分析本身。 因此,有必要破除先入之见和预构假设一—所有这些东西由于印刻在显而易见的日常经 验中而从未被如此公开宣示,同时那些最为警醒的思想也建立在这整个未经思考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项困难的、或许是无休止的工作,并常常被曲解,而且对其曲解的人也不光是遭其抨 击的那些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现在存在一种趋势,在偏见或政治压力的鼓动下(比如在某 些国家特殊案例中的无政府倾向,艺术领域中持相对主义论的庸才们嘲弄传统的冲劲,公众 舆论中的反民主主义倾向),把那些本来是和应该是认识论的问题降格为政治性的问题。有如 迪迪厄·艾略蓬( Didier eribon)在对米歇尔·福科的分析中所卓有成效指出的:有很大的可 能,激进主义认识论( epistemic radicalism)根基于颠覆性的冲动和倾向,是它的升华和超越 因此,当人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道德遵奉主义”( moral conformism),而且是“逻辑遵奉主 义 conformism 是思想的基本结构一一时,就会同时反对两类人:一类人是 那些发现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无任何错误的人,这些人在激进主义认识论中只看到一种决定 o Pierre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 the Theory of Action, pp35-63, Polity Press, 1998
１ 46.5 对国家的重新思考：科层场域的起源及其结构① 对国家的思考就是冒险去占有（或被占有）一种关于国家的思想，去适应一种关于国家 范畴的思想，这个思想由国家制造并加以保证，从而使人们错认其为最深刻的真理。这个说 法看似抽象和预断，但是如果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人们同意回到这个起点，同意国家的主要 权力之一就是制造并强加于人各种思想范畴（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我们会自然而 然地将这些思想范畴运用于社会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在内；那么，人们会比较容 易地接受这个命题。 然而首先，为了更直观地把握这一分析，暴露那种总是由国家来思考、而我们却相信是 我们自己在思考的危险，我愿意引用托马斯·伯纳德（Thomas Bernhard）在《旧主们》中的 一段话， 学校就是国家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被转化为国家人，从而只会变成国家的支持者。走进 学校，我就是在走进国家；既然国家戕害人民，我也就是在走进毁灭人民的机构里… 国家强 迫着我，如同对其他每个人一样，闯入我的自我，使我温顺地向着它——国家，国家把我改 造为一个国家人，一个遵守规则的、登记过了的、培训过了的、处理完成了的、堕落了的、 心情沮丧的人，如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当我们望着人民，我们仅仅看到了国家的人民、国家 的仆人，就像我们可以十分准确地说，他们毕生服务于国家，因此也是毕生服务于非人性。１ 托马斯·伯纳德的独特修饰手法——无节制而夸张的诅咒——和我的意图倒很是适配， 即对国家和关于国家的思想进行夸张式地质疑。因为一旦涉及国家，人们就不会抱足够的怀 疑态度。而且，虽然文学的夸张由于在其无节制中降低了认识力，并因此总是冒着自我埋没 的风险，但托马斯·伯纳德所说的话仍应被严肃地对待：即为了抓住任何思考国家的机会— —国家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国家的人（比如黑格尔和涂尔干）也在思考自身——，必须努力地 质疑所有那些预先假设和预先建构之物，它们已经融入现实，既通过分析者提供的思想，也 通过分析本身。 因此，有必要破除先入之见和预构假设——所有这些东西由于印刻在显而易见的日常经 验中而从未被如此公开宣示，同时那些最为警醒的思想也建立在这整个未经思考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项困难的、或许是无休止的工作，并常常被曲解，而且对其曲解的人也不光是遭其抨 击的那些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现在存在一种趋势，在偏见或政治压力的鼓动下（比如在某 些国家特殊案例中的无政府倾向，艺术领域中持相对主义论的庸才们嘲弄传统的冲劲，公众 舆论中的反民主主义倾向），把那些本来是和应该是认识论的问题降格为政治性的问题。有如 迪迪厄·艾略蓬（Didier Eribon）在对米歇尔·福科的分析中所卓有成效指出的：有很大的可 能，激进主义认识论（epistemic radicalism）根基于颠覆性的冲动和倾向，是它的升华和超越。 因此，当人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道德遵奉主义”（moral conformism），而且是“逻辑遵奉主 义”（logical conformism）——这是思想的基本结构——时，就会同时反对两类人：一类人是 那些发现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无任何错误的人，这些人在激进主义认识论中只看到一种决定 ① Pierre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pp35-63, Polity Press, 1998
