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结构比较与博弈比较 组织研究的范式选择 很少有一个研究领域象组织领域一样吸引人们从那么多不同的学科角度,运用不同的研 究方法以及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研究。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有自己讨论组织的方 法;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新兴学科的学者们则 希望超越这些硏究方法,比如决策学与信息传播学科的学者。此外,一些特殊的方法论问题 使得那些依然执著于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学者与那些试图对组织样本进行比较测量的学者之 间趋于对立,同样在个案研究和调查测量的学者与那些从公理和规范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学者 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混乱的局面不应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一个学科与另外一个学科之间含混不清的 相似性以及冒险引用可能会导致学术创造的泡沫:一知半解则可能会推波助澜。因此,对这 人文学科的状况进行新的评估,或者更为明确地讲,对其学术研究的策略进行新的辨析看 来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亦即尽管这样一种正本清源不应在理论和方法上预设任何逻辑观点 上的优先次序,但是人们理应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使用的研究范式上,并从这个角度 提出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 研究的个案与样本的结构 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导致本领域两极分化的争论不胜枚举,比如那些使决策探讨与 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对立的争论,使原理的理性探讨与实证型的理论建构对立的争论,使行动 本位的、规范探讨向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对立的争论,不过在这些争论之中,最为 致命的却是非常基本的方法论之争,亦即个案研究与样本技术之争。这一争执可以被简略地 概括如下:在五十年代盛行的那种方法论,亦即具有固定研究范式的个案研究分析,包含了 种研究范式,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后期,一种新的方法论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新的方法 论意味着研究范式上的根本改变,尽管这一改变并不是十分自觉的。 准确地说,个案研究方法有三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其中的主要论证 方式是描述和领会,而不是测量:这种研究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借鉴了大量的方法和概念, 你很难把它与这些学科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方法对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经验的关注远远超过对 目标和结果的关注。这些特征是与其支配性的研究范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范式可以简 约地概括如下:正式的目标和规范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因为组织是作为一个自主的社会 系统而存在的,其基本要素是社会的互相作用和领导的现象:而其诉求的核心问题则是领导 的过程 这种研究范式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缺陷:首先,它的基本问题并非围绕着作为单位的组 织,而是组织内部的过程:其次,它对假设的概括方法是从一个个案走向理论,而后再回到 另外一个个案,这意味着它很难运用科学的论据去验证任何的理论;其三,人们很容易把这 种范式与一种功能主义的哲学联系起来,这种哲学是建立在一致性与和谐性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会使其逐渐表现出在判断力上的优柔寡断来 原文出自 Greet Hofstede and m. Sami Kassem编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 Theory (Assen/Amsterdam: Van Gorcum, 1976), pp 193-207. it H Charles C Lemert #l French Sociolog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97-110
1 41.2 结构比较与博弈比较* 组织研究的范式选择 很少有一个研究领域象组织领域一样吸引人们从那么多不同的学科角度，运用不同的研 究方法以及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研究。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有自己讨论组织的方 法；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新兴学科的学者们则 希望超越这些研究方法，比如决策学与信息传播学科的学者。此外，一些特殊的方法论问题 使得那些依然执著于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学者与那些试图对组织样本进行比较测量的学者之 间趋于对立，同样在个案研究和调查测量的学者与那些从公理和规范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学者 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混乱的局面不应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一个学科与另外一个学科之间含混不清的 相似性以及冒险引用可能会导致学术创造的泡沫；一知半解则可能会推波助澜。