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60年代里,甚至在70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一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一一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本文原名 L Etat et les regulations du social, i选自 Michel crozier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Strategie our un autre changement(Editions Fayard, France, 1987),pp 149-171
1 41.1 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 60 年代里，甚至在 70 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本文原名 L`Etat et les régulations du social,选自 Michel Crozier 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 Stratégie pour un autre changement (Editions Fayard,France,1987),pp.149-171
向于从自己方面来使经济衰竭。它的迅速繁殖威胁着理性的平衡。它所引起的失控使人担心 它不去加快消费国有的原产品,而该产品全部是在卫生、救济和教育支出总是增加的这种 不可抵抗的机制里的 在我看来,这些倾向的连结已经使我们随处可以察觉到一点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 想变得枯竭了。反常的是,当社会的传统思想受到了质疑时,社会的管理也成了社交界的重 要问题。 这场深刻社会危机在初期就促使那些通过经济理性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活动蔓延开来。 更反常的是,当这些原则在它们的选定范围,在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受到质疑时,人们发现这 些原则在一个社会里的迫切需要,而这个社会当时是人们一一往往是以惊人的方式一一拒绝 予以重视的! 我们在卫生领域特别观察到的这个向往理性的运动肯定是必要的,当然在教育和所有社 会保险范围也会有它的空间,但是它完全不足以很快成为反生产的,又可能为之而冒风险, 因为这些活动中的理性和质量部分在经济范围还很重要。因此,仅仅从这些定量模式出发来 管理这些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模式的局限即使是对于不太复杂的活动而言也已经是显 而易见的了。 为了这些充满混乱的领域恢复它们的辨别力,因此有必要借助一种同类的思考,即是我 在前一章涉及那些能够替代经济市场规律性的调节时所概述的思考。自由主义者和专家治国 论者愿意引进一些市场机制,以便限制社会的膨胀耗费。然而,这样的机制在一些被本质上 非常不同的调节所支配的社会体系里,只能局部地发挥作用。如果人们想在同时发现经济的 限制和足够的人文平衡,那些最好去试图修正和改造这些调节。 人们能够试图决定的解决方法在一开始不会是一些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是社会活动的一 些自动调节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模式,个体的质量要求有可能部分地取代等级人员的要求并 有可能使这些要求的膨胀压力减少。只要我们达到了把由于社会一一和可能更多地一一把由 于经济而变得贫乏的人文资源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才能重新找到社会的行家。 社会保护系统的沉重 要在改革企业、机构或任何活动团体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将这些拥有的潜在人文资源 至少是部分地动员起来。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动员看来很难在社会保护系统里实现,可是 社会保护体系的成员对人文价值更为敏感,而这种敏感是技术和经济约束起重要作用的部门 里的雇员所不可能有的。 我们的社会生产机构五十年以来,是在越来越脱离支配一切人文活动的实际原则的同时 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反常现象得到了解释:承认一个完美世界的局限和约束 在法国,成本的暴涨使整个社会保护系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此这个暴涨几 乎成了我们的唯一敏感点,而且我们的责任人试图不顾一切地以控制和重组的措施来改革这 个系统,当然他们只能以专制方式从上层来强行规定这些措施的执行。不过,他们的改革向 来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改革是不可能使它们自身可利用的人员一一专业人员和客户 把那些仅在总体水平上出现的限制和约束内在化 问题是更为广泛的。人们只有伴随着对总成本是通过不正常的组织,换句话说,是由于 存在那些脱离实际原则的人文调节这一现象的认识,才有可能提出这类更为广泛的问题。 我以瑞典体系作为例子,这个体系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最成功的生产模式。目前 在瑞典,有40%的就业人口受雇于人们现在称之为护理的部门:教育、培训、卫生、救济 对这种现象的意识是从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开始获得发展的,而这些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使 保证护理部门活动的那些人员的级别利益有了特权,因此也是有助于重组这些人员的级别利 益,并使它们达成一致
