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一—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一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硏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
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1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 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 1
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Lash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 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杋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CJD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一无论它可能是什么一一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CJD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 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一一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
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 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 Lash 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一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机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 CJD 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 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 CJD 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
(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 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
（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 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 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
上的问题)。第二个源泉关系到把危险归咎于生产者和社会秩序(商业、政治、法律、科学) 的保证者,也即,可疑的是那些危及公众幸福的人和那些责令保护公众幸福的人很可能是同 批 4在其早期阶段(难以局限在一处),风险和对风险的理解是主宰着现代性的控制逻辑 学的“无意识后果”。从政治上和社会学上讲,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社会和技术控制的方案 最重要的是,是 Talcott Parsons将现代社会概念化成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事业。这样, 结果一一风险一一产生了,它将民族国家控制的断言引入疑问,不仅仅因为风险的全球化(天 气灾难或者臭氧空洞),而且来自风险诊断内在的不确定和无常。注意到这一点相当有趣 马克思韦伯(1968)确实在一段极其重要的上下文中讨论过“无意识后果”这一概念,而 且尤其因为那个概念始终在结构上涉及工具理性的主导。然而,韦伯没有认可或讨论“风险” 概念,此概念的特性之一正好失去了意图和结果,工具理性和控制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安全的建构以及支配(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控制类型正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变得虚假。我们越试图借助风险分类“殖民化”未来,风险越是逃离我们 的掌控。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外在化不再可能。这造成风险问题如此“政治化”(从颠 覆性的意义上说)。对于两个阶段或形式的风险概念间的重要区别,在这个悖论里存在一个 基本的根据(我觉得它能回答一些问题)。 Scott lash(1999)提出他的“决定性判断”概念, 与“反身性判断”相对。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工业现代 化开始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时间段),风险基本上意味着计算(工业决定)不可预知后果的方 法 正如 Francois ewald(1986)指出,风险的计算发展出各种形式和方法,使得不可预知 的变得可以预言。这是Lash“决定性判断”一词的含义。相应方法的保留剧目包括数据的 陈述、事故概率和模式、精算以及预期照料的标准和组织。这个风险概念的含义指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事物,包括由传统决定和调整的外界自然和生活方式,继续被认为是 预先注定的(命运)。 就自然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以选择而言,新型的不确定出现,我和 Anthony Giddens把 它称为“制造的不确定”。这种内部的风险和危险假定有科学专家的三倍参与,从风险的定 义出发,他们扮演生产者、分析者和牟利者的角色。在这些条件下,很多人尝试限制和控制 风险的天性为不确定和危险的扩展。 5因此和风险社会以及生产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的当代概念指一个奇特的知识和 无意的合成。准确地说,两个意思,也就是一方面风险评估基于经验知识(例如车祸),另 方面,在模糊的无常,也就是不确定中做决定并按风险行动。这里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制造的不确定”概念有双重含义。首先,大多数人用率直的褒义词来评价 更多更好的知识,它们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因为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知道得越来越多,我 们现在知道一个“脑死亡”的人在其它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活着的(比如,因为其心脏还在跳 动)。科学通过打开越来越多新的行动领域,也创造出新的风险。目前的例子又是人类遗传 学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有可能模糊病人和健康者之间的界限,因为越来越多先天的疾病, 甚至那些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认为健康的人们感染上的先天疾病,都可以被诊断 (Beck- Gernsheim,1993)。第二,然而相反的也是真的:风险来源于无意识(非知识),并 且由无意识(非知识)组成。我们如何理解“无意识”?在生命世界完整的安全中,无意识 常常被理解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再意识到,也就是说,它被当作潜在的知识。无意识的问 题在此是从它的反面来理解的,从生命世界所栖居的知识和(没有说出口的)确定性来理解。 相反,没有能力知道在现代性的这第二个阶段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我不是指挑剔的观点