因此，对这 一人文学科的状况进行新的评估，或者更为明确地讲，对其学术研究的策略进行新的辨析看 来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亦即尽管这样一种正本清源不应在理论和方法上预设任何逻辑观点 上的优先次序，但是人们理应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使用的研究范式上，并从这个角度 提出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 研究的个案与样本的结构 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导致本领域两极分化的争论不胜枚举，比如那些使决策探讨与 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对立的争论，使原理的理性探讨与实证型的理论建构对立的争论，使行动 本位的、规范探讨向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对立的争论，不过在这些争论之中，最为 致命的却是非常基本的方法论之争，亦即个案研究与样本技术之争。这一争执可以被简略地 概括如下：在五十年代盛行的那种方法论，亦即具有固定研究范式的个案研究分析，包含了 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后期，一种新的方法论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新的方法 论意味着研究范式上的根本改变，尽管这一改变并不是十分自觉的。 准确地说，个案研究i方法有三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其中的主要论证 方式是描述和领会，而不是测量；这种研究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借鉴了大量的方法和概念， 你很难把它与这些学科截然区分开来；这一方法对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经验的关注远远超过对 目标和结果的关注。这些特征是与其支配性的研究范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范式可以简 约地概括如下：正式的目标和规范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因为组织是作为一个自主的社会 系统而存在的，其基本要素是社会的互相作用和领导的现象；而其诉求的核心问题则是领导 的过程。 这种研究范式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缺陷：首先，它的基本问题并非围绕着作为单位的组 织，而是组织内部的过程；其次，它对假设的概括方法是从一个个案走向理论，而后再回到 另外一个个案，这意味着它很难运用科学的论据去验证任何的理论；其三，人们很容易把这 种范式与一种功能主义的哲学联系起来，这种哲学是建立在一致性与和谐性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会使其逐渐表现出在判断力上的优柔寡断来。 * 原文出自 Greet Hofstede and M. Sami Kassem 编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 Theory (Assen/Amsterdam: Van Gorcum, 1976), pp.193-207. 选自 Charles C. Lemert 编 French Sociolog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pp.97-110
在六十年代,一种冷静精明,可能也是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崭露头角,并且逐渐 取得显著性地位,这种方法试图通过测量那些确切事实,特别是与组织现象相关的事实,也 即那些把组织作为一个单位的事实,来获取论据。出于这一目的,其主要精力被用于组织抽 样以获取资料,并且运用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证明或者证伪假设。这不仅意味着与社会心 理学和人类学的一刀两断,而且也提出了与新的论据相应的新问题:究竟是哪些变项在影响 组织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究竞对组织的结果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一个 新的范式就形成了,而围绕着这个结构性问题,我意识到:是一些环境变项,或问题,或 个组织,又或者是结构与问题之间的适应性决定了其效率。 这种范式出现以后,围绕着组织行为不同形式变项的影响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论证,但 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论证都被结构的基本问题所左右,而且经常带有一种规范化的倾 向:何种结构为最佳?“由于带来了对组织环境重要性的崭新和更为清晰的观念,特别是在 科技方面的新观念,起初这种范式被认为是非常有前途的,不过这种范式在越来越趋向于形 式主义研究的同时,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却越来越少 这种研究范式一直具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倾向。首先,它是一种非常确定的决定论,不 过方式过时且简单,因而不足以分析具有高度结构复杂性的组织现象:其次,它过分强调了 普遍性的最佳方式,而没有能力分析处理文化上的变项:第三,它对与其它所有具有相同特 征的组织结构(事实上也包括正式组织结构)做了明确的假设,却从未对这种假设进行过探 讨,尽管它对组织及其输出之间仅有的连结所做的假设进行过分析。确实已经够了,因为理 论的观点要复杂得多,但是测量的必要性却迫使大部分的研究者在操作的层面上趋向归纳主 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者是处在十分困难的位置 在此,我要对近来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进行质疑。