2 向于从自己方面来使经济衰竭。它的迅速繁殖威胁着理性的平衡。它所引起的失控使人担心 它不去加快消费国有的原产品，而该产品全部是在卫生、救济和教育支出总是增加 的这种 不可抵抗的机制里的。 在我看来，这些倾向的连结已经使我们随处可以察觉到一点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 想变得枯竭了。反常的是，当社会的传统思想受到了质疑时，社会的管理也成了社交界的重 要问题。 这场深刻社会危机在初期就促使那些通过经济理性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活动蔓延开来。 更反常的是，当这些原则在它们的选定范围，在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受到质疑时，人们发现这 些原则在一个社会里的迫切需要，而这个社会当时是人们——往往是以惊人的方式——拒绝 予以重视的！ 我们在卫生领域特别观察到的这个向往理性的运动肯定是必要的，当然在教育和所有社 会保险范围也会有它的空间，但是它完全不足以很快成为反生产的，又可能为之而冒风险， 因为这些活动中的理性和质量部分在经济范围还很重要。因此，仅仅从这些定量模式出发来 管理这些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模式的局限即使是对于不太复杂的活动而言也已经是显 而易见的了。 为了这些充满混乱的领域恢复它们的辨别力，因此有必要借助一种同类的思考，即是我 在前一章涉及那些能够替代经济市场规律性的调节时所概述的思考。自由主义者和专家治国 论者愿意引进一些市场机制，以便限制社会的膨胀耗费。然而，这样的机制在一些被本质上 非常不同的调节所支配的社会体系里，只能局部地发挥作用。如果人们想在同时发现经济的 限制和足够的人文平衡，那些最好去试图修正和改造这些调节。 人们能够试图决定的解决方法在一开始不会是一些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是社会活动的一 些自动调节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模式，个体的质量要求有可能部分地取代等级人员的要求并 有可能使这些要求的膨胀压力减少。只要我们达到了把由于社会——和可能更多地——把由 于经济而变得贫乏的人文资源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才能重新找到社会的行家。 社会保护系统的沉重 要在改革企业、机构或任何活动团体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将这些拥有的潜在人文资源 至少是部分地动员起来。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动员看来很难在社会保护系统里实现，可是， 社会保护体系的成员对人文价值更为敏感，而这种敏感是技术和经济约束起重要作用的部门 里的雇员所不可能有的。 我们的社会生产机构五十年以来，是在越来越脱离支配一切人文活动的实际原则的同时 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反常现象得到了解释：承认一个完美世界的局限和约束。 在法国，成本的暴涨使整个社会保护系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此这个暴涨几 乎成了我们的唯一敏感点，而且我们的责任人试图不顾一切地以控制和重组的措施来改革这 个系统，当然他们只能以专制方式从上层来强行规定这些措施的执行。不过，他们的改革向 来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改革是不可能使它们自身可利用的人员——专业人员和客户 ——把那些仅在总体水平上出现的限制和约束内在化。 问题是更为广泛的。人们只有伴随着对总成本是通过不正常的组织，换句话说，是由于 存在那些脱离实际原则的人文调节这一现象的认识，才有可能提出这类更为广泛的问题。 我以瑞典体系作为例子，这个体系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最成功的生产模式。目前 在瑞典，有 40% 的就业人口受雇于人们现在称之为护理的部门：教育、培训、卫生、救济。 对这种现象的意识是从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开始获得发展的，而这些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使 保证护理部门活动的那些人员的级别利益有了特权，因此也是有助于重组这些人员的级别利 益，并使它们达成一致
这个整体的分量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沉重,它与整个商品经济一样或更重(确切地说,公 用事业部门实际上不包括在这个百分比里)。它的成员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们都想成为 些专业人员或一些准职业者,这些准职业者进行的自治是因为他们熟知属于自己的伦理学 规则,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客户给予好评这样的成果所导致的。他们不依赖于他们的个别客户 而是为一般公众服务的。一个必然浓密的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大规模、其成员之间的隔离、他 们对于客户依赖的缺乏以及对他们行动结果评估的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大大超出成本增长 问题的后果。 首先,一种与公众隔开的招致损害的壕沟。这些职业以行会的方式自行治理。它们的趋 于造假的倾向即它们在行为上令人费解的趋势,和一种根据适合于习惯和专业理论的抽象规 范来确定客户利益的倾向就来自于它们的这种自行治理。 