论的无社会责任感的预判观念;另一类人则按照自己所抱有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将激进主义 认识论降格为政治激进主义,许多时候这等于在谴责激进主义认识论是一种躲避真正认识论 问题的旁门左道。(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展示,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名义对法国国立经 济与统计研究所( INSEE)2所使用的分类范畴的批判是多么“激进”,同时但却容许批评家们 回避对那些相同范畴以及范畴化或分类活动的认识论批判:或者,甚至是多么严苛地指责“国 家哲学”与科层秩序或“资产阶级”之间的同谋关系,但同时却给予印刻在“学校观点立场 上的所有认识上的扭曲以自由的缰绳。)真正的符号革命毫无疑问超出了道德遵奉主义,并违 抗逻辑遵奉主义,以解开压制的锁链,正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压制引发了对精神健全的同样攻 为了显示和国家思想决裂的困难性和必要性,展现我们思想中最深切的部分,可以分析 下法国最近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关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主题:拼字法 ( orthography)。由法律也就是由国家指定为正常方式并加以保证的正确拼法,其实是社会的 人工制品,基于逻辑的或甚至只是语言学的理由而成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是标准化和 法规编纂工作的产物,非常类似于国家冋时对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影响。3现在,在某个特殊 时刻,当国家或其他任何代表试图推动拼字法改革(就如具有类似影响的在一个世纪前曾经 做过的事),即通过政令取消以前国家通过政令安排了的事,这却立即触发了一大群人义愤填 膺的抗议。而这些人正是依赖“写作”一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不过也是由写作者赋予的意 义上—一获得了既有地位。值得注意的,所有这些拼字法正统论的捍卫者都标榜以自然拼法 的名义和适意( satisfaction)的名义,视其为内在固有的审美体验,体现了精神结构和客观结 构之间一一亦即在通过正确拼法的教学而社会性地建构于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形式和通过正确 拼写了的词语所标示的现实之间——的完美一致性。对于那些掌握正确拼法从而也受到正确 拼法支配的人来说,词语“ nenuphar”中纯粹任意性的“ph”在标示花方面显然是那么难以理 解,以致于他们会诚心诚意地诉诸于造化和自然天成,从而得以指责国家为减少某个拼法的 任意性所进行的新的干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拼法本身也无非是过去对同样事情所进行的 任意干涉的产物。 可以提供无数相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反映出国家的选择在现实和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 了如此彻底的影响力,以致于不能想象可以从一开始就抛弃这些影响。于是,无论在那里, 即便是以极其温和的做法来修改已有的各种学校计划,特别是和改变学校纪律相关的时间表, 几乎总是会遭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不仅仅因为强有力的职业利益群体(如教职工群体)是和 学校既有秩序相联系的:而且也因为文化事务,与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等级有着特殊的联系 是通过国家行动构建起来的,国家通过同时在事物层面和精神层面制订法则,从而赋予文化 的任意性以自然天成的所有表象。 激进的怀疑 正是在符号生产的场域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国家的掌控是极其强有力的。国家科层组织 及其代表是“社会问题”的伟大炮制者,而社会科学只是当“社会问题”突出的时候随时批 准其为“社会学问题”而已。(为了证明这一点,可能需要测量研究项目一一这些研究致力于 国家提出的种种问题,如贫穷、移民、教育失败,它们被或多或少地用科学语言加以改写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数量变化情况,) 然而,最好的事实证据就是科层制思想家的思想被官方代表遍播四方,毫无疑问这是一 种教唆的权力,由那些国家的代表(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所行使。这个思想把科层组织描绘 成一个“普遍主义群体”,赋有对普遍利益的直觉和意志,或是,科层组织作为“反射器官