现在我会用两个连续的例子来 证明一个新的、更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方式可能会出现,尽管从单一的意义上看,这种范式 明显地缺少了科学性。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人们必须把目光放在对博奕而非结构的比较上 而且我们必须重新验证围绕权力问题所做的理论假设。 人们不应把组织行为设想为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对一个强迫性组织结构的命令作出的回 应,以及人们对规定的角色和日常事务的适应,而是把组织行为具体化为每一个组织中的个 人在其参与的一个或数个博弈中所采取策略的结果。所以一个组织可以被视作是那些参与者 群体相互之间玩来玩去的一系列博弈,而且这些博弈或多或少是被明确限定了的。这些博弈 所依据的是那些非正式规则,这在正式结构中的规定角色是很难预测到的。通过对博弈者的 经常性行为,人们能够发现,这些规则既象是坐地分赃,又似乎是参与者的理性策略。这 点可以根据并不精确的博弈理论模型最终予以形式化。但是人们在这些博弈中所要应付同 样也可以用权力关系来表达,这意味着它具有直接影响的内涵和结果。这样博弈同样可以被 理解为个人和集体应付这种关系所引起的紧张的能力(部分是文化上的,部分是组织性的) 首先,我想以库蒂ν最近对两家比利时医院和两家法国医院中的四个血液透析小组里医 生、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作为第一个例子。这个研究混合了个案研究方法与比 较研究方法。虽然研究集中在医院内部的组织而非把医院作为一个组织,但是这些小组具有 很高的组织上的自治性,而且通过对它们活动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验证支配性研究范式 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 这个研究中包括四个相同的小组,它们来自于四家不同环境医院,使用具有同样复杂 性和非常强制性的技术手段:肾透析仪。对于表现技术性命令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这将是一 个很好的个案;尽管仅从技术上考虑,这个研究还不可能预测这类组织的操作管理,但是库 蒂却发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操作管理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模式。其中的两个 小组具有非常鲜明的角色区分:一个层级化的权力关系;一种由医生赋予自己在技术功能上
2 在六十年代，一种冷静精明，可能也是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崭露头角，并且逐渐 取得显著性地位，这种方法试图通过测量那些确切事实，特别是与组织现象相关的事实，也 即那些把组织作为一个单位的事实，来获取论据。出于这一目的，其主要精力被用于组织抽 样以获取资料，并且运用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证明或者证伪假设。这不仅意味着与社会心 理学和人类学的一刀两断，而且也提出了与新的论据相应的新问题：究竟是哪些变项在影响 组织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究竟对组织的结果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一个 新的范式就形成了，而围绕着这个结构性问题，我意识到：是一些环境变项，或问题，或一 个组织，又或者是结构与问题之间的适应性决定了其效率。 这种范式出现以后，围绕着组织行为不同形式变项的影响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论证，但 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论证都被结构的基本问题所左右，而且经常带有一种规范化的倾 向：何种结构为最佳？ii由于带来了对组织环境重要性的崭新和更为清晰的观念，特别是在 科技方面的新观念，起初这种范式被认为是非常有前途的，不过这种范式在越来越趋向于形 式主义研究的同时，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却越来越少。 这种研究范式一直具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倾向。首先，它是一种非常确定的决定论，不 过方式过时且简单，因而不足以分析具有高度结构复杂性的组织现象；其次，它过分强调了 普遍性的最佳方式，而没有能力分析处理文化上的变项；第三，它对与其它所有具有相同特 征的组织结构（事实上也包括正式组织结构）做了明确的假设，却从未对这种假设进行过探 讨，尽管它对组织及其输出之间仅有的连结所做的假设进行过分析。确实已经够了，因为理 论的观点要复杂得多，但是测量的必要性却迫使大部分的研究者在操作的层面上趋向归纳主 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者是处在十分困难的位置。 在此，我要对近来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进行质疑。现在我会用两个连续的例子来 证明一个新的、更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方式可能会出现，尽管从单一的意义上看，这种范式 明显地缺少了科学性。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人们必须把目光放在对博奕而非结构的比较上， 而且我们必须重新验证围绕权力问题所做的理论假设。 人们不应把组织行为设想为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对一个强迫性组织结构的命令作出的回 应，以及人们对规定的角色和日常事务的适应，而是把组织行为具体化为每一个组织中的个 人在其参与的一个或数个博弈中所采取策略的结果。所以一个组织可以被视作是那些参与者 群体相互之间玩来玩去的一系列博弈，而且这些博弈或多或少是被明确限定了的。这些博弈 所依据的是那些非正式规则，这在正式结构中的规定角色是很难预测到的。通过对博弈者的 经常性行为，人们能够发现，这些规则既象是坐地分赃，又似乎是参与者的理性策略。这一 点可以根据并不精确的博弈理论模型最终予以形式化。iii但是人们在这些博弈中所要应付同 样也可以用权力关系来表达，这意味着它具有直接影响的内涵和结果。