上的问题）。第二个源泉关系到把危险归咎于生产者和社会秩序（商业、政治、法律、科学） 的保证者，也即，可疑的是那些危及公众幸福的人和那些责令保护公众幸福的人很可能是同 一批。 4 在其早期阶段（难以局限在一处），风险和对风险的理解是主宰着现代性的控制逻辑 学的“无意识后果”。从政治上和社会学上讲，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社会和技术控制的方案。 最重要的是，是 Talcott Parsons 将现代社会概念化成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事业。这样， 结果——风险——产生了，它将民族国家控制的断言引入疑问，不仅仅因为风险的全球化（天 气灾难或者臭氧空洞），而且来自风险诊断内在的不确定和无常。注意到这一点相当有趣： 马克思.韦伯（1968）确实在一段极其重要的上下文中讨论过“无意识后果”这一概念，而 且尤其因为那个概念始终在结构上涉及工具理性的主导。然而，韦伯没有认可或讨论“风险” 概念，此概念的特性之一正好失去了意图和结果，工具理性和控制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安全的建构以及支配（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控制类型正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变得虚假。我们越试图借助风险分类“殖民化”未来，风险越是逃离我们 的掌控。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外在化不再可能。这造成风险问题如此“政治化”（从颠 覆性的意义上说）。对于两个阶段或形式的风险概念间的重要区别，在这个悖论里存在一个 基本的根据（我觉得它能回答一些问题）。Scott Lash（1999）提出他的“决定性判断”概念， 与“反身性判断”相对。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工业现代 化开始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时间段），风险基本上意味着计算（工业决定）不可预知后果的方 法。 正如 Francois Ewald（1986）指出，风险的计算发展出各种形式和方法，使得不可预知 的变得可以预言。这是 Lash“决定性判断”一词的含义。相应方法的保留剧目包括数据的 陈述、事故概率和模式、精算以及预期照料的标准和组织。这个风险概念的含义指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事物，包括由传统决定和调整的外界自然和生活方式，继续被认为是 预先注定的（命运）。 就自然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以选择而言，新型的不确定出现，我和 Anthony Giddens 把 它称为“制造的不确定”。这种内部的风险和危险假定有科学专家的三倍参与，从风险的定 义出发，他们扮演生产者、分析者和牟利者的角色。在这些条件下，很多人尝试限制和控制 风险的天性为不确定和危险的扩展。 5 因此和风险社会以及生产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的当代概念指一个奇特的知识和 无意的合成。准确地说，两个意思，也就是一方面风险评估基于经验知识（例如车祸），另 一方面，在模糊的无常，也就是不确定中做决定并按风险行动。这里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制造的不确定”概念有双重含义。首先，大多数人用率直的褒义词来评价 更多更好的知识，它们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因为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知道得越来越多，我 们现在知道一个“脑死亡”的人在其它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活着的（比如，因为其心脏还在跳 动）。科学通过打开越来越多新的行动领域，也创造出新的风险。目前的例子又是人类遗传 学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有可能模糊病人和健康者之间的界限，因为越来越多先天的疾病， 甚至那些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认为健康的人们感染上的先天疾病，都可以被诊断。 （Beck-Gernsheim，1993）。第二，然而相反的也是真的：风险来源于无意识（非知识），并 且由无意识（非知识）组成。我们如何理解“无意识”？在生命世界完整的安全中，无意识 常常被理解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再意识到，也就是说，它被当作潜在的知识。无意识的问 题在此是从它的反面来理解的，从生命世界所栖居的知识和（没有说出口的）确定性来理解。 相反，没有能力知道在现代性的这第二个阶段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我不是指挑剔的观点
瞬间的遗忘或者不发达的专门技术的表达。举例来说,概率的计算从来不能排除一个特定的 事件,或者风险专家们会质疑彼此的详细结果,因为他们非常敏感地从不同的假设出发。(见 上文第六章) 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基于知识、信息的,风险打开了可能性的危险领域。一切都归入逃 避的命令。日常生活因此变成非自愿的不幸的抽彩。这里“中彩者”的概率可能不比每周的 抽彩“中彩者”概率高,但是几乎不可能不参与这不幸的抽彩,“中彩者”得病,甚至可能 死去。政治家中,比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他抱怨消费者对欧洲疯牛病争论的反应“歇 斯底里”以及因此发生的牛肉市场崩溃。他仍然鼓励人们参与国家抽彩,为政治的可信性提 供独特的服务。在这个范围的最后,处理“制造的不确定”的两种策略是可以想象的:如果 一个人拥护约翰梅杰的观点,唯有特定的知识能迫使我们行动,那么他必须接受否认风险 使得风险无限地和无法控制地生长。没有什么比否认风险更能够滋养风险。如果一个人选择 相反的策略,使得假定的(缺乏)知识作为抵挡风险的行动基础,那么这会打开恐惧的闸门, 一切都会变得危险 风险只暗示什么不该做,而不是什么该做。就风险变成感知世界无所不包的背景而 风险所煽动的惊恐造成一种无力和瘫痪的气氛。什么都不做和要求过多都将世界变成一系列 不可征服的风险。这可以被叫做凤险陷所,世界能以风险的知觉形式转变为风险陷阱。在风 险陷阱中如何行事没有任何处方,但是(在欧洲内部和外部)有非常对立的文化反应。在不 同的边界和时间之内,冷漠和惊慌的躁动突然和激进地转换。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人在这个处境中如何反应不再是能够由专家决定的事情。专家指 出(或遮掩)的风险同时解除了专家的武装,因为风险迫使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什么还可 以忍受,什么不再可以忍受了?它们要求决定是否抗议以及何时何地抗议,即使这抗议只是 采用有组织的,不同文化间消费者联合抵制货物的形式。