２ 论的无社会责任感的预判观念；另一类人则按照自己所抱有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将激进主义 认识论降格为政治激进主义，许多时候这等于在谴责激进主义认识论是一种躲避真正认识论 问题的旁门左道。（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展示，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名义对法国国立经 济与统计研究所（INSEE）２所使用的分类范畴的批判是多么“激进”，同时但却容许批评家们 回避对那些相同范畴以及范畴化或分类活动的认识论批判；或者，甚至是多么严苛地指责“国 家哲学”与科层秩序或“资产阶级”之间的同谋关系，但同时却给予印刻在“学校观点立场” 上的所有认识上的扭曲以自由的缰绳。）真正的符号革命毫无疑问超出了道德遵奉主义，并违 抗逻辑遵奉主义，以解开压制的锁链，正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压制引发了对精神健全的同样攻 击。 为了显示和国家思想决裂的困难性和必要性，展现我们思想中最深切的部分，可以分析 一下法国最近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关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主题：拼字法 （orthography）。由法律也就是由国家指定为正常方式并加以保证的正确拼法，其实是社会的 人工制品，基于逻辑的或甚至只是语言学的理由而成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是标准化和 法规编纂工作的产物，非常类似于国家同时对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影响。３现在，在某个特殊 时刻，当国家或其他任何代表试图推动拼字法改革（就如具有类似影响的在一个世纪前曾经 做过的事），即通过政令取消以前国家通过政令安排了的事，这却立即触发了一大群人义愤填 膺的抗议。而这些人正是依赖“写作”——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不过也是由写作者赋予的意 义上——获得了既有地位。值得注意的，所有这些拼字法正统论的捍卫者都标榜以自然拼法 的名义和适意（satisfaction）的名义，视其为内在固有的审美体验，体现了精神结构和客观结 构之间——亦即在通过正确拼法的教学而社会性地建构于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形式和通过正确 拼写了的词语所标示的现实之间——的完美一致性。对于那些掌握正确拼法从而也受到正确 拼法支配的人来说，词语“nenuphar”中纯粹任意性的“ph”在标示花方面显然是那么难以理 解，以致于他们会诚心诚意地诉诸于造化和自然天成，从而得以指责国家为减少某个拼法的 任意性所进行的新的干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拼法本身也无非是过去对同样事情所进行的 任意干涉的产物。 可以提供无数相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反映出国家的选择在现实和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 了如此彻底的影响力，以致于不能想象可以从一开始就抛弃这些影响。于是，无论在那里， 即便是以极其温和的做法来修改已有的各种学校计划，特别是和改变学校纪律相关的时间表， 几乎总是会遭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不仅仅因为强有力的职业利益群体（如教职工群体）是和 学校既有秩序相联系的；而且也因为文化事务，与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等级有着特殊的联系， 是通过国家行动构建起来的，国家通过同时在事物层面和精神层面制订法则，从而赋予文化 的任意性以自然天成的所有表象。 激进的怀疑 正是在符号生产的场域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国家的掌控是极其强有力的。国家科层组织 及其代表是“社会问题”的伟大炮制者，而社会科学只是当“社会问题”突出的时候随时批 准其为“社会学问题”而已。（为了证明这一点，可能需要测量研究项目——这些研究致力于 国家提出的种种问题，如贫穷、移民、教育失败，它们被或多或少地用科学语言加以改写—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数量变化情况，） 然而，最好的事实证据就是科层制思想家的思想被官方代表遍播四方，毫无疑问这是一 种教唆的权力，由那些国家的代表（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所行使。这个思想把科层组织描绘 成一个“普遍主义群体”，赋有对普遍利益的直觉和意志，或是，科层组织作为“反射器官
和理性工具来负责实现一般性的利益(就如涂尔干所认为的,尽管在这方面他极为谨慎)。4 被这个问题所掩盖的特殊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忠实于国家的作品,在其思考 的表面背后,或多或少有效和直接地参与了对国家的建构,而这,也正是对其自身存在的建 构。对于所有的司法文书来说,这显得特别真实,尤其是在建构和巩固阶段。它们不仅在对 国家知识的理论贡献方面,而且在政治策略方面都极其富有意义。这一策略的目标是推行 种关于国家的特殊图景,这个图景和那些制定它的人在正在形成的科层体系中所占据的特殊 位置的利益和价值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常常被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所遗忘,比如剑桥学派的 作品)。 从其一开始,社会科学自身就已经成为国家形象构建工作中的一部分和一组工作,并由 此构成为国家自身在现实中的一部分。关于科层制的所有问题都被凸显出来,例如中立性和 无私利性( disinterestedness)等等。关于社会学自身的所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只不过问题 的难度更大,因为额外添加了关于社会学相对国家所产生的自主性问题。 历史造就了社会科学(也在社会科学的问题、理论、方法、概念等等中被记录),社会科 学因此亦负有历史的使命,去揭开未被意识到的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之间的所有联系。