这样博弈同样可以被 理解为个人和集体应付这种关系所引起的紧张的能力（部分是文化上的，部分是组织性的）。 iv 首先，我想以库蒂v最近对两家比利时医院和两家法国医院中的四个血液透析小组里医 生、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作为第一个例子。这个研究混合了个案研究方法与比 较研究方法。虽然研究集中在医院内部的组织而非把医院作为一个组织，但是这些小组具有 很高的组织上的自治性，而且通过对它们活动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验证支配性研究范式 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 这个研究中包括四个相同的小组，它们来自于四家不同环境医院，使用具有同样复杂 性和非常强制性的技术手段：肾透析仪。对于表现技术性命令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这将是一 个很好的个案；尽管仅从技术上考虑，这个研究还不可能预测这类组织的操作管理，但是库 蒂却发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操作管理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模式。其中的两个 小组具有非常鲜明的角色区分：一个层级化的权力关系；一种由医生赋予自己在技术功能上
的非常明显的优先权;一个建立在保密基础上的非常贫乏的沟通体系;以及一种病人方面完 全的被动性,而这会导致病人身心上强烈的副作用反应。而另外两个小组则表现出一种职业 角色上的相对模糊性:小组角色之间的人际关系复杂,且病人本人也会介入其中,他们中的 一些人非常喜欢讨价还价办事的情形:一个相对开放而积极的沟通体系,病人在身心方面的 副作用反应低得多。 依照这种决定性的范式,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构上,以便发现技术之外有那些 变项能够影响结构。但是正式结构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的变化是发生在譬如法国的 和比利时的医疗机构之间,所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其中一家层级化的小组是在法国,而另 外一家是在比利时 所以这个比较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结构,而是系统,因为系统能够准确地把博弈的模式 定形。这样以来问题就演变为:为什么其中两个小组的不同成员进行的博弈是相互隔离和不 沟通的,其中有的医生只关心他们的技术专长,病人表现出身心病态的症状,而在另外两个 小组,他们却能够进行开放性的沟通,且病人能够进入技术领域,医生也能够进入人际关系 的领域呢? 对医院案例中博弈差异的解释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尽量了解这些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 博弈需要什么样的相应解决办法。显然,这个问题就是要在一种非常有效的新技术的辅助下, 与死亡进行戏剧性的斗争,这种技术具有明确的极限,即只能延续生命,却不能治愈疾病 由于仪器的运用很快地日常化,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性作用不断减少,而病人 身体和心理上的能力对疾病的影响,包括医生自身的能力对病人的帮助,却越来越大。另外 个影响问题的因素是病人能否通过透析恢复健康与独立性。当然,这种外科治疗仍然具有 很高的风险,因为它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病人的心理状态,病人的身体状态同样非常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解决办法。其一是技术性的:医生把注意力集中在 他们的技术和医疗专长上:他们帮病人拿主意,而且把他们的医疗专长当作一种迷信来抚慰 病人。这种解决方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医疗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掌握在 病人手里。当然这个办法也有好处,它可以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有可能在所有的病例中运用 技术手段。而在第二种解决办法中,医生认识到了病人的作用,并且由于这种认识,医生强 化了病人对情况的控制能力。这就完全改变了参与双方的权力位置:病人能够与医生直接交 涉,也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别的病人。而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通过什么样的 途径,这样的办法才能够行得通 在库蒂研究的四个个案中,这方面关键性的决定似乎已经涉及到小组之间的界限。Ⅷ层 级化的小组很早就确定了实行公开使用仪器的办法,就是说不管病人的情况如何,让他们所 有的人都使用仪器,而不考虑他们透析是行得通。而公开沟通的小组的决定是选择性的,只 允许那些看上去危险性较小的病人采用透析的办法。他们一反第一种的做法,与实行透析手 术的小组密切联系。而在第一个个案中,一种公开进行的沟通显然是极为困难的,由于对各 自所表现出的病情危险性的认识大不相同,所以许多病人不能接受对自己病例的讨论。而在 第二个个案里,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病人的情形相同,而且比较坚强能够彼此支持。进一步 而言,医生外科手术的介入意味着一种一般目标的优势 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着通过把技术的影响力与市场的特征联系起来以及指出何种组 织结构与这种联结相适应,来把这一分析与这种决定性的范式统一起来。但是当你进入这个 这个讨论时,你就已经在改变论证的模式了。而且你必须继续深入下去,因为有证据显示, 其一这些因素的联结会出现很大的选择余地:其二,选择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理