其次,服务的提供者一接受者的熟悉关系的一种颠倒。在一般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 客户。在护理体系里,客户从属于为其提供援助的专业人员。教育界到处显而易见的职业专 制在瑞典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中达到了普遍化,这些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为了监督人们遵守 它们所建立的规范而有越来越干预日常生活的趋势。已被人们观察到的(因不循习俗而很少 使人信服的父母剥夺孩子生命)的此类恶习的发生率尚属较低,而这不应该使人忘记一部分 公众的拒绝和束缚可能引起的反作用。 这些倾向可以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调动客户在体系里所描绘的那些资源是不可能的。与 个在自己经验之外建立其规范的世界相比,一个处于从属状态的客户更容易被束缚。这个客 户积极表现的惟一方法是发挥体系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并且 经常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由于被置于消费一边而不参加服务的执行,人们为了分享他 的管理而不可能依靠他。 在所有这些服务中,客户事实上必须是一个共同生产者:大学生受教育、病人受治疗 这同样可以说成,教授或医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或医治。但我们愿意促进的是一个无约 束的和摆脱经济忧虑的社会中更有价值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在消费关系方面达到了一种畸 形发展,由于这种畸形发展,人们对商品社会产生了不满 既然对于这种社会消费来说不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令人满意的平衡,既然人们不会另外 承认那些按等级制秩序强制规定个体接受的决定可能被作出,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去求助 于一种以非个性方式将人员分等分类的推论逻辑。由此受益的者的这个否认看(?)他同时 是一个按章纳税的人,又会像一个试图逃避规定费率的纳税人那样行为,又会像一个试图从 其级别权利中获取最大份额的权利所有者那样行为。 这个体系是不可能找到它的平衡的。它由于“总是更多”的要求而遭受强烈指责。它丧 失了一些调节,而这些调节是倾向于不顾他们行动结果而发展他们才能和提高他们收入的那 些专家群体的行会的调节,它们因此也是非常有类别的。 瑞典只是在整体性和类别一致的官僚主义作用较为明显的范围里的样本。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以多少有些按照西方世界里的活动和当地人所突出的方式存在的 人们只有通过把客户-受益者一按章纳税者重新引入这些体系的调节中,才能使这种倾向 反过来。惟独这些体系的调节可以使人们对金融失败和对债务的另外分配加以控制。如果这 些体系的调节今天不能借助一种倾向于个体价值的社会与文化演变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似乎 就是不可能的。享受救济的条件是使人稚嫩的,因而它将越来越少地被人接受。自治的要求 如果在公众场合是觉察得到的,那么它可能是手段,因为这个手段,这些群体解除行会主义 将是可能的 趋于社会的自动调节 从现在就开始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提出问题是可能做到的。相反,预想解决这些大体系的
3 这个整体的分量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沉重，它与整个商品经济一样或更重（确切地说，公 用事业部门实际上不包括在这个百分比里）。它的成员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们都想成为 一些专业人员或一些准职业者，这些准职业者进行的自治是因为他们熟知属于自己的伦理学 规则，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客户给予好评这样的成果所导致的。他们不依赖于他们的个别客户， 而是为一般公众服务的。一个必然浓密的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大规模、其成员之间的隔离、他 们对于客户依赖的缺乏以及对他们行动结果评估的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大大超出成本增长 问题的后果。 首先，一种与公众隔开的招致损害的壕沟。这些职业以行会的方式自行治理。它们的趋 于造假的倾向即它们在行为上令人费解的趋势，和一种根据适合于习惯和专业理论的抽象规 范来确定客户利益的倾向就来自于它们的这种自行治理。 其次，服务的提供者-接受者的熟悉关系的一种颠倒。在一般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 客户。在护理体系里，客户从属于为其提供援助的专业人员。教育界到处显而易见的职业专 制在瑞典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中达到了普遍化，这些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为了监督人们遵守 它们所建立的规范而有越来越干预日常生活的趋势。已被人们观察到的（因不循习俗而很少 使人信服的父母剥夺孩子生命）的此类恶习的发生率尚属较低，而这不应该使人忘记一部分 公众的拒绝和束缚可能引起的反作用。 这些倾向可以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调动客户在体系里所描绘的那些资源是不可能的。