于是 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特别地与社会斗争和社会主义有着亲密联系,但很少成为 这些运动及其理论派别的直接表达者,而是试图解答这些斗争所提出的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社会科学发现它的最初拥护者就在慈善家和改革者中,也就是统治者里的进步先锋派。他们 希望“社会经济学”(作为政治科学的辅助科学)可以提供办法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 那些“有问题的”个人和群体所提出的问题 项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比较研究提出,解释社会科学的历史变迁和在不同国家间的变 异应考虑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所要求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的 表现形式,依赖于在国家科层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例如凯恩斯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因 此,强有力的国家需求可以保证各种有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条件,使其相对地独立于经济力 量(或者统治者的直接主张)—一不过却强烈地依赖于国家。第二个因素是,教育系统和科 学领域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自主性的程度,这种自主性毫无疑问既要求社 会运动以及对既有权力的社会批判蓬勃发展,也要求社会科学对于社会运动保持高度的独立 性 历史证明,社会科学可以增加它们相对于社会需求压力的独立性一一这是它们朝科学性 方向发展的一个主要前提——但却只有通过增加它们对于国家的依赖性才能实现。因此,社 会科学承受着丧失自主性的风险,除非他们准备使用国家授予它们的(相对)自由来反对国 资本的集中 概括分析的结果,我改变了一下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说法来加以说明:国家是一个X(依 变量),它在一定的领土上对这领土上所有相关的人口,成功地宣告了对合法使用物质暴力和 符号暴力( physical and symbolic violence)的垄断。国家若能采用符号暴力,是因为国家在 客观上和主观上使之同步地实现。在客观形式上,是特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在主观形式上, 是精神结构以及知觉和思想范畴。通过在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中自我实现,制度化 了的制度因此具有了自然天成的所有表象,使我们忘却了制度是通过长时期的建制活动(在 积极的意义上)而产生的。 ①韦伯特别强调了国家对暴力使用合法性的垄断这一特征,但暴力主要是指物质暴力。参见韦伯著《经济与 社会》上卷(中译本),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4页。一一译注
３ 和理性工具来负责实现一般性的利益（就如涂尔干所认为的，尽管在这方面他极为谨慎）。４ 被这个问题所掩盖的特殊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忠实于国家的作品，在其思考 的表面背后，或多或少有效和直接地参与了对国家的建构，而这，也正是对其自身存在的建 构。对于所有的司法文书来说，这显得特别真实，尤其是在建构和巩固阶段。它们不仅在对 国家知识的理论贡献方面，而且在政治策略方面都极其富有意义。这一策略的目标是推行一 种关于国家的特殊图景，这个图景和那些制定它的人在正在形成的科层体系中所占据的特殊 位置的利益和价值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常常被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所遗忘，比如剑桥学派的 作品）。 从其一开始，社会科学自身就已经成为国家形象构建工作中的一部分和一组工作，并由 此构成为国家自身在现实中的一部分。关于科层制的所有问题都被凸显出来，例如中立性和 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等等。关于社会学自身的所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只不过问题 的难度更大，因为额外添加了关于社会学相对国家所产生的自主性问题。 历史造就了社会科学（也在社会科学的问题、理论、方法、概念等等中被记录），社会科 学因此亦负有历史的使命，去揭开未被意识到的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之间的所有联系。于是 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特别地与社会斗争和社会主义有着亲密联系，但很少成为 这些运动及其理论派别的直接表达者，而是试图解答这些斗争所提出的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社会科学发现它的最初拥护者就在慈善家和改革者中，也就是统治者里的进步先锋派。他们 希望“社会经济学”（作为政治科学的辅助科学）可以提供办法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 那些“有问题的”个人和群体所提出的问题。 