3 的非常明显的优先权；一个建立在保密基础上的非常贫乏的沟通体系；以及一种病人方面完 全的被动性，而这会导致病人身心上强烈的副作用反应。而另外两个小组则表现出一种职业 角色上的相对模糊性；小组角色之间的人际关系复杂，且病人本人也会介入其中，他们中的 一些人非常喜欢讨价还价办事的情形；一个相对开放而积极的沟通体系，病人在身心方面的 副作用反应低得多。 依照这种决定性的范式，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构上，以便发现技术之外有那些 变项能够影响结构。但是正式结构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的变化是发生在譬如法国的 和比利时的医疗机构之间，所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其中一家层级化的小组是在法国，而另 外一家是在比利时。vi 所以这个比较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结构，而是系统，因为系统能够准确地把博弈的模式 定形。这样以来问题就演变为：为什么其中两个小组的不同成员进行的博弈是相互隔离和不 沟通的，其中有的医生只关心他们的技术专长，病人表现出身心病态的症状，而在另外两个 小组，他们却能够进行开放性的沟通，且病人能够进入技术领域，医生也能够进入人际关系 的领域呢？ 对医院案例中博弈差异的解释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尽量了解这些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 博弈需要什么样的相应解决办法。显然，这个问题就是要在一种非常有效的新技术的辅助下， 与死亡进行戏剧性的斗争，这种技术具有明确的极限，即只能延续生命，却不能治愈疾病。 vii由于仪器的运用很快地日常化，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性作用不断减少，而病人 身体和心理上的能力对疾病的影响，包括医生自身的能力对病人的帮助，却越来越大。另外 一个影响问题的因素是病人能否通过透析恢复健康与独立性。当然，这种外科治疗仍然具有 很高的风险，因为它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病人的心理状态，病人的身体状态同样非常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解决办法。其一是技术性的：医生把注意力集中在 他们的技术和医疗专长上；他们帮病人拿主意，而且把他们的医疗专长当作一种迷信来抚慰 病人。这种解决方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医疗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掌握在 病人手里。当然这个办法也有好处，它可以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有可能在所有的病例中运用 技术手段。而在第二种解决办法中，医生认识到了病人的作用，并且由于这种认识，医生强 化了病人对情况的控制能力。这就完全改变了参与双方的权力位置：病人能够与医生直接交 涉，也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别的病人。而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通过什么样的 途径，这样的办法才能够行得通。 在库蒂研究的四个个案中，这方面关键性的决定似乎已经涉及到小组之间的界限。viii层 级化的小组很早就确定了实行公开使用仪器的办法，就是说不管病人的情况如何，让他们所 有的人都使用仪器，而不考虑他们透析是行得通。而公开沟通的小组的决定是选择性的，只 允许那些看上去危险性较小的病人采用透析的办法。他们一反第一种的做法，与实行透析手 术的小组密切联系。而在第一个个案中，一种公开进行的沟通显然是极为困难的，由于对各 自所表现出的病情危险性的认识大不相同，所以许多病人不能接受对自己病例的讨论。而在 第二个个案里，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病人的情形相同，而且比较坚强能够彼此支持。进一步 而言，医生外科手术的介入意味着一种一般目标的优势。 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着通过把技术的影响力与市场的特征联系起来以及指出何种组 织结构与这种联结相适应，来把这一分析与这种决定性的范式统一起来。但是当你进入这个 这个讨论时，你就已经在改变论证的模式了。而且你必须继续深入下去，因为有证据显示， 其一这些因素的联结会出现很大的选择余地；其二，选择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理
由:在一个公开交流的小组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想要在医院里推动新型人际关系;其三 新的操作管理的成功不但依靠“结构的选择”,同时还依赖于一种集体能力的建立,以适应 和控制死亡威胁所带来的紧张与恐惧。这意味着在组织体系中,除“目标”的输入之外,还 另有其它输入,例如技术变项,同时也意味着被视为一种输出的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也必须被 视为一种输入,而且最终意味着你无法准确地指出一个核心,因为组织的结构在人们的博弈 中是被分开的。 库蒂对公开沟通的小组的变化所作的纵向分析极有意思,因为一方面它非常精确地指 出了形势与问题之间长期的相互作用,另外一方面也精确地指出了合作双方的能力与他们博 弈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小组从以迷信为中心的沟通状态、声望与权力的网络中转向 一个更为开放、护士与病人都积极投入的多极体系。但是他们要这样做就必须经历一系列实 验的危机和错误程序。而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最佳途径”,却时常试 图退回到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去 最后一个发现: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自由沟通的博弈中,宽容以及团体互动的障碍 减少已经成为可能,而这仅仅是因为很大的障碍在更高层次上的存在,而其存在和运用又假 定了另外一个与其它小组、与环境之间的非常不同的博弈,这是由医生操作,尤其是部门头 脑操作的 同样结构中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解决方法之间的反差,以及从一些早期选择总结出来的 解决方法与早期选择所暗含的人们应付博弈能力发展之间的反差,都显示出这一系列个案可 能是有限的;不过我们还有一些同样对立的例子,而这些例子也说明了无论情况如何组织问 题的解决办法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选择空间,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关键变项的重要性:人们对于 控制由于博弈而产生的紧张的集体能力 现在我要举出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案,这个个案是一个复杂的法国“部” 级政治行政体制。