这些问题对公众、文化定义、全体 公民、议会、政客、道德规范和组织工会的权威提出了疑问。 6甚至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短路。新型的风险同时是地方的和全球的,或 者“全球地方的”( Robertson,1992)。因此环境危险“不知道有边界”是非常基本的体验, 它们被空气、风、水、食物链普遍化了,这使无所不在的全球环境运动正当化并将全球风险 提出来讨论。 在地方和全球风险之间选择的危险的“时空分离”( Harvey,1998)确认了全球风险社 会的诊断。全球威胁导致这样一个世界,确定的风险逻辑的基础在这个世界被破坏并且失效 在这个世界只有难以控制的危险,而不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新的危险毁掉了传统的安全计算 的支柱:损失几乎不能再归咎于一个特定的作恶者,以至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失去了 其敏锐;损失不再能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为自己免受威胁的全球螺旋的最糟糕分支而保险是 毫无意义的。因此,万一最糟的情况发生,没有后续照料的计划。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 制逻辑从内部崩塌了。所以,风险社会是(潜在的)政治社会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为在风险和制造不确定的时代回归控制逻辑而辩护,也不是鼓 励这种回归(某些人这么认为)。那是第一次简单现代化时的解决之道。相反,在全球风险 社会中,控制逻辑从根本上被质疑,不仅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而且是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自 身。这儿是风险社会变成自我批评的社会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机构和参与者一一比如化工业 经理和保险专家一一互相矛盾。技术员辩论说:“没有风险”,同时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为风 险太高。一场相似的争论目前正在遗传工程食物的领域中发生 为了谈及全球风险社会,也有必要让全球危险开始设计行动并推动国际机构的创设。从 大多数国际环境协议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缔结这个事实可见,确实存在这样的推动力。这个新 风险跨越边界的推动力不仅仅在国际间适用,而且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暗示那个系统的
瞬间的遗忘或者不发达的专门技术的表达。举例来说，概率的计算从来不能排除一个特定的 事件，或者风险专家们会质疑彼此的详细结果，因为他们非常敏感地从不同的假设出发。（见 上文第六章） 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基于知识、信息的，风险打开了可能性的危险领域。一切都归入逃 避的命令。日常生活因此变成非自愿的不幸的抽彩。这里“中彩者”的概率可能不比每周的 抽彩“中彩者”概率高，但是几乎不可能不参与这不幸的抽彩，“中彩者”得病，甚至可能 死去。政治家中，比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他抱怨消费者对欧洲疯牛病争论的反应“歇 斯底里”以及因此发生的牛肉市场崩溃。他仍然鼓励人们参与国家抽彩，为政治的可信性提 供独特的服务。在这个范围的最后，处理“制造的不确定”的两种策略是可以想象的：如果 一个人拥护约翰.梅杰的观点，唯有特定的知识能迫使我们行动，那么他必须接受否认风险 使得风险无限地和无法控制地生长。没有什么比否认风险更能够滋养风险。如果一个人选择 相反的策略，使得假定的（缺乏）知识作为抵挡风险的行动基础，那么这会打开恐惧的闸门， 一切都会变得危险。 风险只暗示什么不该做，而不是什么该做。就风险变成感知世界无所不包的背景而言， 风险所煽动的惊恐造成一种无力和瘫痪的气氛。什么都不做和要求过多都将世界变成一系列 不可征服的风险。这可以被叫做风险陷阱，世界能以风险的知觉形式转变为风险陷阱。在风 险陷阱中如何行事没有任何处方，但是（在欧洲内部和外部）有非常对立的文化反应。在不 同的边界和时间之内，冷漠和惊慌的躁动突然和激进地转换。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人在这个处境中如何反应不再是能够由专家决定的事情。专家指 出（或遮掩）的风险同时解除了专家的武装，因为风险迫使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什么还可 以忍受，什么不再可以忍受了？它们要求决定是否抗议以及何时何地抗议，即使这抗议只是 采用有组织的，不同文化间消费者联合抵制货物的形式。这些问题对公众、文化定义、全体 公民、议会、政客、道德规范和组织工会的权威提出了疑问。 6 甚至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短路。新型的风险同时是地方的和全球的，或 者“全球地方的”（Robertson，1992）。因此环境危险“不知道有边界”是非常基本的体验， 它们被空气、风、水、食物链普遍化了，这使无所不在的全球环境运动正当化并将全球风险 提出来讨论。 在地方和全球风险之间选择的危险的“时空分离”（Harvey，1998）确认了全球风险社 会的诊断。全球威胁导致这样一个世界，确定的风险逻辑的基础在这个世界被破坏并且失效， 在这个世界只有难以控制的危险，而不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新的危险毁掉了传统的安全计算 的支柱：损失几乎不能再归咎于一个特定的作恶者，以至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失去了 其敏锐；损失不再能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为自己免受威胁的全球螺旋的最糟糕分支而保险是 毫无意义的。因此，万一最糟的情况发生，没有后续照料的计划。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 制逻辑从内部崩塌了。所以，风险社会是（潜在的）政治社会。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为在风险和制造不确定的时代回归控制逻辑而辩护，也不是鼓 励这种回归（某些人这么认为）。那是第一次简单现代化时的解决之道。相反，在全球风险 社会中，控制逻辑从根本上被质疑，不仅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而且是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自 身。这儿是风险社会变成自我批评的社会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机构和参与者——比如化工业 经理和保险专家——互相矛盾。技术员辩论说：“没有风险”，同时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为风 险太高。一场相似的争论目前正在遗传工程食物的领域中发生。 为了谈及全球风险社会，也有必要让全球危险开始设计行动并推动国际机构的创设。从 大多数国际环境协议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缔结这个事实可见，确实存在这样的推动力。这个新 风险跨越边界的推动力不仅仅在国际间适用，而且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暗示那个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