与一 个在自己经验之外建立其规范的世界相比，一个处于从属状态的客户更容易被束缚。这个客 户积极表现的惟一方法是发挥体系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并且 经常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由于被置于消费一边而不参加服务的执行，人们为了分享他 的管理而不可能依靠他。 在所有这些服务中，客户事实上必须是一个共同生产者：大学生受教育、病人受治疗， 这同样可以说成，教授或医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或医治。但我们愿意促进的是一个无约 束的和摆脱经济忧虑的社会中更有价值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在消费关系方面达到了一种畸 形发展，由于这种畸形发展，人们对商品社会产生了不满。 既然对于这种社会消费来说不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令人满意的平衡，既然人们不会另外 承认那些按等级制秩序强制规定个体接受的决定可能被作出，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去求助 于一种以非个性方式将人员分等分类的推论逻辑。由此受益的者的这个否认看（？）他同时 是一个按章纳税的人，又会像一个试图逃避规定费率的纳税人那样行为，又会像一个试图从 其级别权利中获取最大份额的权利所有者那样行为。 这个体系是不可能找到它的平衡的。它由于“总是更多”的要求而遭受强烈指责。它丧 失了一些调节，而这些调节是倾向于不顾他们行动结果而发展他们才能和提高他们收入的那 些专家群体的行会的调节，它们因此也是非常有类别的。 瑞典只是在整体性和类别一致的官僚主义作用较为明显的范围里的样本。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以多少有些按照西方世界里的活动和当地人所突出的方式存在的。 人们只有通过把客户-受益者-按章纳税者重新引入这些体系的调节中，才能使这种倾向 反过来。惟独这些体系的调节可以使人们对金融失败和对债务的另外分配加以控制。如果这 些体系的调节今天不能借助一种倾向于个体价值的社会与文化演变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似乎 就是不可能的。享受救济的条件是使人稚嫩的，因而它将越来越少地被人接受。自治的要求 如果在公众场合是觉察得到的，那么它可能是手段，因为这个手段，这些群体解除行会主义 将是可能的。 趋于社会的自动调节 从现在就开始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提出问题是可能做到的。相反，预想解决这些大体系的
实践中的问题好象是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要为现实意义的这个重新获得创造条件,我 们目前只能从投资开始进行探索。在初期的努力中,公共权力必须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因为 是它们稳固了这个行会体系的合法性并承担着维持这个行会体系的责任 在此,我将介绍几个简明的看法,这些看法认为一个如此的投资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在社 会的三个主要领域:教育、卫生、救助。 相对来说,教育领域的情况好象更清楚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处理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情 因此是容易的。教育在行会科层制的途径中衍生出,直至在我们文化里得到加强的思想:教 育者是上级而受教育者是下属;教育者的行会是共和国一种益友;教育者的行会可以根据它 所信奉的好或坏的观念—一凭借其学问—一来利用对未来一代培养的权利。曾使整个教育的 根本关系,即受教育者在其中作为客户的服务关系有可能重新确立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方式正在开始衰弱。可惜,这里的客户通常很少有能力识别他所得到的那个帮助的质量,因 为对这方面的成果测算从来就是有争议的。客户的直接进入因此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进入 是合乎希望的。学校不会让学生或家长议会来管理。人们能够设想的重新平衡因此必须依靠 组更宽泛的共同体:不仅有孩子和父母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有提供一些销路的专业共同体 以及地方共同体。这个重新平衡也应该甚至特别应该包括研究和培训方面的一种投资,即向 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关于他们工作成果的坚定不移的看法。看来,以权威投资的方式或者在使 学校从属父母或地方政治共同体这两个代表的同时变化体系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一些 迫使各方交换的中介。以前,这些中介在乡村的学校里以某种方式被肯定过:老师在共同体 内曾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们在有产者中学所构成的,而且在当今的高等专业学校和具有特 性的学校里仍在构成的小型体系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几乎到处在摧毁 那些不可能重建的交换模式。对分散的研究和培训的投资有可能独自地使人们提供一种足以 促成刺激的替代物。我们必须对那些凭借知识的作用使一些可比性得以产生的和使质量要求 得以面目一新的条件进行探索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在质量方面的投资对于一个谦虚国家的构成所具有的意义,质量 应该成为我们在获得现代性时的首要担心 至于卫生体系,它在理论上还是受到客户的支配,但这个客户是一个较少负有责任的, 相信他是不需要对其要求承担成本的客户。