“我刚刚与金-克劳迪.索尼格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这个课题涉及三个部 级组织(选自于上百个),我们访问了其中所有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每个组织约二百人)。这 个个案研究是在许多法国公共机构中进行的,具有十分广泛的组织研究背景,因而可能有助 于我们重新思考博弈的比较和研究方法的陈述,这种研究方法也就是这项研究所包含的推论 模式和形成中的新范式 我们调查的第一个问题与合作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在决策过程中结合了不同的参与者 因而是一种具有若干调节机制的相互依赖关系。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种角色之间相 互依赖的重要性,譬如官员“的角色与市长的角色。这里我们想要证明的是这些关系以及许 多与此相似的关系乃是一种更广泛、更复杂的体制的组成部分。 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我们所能说明的首先是在这些角色所代表的不同参与者和组织之 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但是非常稳定的博弈;其次,这些博弈是相互联结的:以及第三,一些能 够假定基本规则的一般性特征的存在。 首先,我们在资料和观察中发现了一种流行博弈的牢固模式在操作层次上的循环,这 种博弃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与人们的想法相反,出于部门决策的考虑,那些非常集权的公共机构对其部门 的官员并没有一个紧密的控制。他们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所以只要不出事,头头们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下属们的事情。这是没有政策的例外管理。 第二,在同僚之间同样没有交流。市长们不会公开讨论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公开地讨 论他们与其他市长的政治交易。他们总希望独自解决问题。相反,部门官员之间也从不建立 政治上的共同阵线,即使是与那些共同为伍的人。他们会用一种机警的热情来保护自己的身 份与地位,但是对于工作和决策却会敬而远之 第三,只要其中一个参与者是一把手,那么在这些非常个人主义的决策者之间发生的
4 由：在一个公开交流的小组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想要在医院里推动新型人际关系；其三， 新的操作管理的成功不但依靠“结构的选择”，同时还依赖于一种集体能力的建立，以适应 和控制死亡威胁所带来的紧张与恐惧。这意味着在组织体系中，除“目标”的输入之外，还 另有其它输入，例如技术变项，同时也意味着被视为一种输出的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也必须被 视为一种输入，而且最终意味着你无法准确地指出一个核心，因为组织的结构在人们的博弈 中是被分开的。 库蒂对公开沟通的小组的变化所作的纵向分析极有意思，因为一方面它非常精确地指 出了形势与问题之间长期的相互作用，另外一方面也精确地指出了合作双方的能力与他们博 弈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小组从以迷信为中心的沟通状态、声望与权力的网络中转向 一个更为开放、护士与病人都积极投入的多极体系。但是他们要这样做就必须经历一系列实 验的危机和错误程序。而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最佳途径”，却时常试 图退回到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去。 最后一个发现：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自由沟通的博弈中，宽容以及团体互动的障碍 减少已经成为可能，而这仅仅是因为很大的障碍在更高层次上的存在，而其存在和运用又假 定了另外一个与其它小组、与环境之间的非常不同的博弈，这是由医生操作，尤其是部门头 脑操作的。 同样结构中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解决方法之间的反差，以及从一些早期选择总结出来的 解决方法与早期选择所暗含的人们应付博弈能力发展之间的反差，都显示出这一系列个案可 能是有限的；不过我们还有一些同样对立的例子，而这些例子也说明了无论情况如何组织问 题的解决办法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选择空间，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关键变项的重要性：人们对于 控制由于博弈而产生的紧张的集体能力。 现在我要举出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案，这个个案是一个复杂的法国“部” 级政治行政体制。ix我刚刚与金-克劳迪.索尼格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这个课题涉及三个部 级组织（选自于上百个），我们访问了其中所有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每个组织约二百人）。x这 个个案研究是在许多法国公共机构中进行的，具有十分广泛的组织研究背景，因而可能有助 于我们重新思考博弈的比较和研究方法的陈述，这种研究方法也就是这项研究所包含的推论 模式和形成中的新范式。 我们调查的第一个问题与合作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在决策过程中结合了不同的参与者， 因而是一种具有若干调节机制的相互依赖关系。