一项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比较研究提出，解释社会科学的历史变迁和在不同国家间的变 异应考虑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所要求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的 表现形式，依赖于在国家科层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例如凯恩斯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因 此，强有力的国家需求可以保证各种有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条件，使其相对地独立于经济力 量（或者统治者的直接主张）——不过却强烈地依赖于国家。第二个因素是，教育系统和科 学领域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自主性的程度，这种自主性毫无疑问既要求社 会运动以及对既有权力的社会批判蓬勃发展，也要求社会科学对于社会运动保持高度的独立 性。 历史证明，社会科学可以增加它们相对于社会需求压力的独立性——这是它们朝科学性 方向发展的一个主要前提——但却只有通过增加它们对于国家的依赖性才能实现。因此，社 会科学承受着丧失自主性的风险，除非他们准备使用国家授予它们的（相对）自由来反对国 家。 资本的集中 概括分析的结果，我改变了一下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说法来加以说明：国家是一个 X（依 变量），它在一定的领土上对这领土上所有相关的人口，成功地宣告了对合法使用物质暴力和 符号暴力（physical and symbolic violence）的垄断①。国家若能采用符号暴力，是因为国家在 客观上和主观上使之同步地实现。在客观形式上，是特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在主观形式上， 是精神结构以及知觉和思想范畴。通过在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中自我实现，制度化 了的制度因此具有了自然天成的所有表象，使我们忘却了制度是通过长时期的建制活动（在 积极的意义上）而产生的。 ① 韦伯特别强调了国家对暴力使用合法性的垄断这一特征，但暴力主要是指物质暴力。参见韦伯著《经济与 社会》上卷（中译本），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第 84 页。——译注
这就是为什么最为有力的思想决裂工具就是对起源的重构。通过回溯早期开始时的那些 冲突和对抗以及丢弃了的所有可能性,从而重新找回事物本来会变成的(和现在依然会变成 的)另外样子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样实践的乌托邦,对所有“可能性”中的那个已成为 现实的“可能性”进行质疑。我愿意给出一种国家生成模型( a model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它拒绝本质分析的诱惑,但没有放弃对发现不变常量的努力,它被设想出来用于把己 有的历史的进程系统地解释为恰当的历史的逻辑,这一历史进程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国 家的“X”制度的形成。然而,实施这个计划非常困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它要求在逻 辑上必须严密和一贯的理论建构屈从于几乎无穷无尽的历史研究所积累的数据资料。为了说 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将简单地引证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由于受其专业的限制,他本人只 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 最为历史学所忽略的是那些边缘地带,例如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边缘地带。对政府的研究 需要关于政府的理论知识(即政治思想史),需要关于政府的实践知识(即制度史),最后需 要关于政府治下的全体人民的知识(即社会史)现在,很少历史学家有能力轻松地穿越于这 些专业之间……历史学的其它边缘地带同样需要硏究,如现代社会初期的福利技术。缺乏更 好地解释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很难估量在一场战役中由政府担当的后勤努力的重要性。然而, 调查这些技术问题不应单一地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史学家的立场上出发。军事史学家必 须也是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对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历史,也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在这里同 样地,专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业狭窄的金融财政历史学家(在这个词的旧的意义上);他还 应成为一个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不幸的事,如果把历史学分裂为各个分支 学科—这些分支由专家们垄断,感觉上有的时髦、有的不时髦—却无助于实现这样一个 任务。