例如在教育领域,整体的调节实际上很久以来是 根据医生职业的内部惯例来保证的。过去,主张精英理论的行会主义与高等学校的行会主义 样,至少一方面是有利于对成本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与客户维持一种传送意见的人 文关系。这些调节有变弱的趋势,这是由于医学越来越专门化并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也是由 于社会保护的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和在整体运行中受昂贵的医院制度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大 当医院活动的理性化以惊人的方式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大管理组织的追求和通过法 国总预算的行政途径继续进行时,各种各样的企图却在这里那里被大力推行,以在更地方性 的、更人文的范围和更人文的层面上重建一些人类的调节:合作诊所、地方卫生组织(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以专家治国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无论耗费多少精力,也经 常是耸人听闻的,当它们普遍使病人再次失去理智,最终又引起医生自己失去理智时,它们 就不会那么总是能令人信服的。美国的HMO在那些具有更合作和对“整个”人类问题更关心 的医学精神的开拓者中激发了极大的热情。用了十二年取得的成果没有能够接近这些期待 没有任何方面可以解说清楚那个对体系分析进行的非常重大而又持续的投资,而这些体系分 析有可能使人们发现新的调节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加强那些总是存在的,但被改革者忽略的 调节因素 统计学范畴的或曰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肯定是大量的,但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的实际贡献 是无利益的。然而,关于各种不同的现行的护理制度、它们的约束、它们的失控以及它们的 适应与变化能力的研究对于摆脱我们在其中挣扎的一些恶性循环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
4 实践中的问题好象是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要为现实意义的这个重新获得创造条件，我 们目前只能从投资开始进行探索。在初期的努力中，公共权力必须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因为 是它们稳固了这个行会体系的合法性并承担着维持这个行会体系的责任。 在此，我将介绍几个简明的看法，这些看法认为一个如此的投资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在社 会的三个主要领域：教育、卫生、救助。 相对来说，教育领域的情况好象更清楚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处理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情 因此是容易的。教育在行会科层制的途径中衍生出，直至在我们文化里得到加强的思想：教 育者是上级而受教育者是下属；教育者的行会是共和国一种益友；教育者的行会可以根据它 所信奉的好或坏的观念——凭借其学问——来利用对未来一代培养的权利。曾使整个教育的 根本关系，即受教育者在其中作为客户的服务关系有可能重新确立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方式正在开始衰弱。可惜，这里的客户通常很少有能力识别他所得到的那个帮助的质量，因 为对这方面的成果测算从来就是有争议的。客户的直接进入因此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进入 是合乎希望的。学校不会让学生或家长议会来管理。人们能够设想的重新平衡因此必须依靠 一组更宽泛的共同体：不仅有孩子和父母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有提供一些销路的专业共同体 以及地方共同体。这个重新平衡也应该甚至特别应该包括研究和培训方面的一种投资，即向 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关于他们工作成果的坚定不移的看法。看来，以权威投资的方式或者在使 学校从属父母或地方政治共同体这两个代表的同时变化体系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一些 迫使各方交换的中介。以前，这些中介在乡村的学校里以某种方式被肯定过；老师在共同体 内曾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们在有产者中学所构成的，而且在当今的高等专业学校和具有特 性的学校里仍在构成的小型体系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几乎到处在摧毁 那些不可能重建的交换模式。对分散的研究和培训的投资有可能独自地使人们提供一种足以 促成刺激的替代物。我们必须对那些凭借知识的作用使一些可比性得以产生的和使质量要求 得以面目一新的条件进行探索。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在质量方面的投资对于一个谦虚国家的构成所具有的意义，质量 应该成为我们在获得现代性时的首要担心。 至于卫生体系，它在理论上还是受到客户的支配，但这个客户是一个较少负有责任的， 相信他是不需要对其要求承担成本的客户。