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种角色之间相 互依赖的重要性，譬如官员xi的角色与市长的角色。这里我们想要证明的是这些关系以及许 多与此相似的关系乃是一种更广泛、更复杂的体制的组成部分。 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我们所能说明的首先是在这些角色所代表的不同参与者和组织之 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但是非常稳定的博弈；其次，这些博弈是相互联结的；以及第三，一些能 够假定基本规则的一般性特征的存在。 首先，我们在资料和观察中发现了一种流行博弈的牢固模式在操作层次上的循环，这 种博弈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与人们的想法相反，出于部门决策的考虑，那些非常集权的公共机构对其部门 的官员并没有一个紧密的控制。他们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所以只要不出事，头头们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下属们的事情。这是没有政策的例外管理。 第二，在同僚之间同样没有交流。市长们不会公开讨论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公开地讨 论他们与其他市长的政治交易。他们总希望独自解决问题。相反，部门官员之间也从不建立 政治上的共同阵线，即使是与那些共同为伍的人。他们会用一种机警的热情来保护自己的身 份与地位，但是对于工作和决策却会敬而远之。 第三，只要其中一个参与者是一把手，那么在这些非常个人主义的决策者之间发生的
交易基本上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博弈,因为这个人在与这一群人打交道时是孤立的。设备部门 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在一个地区要独自与两打的市长打交道,因而他可以调整关系使自己感 觉良好。市长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自己态度恭顺,但是这些人却可以让那些市长知道,如果 需要帮助的话,市长们应该向他提出要求 第四,在一个博弈中人们可能认为一些人是处于卑贱地位,但是在另外的博弈过程中 他们通常可能是处于优越的地位 第五,这些博弈是依照循环的交叉控制方式串联在一起的。例如,设备部门的官员可 能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市长,但是当人们想要理解他要追求的“政策”时,却会 发现他已经被地方政治的气候直接地深深影响。更准确地说,对于来自地方势力派人物的暗 示,他似乎非常敏感,譬如他所服务的地方议会的成员。设备部门的首长,亦即他所在机构 的上级,不想也不大可能经常对他指手画脚。所以他当然可以在一般性的标准和许多规则上 自作主张:不过,他别想插手地方政策,除非轮到与他们打交道的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 想要干预他们这个部门的官员时 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博弈,在这里,汇聚的交易关系很难得到轻易 与清晰的了解。规章制度并非来自于命令、评价与控制,而是由博弈的结果所左右,博弈中 的每个参与者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却不去考虑自己同僚和上级的利益,而且他们还必 须迎合更为强大的参与者的意愿,因为他对自己的上级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具有影响力。 我们已经从博弈转移到规则的某些因素上。但是如果我们把系统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一领域并不一致,而且尽管我们所描述的这一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也还 是能够发现一种重复出现的例外。这种重复出现的例外是出现在那些拥有许多职位的被选举 的官员周围。在那种沟通缓慢困难,而且误解普遍发生的系统中,这样一种人确实具有一种 策略上的优势。他可以在两到三个不同的层次上与对手周旋,而对手却无法沟通,他对每一 个对手都处于交易上的优势地位,因而只要他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他就可以在任何交易中 稳操胜券。此外,由于每一方的参与者都知道优势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在那里,所以这个拥有 诸多头衔的“显要人物”就会成为一个冷眼旁观者——捕捉机会使自己可以获得大量影响力 和办事的能力。这一系统就是围绕着这种支配性的形势建构起来的。他将成为那样一种看门 人,即他的优越位置来源于这样纯粹的事实,他可以酬谢他的朋友却不必得罪他的敌人,并 且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权势。 最后,有人会提出这种分而治之的博弈在这个个案里是属于操作层次上的博弈,因而 必须增加一个次级层次上的博弈,也即例外的博弈和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存在着大量相似而又相对的博弈相互连锁纠结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系 统而言,还有许多其它的观察角度。但是,如果有人想要通过对这些首要因素的观察就形成 个简单结论的话,那么他会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共同特征。首先,这个系统是在非常隐秘 的状态下作出决策的,但是这个系统对公共舆论非常敏感。其次,这是一个极具限制性的系 统,所以进入系统的方法就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第三,这个系统掩盖了所有形式的干预 交叉控制的博弈对于外界的压力和变化是一个最好保护办法。第四,这个系统保护了少数有 影响的人物不受外界宣传的影响,这些人可以垄断进入系统的方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 并因此使自己可以长保禄位。因此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体制。而且作为一种必要平衡,这种 保守使得中央政府和公共行政机关的干预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尽管这样的推理在演绎上可能是贫乏的,但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系统所拥有的 非同寻常的稳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运用这种咨询协商管理方式的人们所犯下的非同寻 常的错误,这些人依照某些集权与分权的“最佳途径”的公式,通过结构的理性化,来影响 变革 这儿重复一下,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基本的博弈对行为和表现的解释较之角色