5 国家是不同种类资本集中进程的顶点,其中包括:物质力量或高压统治工具(军队、警 察局)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或(更好听一些)信息资本、以及符号资本。正是这种集中 过程把国家构建成为一整套的元资本( metacapital)的拥有者,其权力凌驾于其它种类的资本 及其拥有者之上。不同种类资本的集中进程(与相关领域的构建齐头并进)的确导致了一种 特殊和合适的中央集权资本( statist capital)的生成,它使国家有能力将权力加之于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特殊种类的资本之上,特别是控制它们之间的转换比率(从而控制它们代表的拥 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接着,国家的建构迅速带动了权力领域的建构,即一个游戏空间,其 中资本(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地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斗争,亦即争夺中央集权资 本,使其权力得以加之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它们的再生产之上(尤其是通过学校体系) 虽然这种集中进程的不同维度(武装力量、税赋、法律等)是互相关联的,但为了说明
４ 这就是为什么最为有力的思想决裂工具就是对起源的重构。通过回溯早期开始时的那些 冲突和对抗以及丢弃了的所有可能性，从而重新找回事物本来会变成的（和现在依然会变成 的）另外样子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样实践的乌托邦，对所有“可能性”中的那个已成为 现实的“可能性”进行质疑。我愿意给出一种国家生成模型（a model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它拒绝本质分析的诱惑，但没有放弃对发现不变常量的努力，它被设想出来用于把已 有的历史的进程系统地解释为恰当的历史的逻辑，这一历史进程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国 家的“X”制度的形成。然而，实施这个计划非常困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它要求在逻 辑上必须严密和一贯的理论建构屈从于几乎无穷无尽的历史研究所积累的数据资料。为了说 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将简单地引证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由于受其专业的限制，他本人只 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 最为历史学所忽略的是那些边缘地带，例如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边缘地带。对政府的研究 需要关于政府的理论知识（即政治思想史），需要关于政府的实践知识（即制度史），最后需 要关于政府治下的全体人民的知识（即社会史）。现在，很少历史学家有能力轻松地穿越于这 些专业之间… … 历史学的其它边缘地带同样需要研究，如现代社会初期的福利技术。缺乏更 好地解释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很难估量在一场战役中由政府担当的后勤努力的重要性。然而， 调查这些技术问题不应单一地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史学家的立场上出发。军事史学家必 须也是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对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历史，也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在这里同 样地，专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业狭窄的金融财政历史学家（在这个词的旧的意义上）；他还 应成为一个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不幸的事，如果把历史学分裂为各个分支 学科——这些分支由专家们垄断，感觉上有的时髦、有的不时髦——却无助于实现这样一个 任务。５ 国家是不同种类资本集中进程的顶点，其中包括：物质力量或高压统治工具（军队、警 察局）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或（更好听一些）信息资本、以及符号资本。正是这种集中 过程把国家构建成为一整套的元资本（metacapital）的拥有者，其权力凌驾于其它种类的资本 及其拥有者之上。不同种类资本的集中进程（与相关领域的构建齐头并进）的确导致了一种 特殊和合适的中央集权资本（statist capital）的生成，它使国家有能力将权力加之于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特殊种类的资本之上，特别是控制它们之间的转换比率（从而控制它们代表的拥 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接着，国家的建构迅速带动了权力领域的建构，即一个游戏空间，其 中资本（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地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斗争，亦即争夺中央集权资 本，使其权力得以加之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它们的再生产之上（尤其是通过学校体系）。 虽然这种集中进程的不同维度（武装力量、税赋、法律等）是互相关联的，但为了说明