例如在教育领域，整体的调节实际上很久以来是 根据医生职业的内部惯例来保证的。过去，主张精英理论的行会主义与高等学校的行会主义 一样，至少一方面是有利于对成本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与客户维持一种传送意见的人 文关系。这些调节有变弱的趋势，这是由于医学越来越专门化并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也是由 于社会保护的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和在整体运行中受昂贵的医院制度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大。 当医院活动的理性化以惊人的方式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大管理组织的追求和通过法 国总预算的行政途径继续进行时，各种各样的企图却在这里那里被大力推行，以在更地方性 的、更人文的范围和更人文的层面上重建一些人类的调节：合作诊所、地方卫生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以专家治国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无论耗费多少精力，也经 常是耸人听闻的，当它们普遍使病人再次失去理智，最终又引起医生自己失去理智时，它们 就不会那么总是能令人信服的。美国的 HMO 在那些具有更合作和对“整个”人类问题更关心 的医学精神的开拓者中激发了极大的热情。用了十二年取得的成果没有能够接近这些期待。 没有任何方面可以解说清楚那个对体系分析进行的非常重大而又持续的投资，而这些体系分 析有可能使人们发现新的调节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加强那些总是存在的，但被改革者忽略的 调节因素。 统计学范畴的或曰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肯定是大量的，但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的实际贡献 是无利益的。然而，关于各种不同的现行的护理制度、它们的约束、它们的失控以及它们的 适应与变化能力的研究对于摆脱我们在其中挣扎的一些恶性循环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
对于离开病人的束缚和避免成本失控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平均主义模式的现时理 论千篇一律的背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既可以使改革者的批 评相对化,又可以使改革者的愿望相对化 要试图控制医生,就必须在相同时间里规定他们服从于约束结构并让他们体验一些甚至 是非直接的管理检查方法,如果不这样做,就吸收他们参与一种他们至少可以负大部分责任 的真正开放的研究努力,那么这最终是否会更无效,又是谁使他们成为变化的积极合作者? 为了在一些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种在现时很难的,不然的话,就是不可能的对话,使护士 职业甚至一些病人也参与到这些研究计划里来,这难道就不是有理智的? 对众多遭受贫困或残疾痛苦的人提供救济的第三部门领域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然而, 该领域可以通过自己调动的财政资源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它的人力、社会甚至政 治的砝码来获取极大的重要性。这个领域是以自治的而且更行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 庞大的社会救济体系的领域。它的成员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离开现实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远。它的成员也受到类别推论逻辑的支配,而且在他们那 里,只要有可能,类别还被分成许多部分。与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特别规定相符合的客户需 要被规范和分化得很细。人们终于促成了一些特有的漫画般的反功能 法国的救济及救济控制方面的官僚主义纠纷在几年里赶上了美国。当父亲已感觉到自己 被禁止以父亲的身份为独身亲属维护补助金方面的一种权利时,社会福利员的巡查却能够像 在《西部故事》里一样,用同样荒谬的良心在有生理缺陷的儿童的母亲那里持续下去。 在这个领域就如同在所有其他的领域,以发展知识来获得理性是十分重要的。有生理缺 陷的儿童、残疾人、低收入者、贫困者的集体保护之需要与劣等质量的所有受害者的个人必 需的证明之间存在着对抗,这个对抗问题只有通过对目前的机构和可能轮换的机构的一种更 好的认识才能得到解决 大家都非常相信那些救济体系的最初目标应该是在需要帮助的人中发展学习能力,因为 这些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越来越成为有责任的人。不过,当前体系自身的运行必然地倾向 于使他们越来越处于依赖地位,确切地说,不使他们进入这样的学习以具备成为负责人的可 能性 为什么这些体系屈服于这个失控?对此问题作出反应的便捷方法是批评它们的成员,比 如说他们有偏见的倾向,诸如此类的指责就是很容易的事,而相比之下,对他们所对质和抵 抗的事实作出理解就可能要难得多,但从他们的观点看,这样做才是理性的。 重要的是现在要用退一步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这些使我们最为深处的社会标准发挥作用 的微妙问题。