5 交易基本上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博弈，因为这个人在与这一群人打交道时是孤立的。设备部门 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在一个地区要独自与两打的市长打交道，因而他可以调整关系使自己感 觉良好。市长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自己态度恭顺，但是这些人却可以让那些市长知道，如果 需要帮助的话，市长们应该向他提出要求。 第四，在一个博弈中人们可能认为一些人是处于卑贱地位，但是在另外的博弈过程中， 他们通常可能是处于优越的地位。 第五，这些博弈是依照循环的交叉控制方式串联在一起的。例如，设备部门的官员可 能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市长，但是当人们想要理解他要追求的“政策”时，却会 发现他已经被地方政治的气候直接地深深影响。更准确地说，对于来自地方势力派人物的暗 示，他似乎非常敏感，譬如他所服务的地方议会的成员。设备部门的首长，亦即他所在机构 的上级,不想也不大可能经常对他指手画脚。所以他当然可以在一般性的标准和许多规则上 自作主张；不过，他别想插手地方政策，除非轮到与他们打交道的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 想要干预他们这个部门的官员时。 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博弈，在这里，汇聚的交易关系很难得到轻易 与清晰的了解。规章制度并非来自于命令、评价与控制，而是由博弈的结果所左右，博弈中 的每个参与者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却不去考虑自己同僚和上级的利益，而且他们还必 须迎合更为强大的参与者的意愿，因为他对自己的上级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具有影响力。 我们已经从博弈转移到规则的某些因素上。但是如果我们把系统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一领域并不一致，而且尽管我们所描述的这一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也还 是能够发现一种重复出现的例外。这种重复出现的例外是出现在那些拥有许多职位的被选举 的官员周围。在那种沟通缓慢困难，而且误解普遍发生的系统中，这样一种人确实具有一种 策略上的优势。他可以在两到三个不同的层次上与对手周旋，而对手却无法沟通，他对每一 个对手都处于交易上的优势地位，因而只要他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他就可以在任何交易中 稳操胜券。此外，由于每一方的参与者都知道优势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在那里，所以这个拥有 诸多头衔的“显要人物”就会成为一个冷眼旁观者——捕捉机会使自己可以获得大量影响力 和办事的能力。这一系统就是围绕着这种支配性的形势建构起来的。他将成为那样一种看门 人，即他的优越位置来源于这样纯粹的事实，他可以酬谢他的朋友却不必得罪他的敌人，并 且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权势。 最后，有人会提出这种分而治之的博弈在这个个案里是属于操作层次上的博弈，因而 必须增加一个次级层次上的博弈，也即例外的博弈和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存在着大量相似而又相对的博弈相互连锁纠结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系 统而言，还有许多其它的观察角度。但是，如果有人想要通过对这些首要因素的观察就形成 一个简单结论的话，那么他会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共同特征。首先，这个系统是在非常隐秘 的状态下作出决策的，但是这个系统对公共舆论非常敏感。其次，这是一个极具限制性的系 统，所以进入系统的方法就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第三，这个系统掩盖了所有形式的干预； 交叉控制的博弈对于外界的压力和变化是一个最好保护办法。第四，这个系统保护了少数有 影响的人物不受外界宣传的影响，这些人可以垄断进入系统的方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 并因此使自己可以长保禄位。因此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体制。而且作为一种必要平衡，这种 保守使得中央政府和公共行政机关的干预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尽管这样的推理在演绎上可能是贫乏的，但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系统所拥有的 非同寻常的稳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运用这种咨询协商管理方式的人们所犯下的非同寻 常的错误，这些人依照某些集权与分权的“最佳途径”的公式，通过结构的理性化，来影响 变革。 这儿重复一下，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基本的博弈对行为和表现的解释较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