和分析,我将逐一对它们进行检验 从把国家仅只视为高压统治机构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到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或者 从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到蒂利( Charles Tilly)的公式,多数关于国家起源的模型赋予物 质力量的资本集中以优先地位。6说高压统治(军队和警察局)的力量正在集中,就是说被批 准用以保证秩序的制度正在逐步地从日常社会世界中分离出来:就是说物质暴力只能被一个 专业化的群体所运用,并被集中化和纪律化,特别是根据保证社会秩序的这一目的而被批准, 并在社会中显然也是这样被认同:也就是说,职业军队渐渐促使了封建军队的消失,因而直 接威胁到对交战具有合法垄断地位的贵族。(这里,应该认识到埃利亚斯的价值一一他的那些 属于更广泛的社会学传统的思想和理论,经常被不正确地接纳,尤其在历史学家们之间一 埃利亚斯挖掘出了韦伯理论中的一切暗示,他指出,如果不剥夺国内竞争对手所掌握的物质 暴力手段和使用物质暴力的权利,国家本来不可能成功地逐步建立起对暴力的垄断地位,而 这正是“文明进程”( civilizing process)中一系列最本质的维度之一的生成。)7 正在生成的国家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情境中强调其物质力量。首先对外,在争夺土地的战 争中或通过发起争夺土地的战争,所建立起的和其它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家(外国君主)的关 系:其次对内,是和竞争者(诸侯们和领主们)以及下层反抗者(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武 装力量由此逐步发生分化,一方面,军事力量注定服务于国家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警察力 量注定成为国内秩序的维护者 物质力量资本的集中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财政系统,这种系统又接着促使了经济空间的 统一(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王朝国家征收的税赋平均地运用于所有方面一一而不是象封建 式的赋税,仅仅归属臣所有,这些人可以依次地向其子民征税。在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国 税出现了,并紧随着战争费用的增长而上升。这种领土防御的必要性,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 接受,然后慢慢成为一个永久的正当理由,使赋税具有了“义务性”和“正规性”的特征。 赋税“不再是由国王指定,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并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群体 种特殊的经济逻辑因此渐渐形成,它基于不需要对应方和再分配的赋税( levies without counterpart and redistribution),起着使经济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的基础作用,而这种资本从 开始就集中于成为君主的人的手中。税收制度(压制着纳税人的抵抗)的存在,同武装力量 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循环。对于领土扩张及防御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对强制征税也是必需 的,从而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于外国贡品的获取和国内赋税的征收来说具有相同的必要性。赋 税制度是一场真正的国内战争的产物,它由国家机构支付费用来镇压国民的反抗。国民则主 要——如果不是完全地——因为发现他们自己有纳税能力,从而发现他们自己乃是纳税人(即 有贡献的人)。王室法令对付税收征集的延误有四种不同程度的制约办法:查封:拘捕和监禁 欠债人(对身体的限制):社会活动禁令(对社会联系的限制):征作兵士。随之而来人们必 然会提出关于赋税的合法性问题(诺伯特·埃利亚斯很正确地指出,赋税之发端,其自身表 现得就象一场騙局)。只是一步步地,我们才开始承认赋税,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贡品,而接 受者是个“想象的实体”,它超越了国王,这就是国家。 甚至在今天,人们依然会注意到赋税的欺诈性:赋税的合法性并非完全地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非常著名的例子是,早期对于税收制度的武力反抗,人们并不认为那是对王室法令 的违背,反而认为是道德上正当的一种防卫,族户拥有反抗税收制度的权利,因为人们在税 收制度中没有看到公平的父亲般的统治者。1从和王室财政部门按一定的期限和形式议订的 租权,一直到最后的负责地方税务的转租方,整个承租和分租的等级体系受到人们的怀疑, 怀疑税收被转移、代理权被霸占。然而构成整个组织链的基层税收官员们不断地恢复着这个 体系的活力,虽然他们通常薪水不高而且不仅被他们的受害者而且被他们的上级怀疑有腐败 行为。1对于统一实体的认识,超越了对那些(无论是王室的或是国家的)执行代理机构的 认识,因而从老百姓对机构的批评中独立出来,并且毫无疑问地找到了认识的实践基础,人