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必须成为过时的 让集体承担责任的这一平均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曾经是而且仍然应该受到人 们尊重。这一看法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但它太多是来自于一种更多人文机遇的质量要求, 而这种要求是针对趋于“总是更多”模式的某一类别的数量答案所提出的。为了个人的补充 要求能够建立在一种可以独自准许人员晋级的质量之上,这一看法的知识经验应该得到保 存,但它们对未来而言是有局限的。有必要创建一些体系,这些体系是更开放的,更能使客 户、受益者或受害者激发起一种强烈参与的和一种更多投资的体系。即使我们为进入这条道 路投入了时间,我们也要对此有紧迫感。谦虚的国家应把责任定为帮助各部门通过体验一些 更好的程式之后再来确立它们,而不应仅仅以专家治国论的方式去决定它们 解除角色混乱 至少从罗马帝国以来,一个在司法上明显的组织原则迫使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接受:任 何人不能充当与自己利害有关的纠纷的仲裁人 既然王子是造就社会的那个高明天性的化身,那么能够成功地逃避这个高明天性的只有
5 对于离开病人的束缚和避免成本失控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平均主义模式的现时理 论千篇一律的背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既可以使改革者的批 评相对化，又可以使改革者的愿望相对化。 要试图控制医生，就必须在相同时间里规定他们服从于约束结构并让他们体验一些甚至 是非直接的管理检查方法，如果不这样做，就吸收他们参与一种他们至少可以负大部分责任 的真正开放的研究努力，那么这最终是否会更无效，又是谁使他们成为变化的积极合作者？ 为了在一些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种在现时很难的，不然的话，就是不可能的对话，使护士 职业甚至一些病人也参与到这些研究计划里来，这难道就不是有理智的？ 对众多遭受贫困或残疾痛苦的人提供救济的第三部门领域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然而， 该领域可以通过自己调动的财政资源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它的人力、社会甚至政 治的砝码来获取极大的重要性。这个领域是以自治的而且更行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 庞大的社会救济体系的领域。它的成员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离开现实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远。它的成员也受到类别推论逻辑的支配，而且在他们那 里，只要有可能，类别还被分成许多部分。与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特别规定相符合的客户需 要被规范和分化得很细。人们终于促成了一些特有的漫画般的反功能。 法国的救济及救济控制方面的官僚主义纠纷在几年里赶上了美国。当父亲已感觉到自己 被禁止以父亲的身份为独身亲属维护补助金方面的一种权利时，社会福利员的巡查却能够像 在《西部故事》里一样，用同样荒谬的良心在有生理缺陷的儿童的母亲那里持续下去。 在这个领域就如同在所有其他的领域，以发展知识来获得理性是十分重要的。有生理缺 陷的儿童、残疾人、低收入者、贫困者的集体保护之需要与劣等质量的所有受害者的个人必 需的证明之间存在着对抗，这个对抗问题只有通过对目前的机构和可能轮换的机构的一种更 好的认识才能得到解决。 大家都非常相信那些救济体系的最初目标应该是在需要帮助的人中发展学习能力，因为 这些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越来越成为有责任的人。不过，当前体系自身的运行必然地倾向 于使他们越来越处于依赖地位，确切地说，不使他们进入这样的学习以具备成为负责人的可 能性。 为什么这些体系屈服于这个失控？对此问题作出反应的便捷方法是批评它们的成员，比 如说他们有偏见的倾向，诸如此类的指责就是很容易的事，而相比之下，对他们所对质和抵 抗的事实作出理解就可能要难得多，但从他们的观点看，这样做才是理性的。 重要的是现在要用退一步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这些使我们最为深处的社会标准发挥作用 的微妙问题。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必须成为过时的。 让集体承担责任的这一平均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曾经是而且仍然应该受到人 们尊重。这一看法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但它太多是来自于一种更多人文机遇的质量要求， 而这种要求是针对趋于“总是更多”模式的某一类别的数量答案所提出的。为了个人的补充 要求能够建立在一种可以独自准许人员晋级的质量之上，这一看法的知识经验应该得到保 存，但它们对未来而言是有局限的。有必要创建一些体系，这些体系是更开放的，更能使客 户、受益者或受害者激发起一种强烈参与的和一种更多投资的体系。即使我们为进入这条道 路投入了时间，我们也要对此有紧迫感。谦虚的国家应把责任定为帮助各部门通过体验一些 更好的程式之后再来确立它们，而不应仅仅以专家治国论的方式去决定它们。 解除角色混乱 至少从罗马帝国以来，一个在司法上明显的组织原则迫使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接受：任 何人不能充当与自己利害有关的纠纷的仲裁人。 既然王子是造就社会的那个高明天性的化身，那么能够成功地逃避这个高明天性的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