５ 和分析，我将逐一对它们进行检验。 从把国家仅只视为高压统治机构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到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或者 从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到蒂利（Charles Tilly）的公式，多数关于国家起源的模型赋予物 质力量的资本集中以优先地位。６说高压统治（军队和警察局）的力量正在集中，就是说被批 准用以保证秩序的制度正在逐步地从日常社会世界中分离出来；就是说物质暴力只能被一个 专业化的群体所运用，并被集中化和纪律化，特别是根据保证社会秩序的这一目的而被批准， 并在社会中显然也是这样被认同；也就是说，职业军队渐渐促使了封建军队的消失，因而直 接威胁到对交战具有合法垄断地位的贵族。（这里，应该认识到埃利亚斯的价值——他的那些 属于更广泛的社会学传统的思想和理论，经常被不正确地接纳，尤其在历史学家们之间—— 埃利亚斯挖掘出了韦伯理论中的一切暗示，他指出，如果不剥夺国内竞争对手所掌握的物质 暴力手段和使用物质暴力的权利，国家本来不可能成功地逐步建立起对暴力的垄断地位，而 这正是“文明进程”（civilizing process）中一系列最本质的维度之一的生成。）７ 正在生成的国家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情境中强调其物质力量。首先对外，在争夺土地的战 争中或通过发起争夺土地的战争，所建立起的和其它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家（外国君主）的关 系；其次对内，是和竞争者（诸侯们和领主们）以及下层反抗者（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武 装力量由此逐步发生分化，一方面，军事力量注定服务于国家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警察力 量注定成为国内秩序的维护者。８ 物质力量资本的集中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财政系统，这种系统又接着促使了经济空间的 统一（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王朝国家征收的税赋平均地运用于所有方面——而不是象封建 式的赋税，仅仅归属臣所有，这些人可以依次地向其子民征税。在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国 税出现了，并紧随着战争费用的增长而上升。这种领土防御的必要性，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 接受，然后慢慢成为一个永久的正当理由，使赋税具有了“义务性”和“正规性”的特征。 赋税“不再是由国王指定，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并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群体”。 一种特殊的经济逻辑因此渐渐形成，它基于不需要对应方和再分配的赋税（levies without counterpart and redistribution），起着使经济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的基础作用，而这种资本从一 开始就集中于成为君主的人的手中。９税收制度（压制着纳税人的抵抗）的存在，同武装力量 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循环。对于领土扩张及防御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对强制征税也是必需 的，从而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于外国贡品的获取和国内赋税的征收来说具有相同的必要性。赋 税制度是一场真正的国内战争的产物，它由国家机构支付费用来镇压国民的反抗。国民则主 要——如果不是完全地——因为发现他们自己有纳税能力，从而发现他们自己乃是纳税人（即 有贡献的人）。王室法令对付税收征集的延误有四种不同程度的制约办法：查封；拘捕和监禁 欠债人（对身体的限制）；社会活动禁令（对社会联系的限制）；征作兵士。随之而来人们必 然会提出关于赋税的合法性问题（诺伯特·埃利亚斯很正确地指出，赋税之发端，其自身表 现得就象一场骗局）。只是一步步地，我们才开始承认赋税，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贡品，而接 受者是个“想象的实体”，它超越了国王，这就是国家。 甚至在今天，人们依然会注意到赋税的欺诈性：赋税的合法性并非完全地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非常著名的例子是，早期对于税收制度的武力反抗，人们并不认为那是对王室法令 的违背，反而认为是道德上正当的一种防卫，族户拥有反抗税收制度的权利，因为人们在税 收制度中没有看到公平的父亲般的统治者。１０从和王室财政部门按一定的期限和形式议订的 租权，一直到最后的负责地方税务的转租方，整个承租和分租的等级体系受到人们的怀疑， 怀疑税收被转移、代理权被霸占。然而构成整个组织链的基层税收官员们不断地恢复着这个 体系的活力，虽然他们通常薪水不高而且不仅被他们的受害者而且被他们的上级怀疑有腐败 行为。１１对于统一实体的认识，超越了对那些（无论是王室的或是国家的）执行代理机构的 认识，因而从老百姓对机构的批评中独立出来，并且毫无疑问地找到了认识的实践基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