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反省社会学 与华康德的谈话 [616]间:这里,您使我回想起涂尔干的一句名言,他说社会学“之所以扩大了我们的 行动范围,只不过是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科学领域”。但我还是得回到我的问题上:反思性 使我们祛除幻想,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导致我们倒退到那种“消极保守的立场”? 涂尔干,这位《社会学年鉴》的创建人,早就一贯将自己与这种立场划分得一清二楚。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初步给出以下回答:如果危险只在于削弱青年的反叛,消除 了其间的魔幻魅力,那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青春期的反叛,一般说来,过了知 识上的不成熟期,也就自然消退了。 6.17间:这就体现了您反先知的立场,或许,这一点也是您和福柯学说之间分歧的 答: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种倾向被他的著作的阐释者们大 大发挥了),他在理论上概括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和反叛,探讨青年与他的家庭、与接替家 庭的教育职能,与施加“纪律”( disciplines)的制度(比如学校、诊所、精神病院、医院等 等)之间的冲突,即与各种形式的非常外在的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青春期反叛经常体现为 种符号性的否认,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对普遍社会控制的反应,这种态度使人不必费神 去作全面的分析,探究各种约束施加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具体历史形式,特 别是它们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不用去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约束形式,它们的运作机 制比起那些通过对身体的操练( dressage)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约束远为细致微妙。3 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 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深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 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 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一至少在 法国一一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 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 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 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 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 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 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仼的 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职责所在, 常常不过是欺诈背德行为的托辞,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4当然,是有那 么一种社会学,也许尤其是我所实践的这种社会学,可能助长唯社会学主义( sociologism) 屈从于社会的“无情铁律”(尽管它的本意正好与此相反),不过我想,像马克思那样在乌托 邦思想和唯社会学主义之间设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许多多少少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 唯社会学主义的与世无争和乌托邦式的唯意志论之间,存在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深 思熟虑的乌托邦思想( a reasoned utopianism),即借助有关社会法则的真正知识,特别是有 关这些知识得以发挥效用的历史条件的知识,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中自觉地利用自由的各 种局限。5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 同50.4,原文本pp202-15,中译第256-280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46.4 反省社会学* 与华康德的谈话 [6.16] 问：这里，您使我回想起涂尔干的一句名言，他说社会学“之所以扩大了我们的 行动范围，只不过是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科学领域”。但我还是得回到我的问题上：反思性 使我们祛除幻想，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导致我们倒退到那种“消极保守的立场”？ 涂尔干，这位《社会学年鉴》的创建人，早就一贯将自己与这种立场划分得一清二楚。1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初步给出以下回答：如果危险只在于削弱青年的反叛，消除 了其间的魔幻魅力，那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青春期的反叛，一般说来，过了知 识上的不成熟期，也就自然消退了。 [6.17] 问：这就体现了您反先知的立场2，或许，这一点也是您和福柯学说之间分歧的 一个标志。 答：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种倾向被他的著作的阐释者们大 大发挥了），他在理论上概括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和反叛，探讨青年与他的家庭、与接替家 庭的教育职能，与施加“纪律”（disciplines）的制度（比如学校、诊所、精神病院、医院等 等）之间的冲突，即与各种形式的非常外在的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青春期反叛经常体现为 一种符号性的否认，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对普遍社会控制的反应，这种态度使人不必费神 去作全面的分析，探究各种约束施加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具体历史形式，特 别是它们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不用去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约束形式，它们的运作机 制比起那些通过对身体的操练（dressage）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约束远为细致微妙。3 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 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深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 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 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至少在 法国——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 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 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 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 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 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 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任的 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职责所在， 常常不过是欺诈背德行为的托辞，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4当然，是有那 么一种社会学，也许尤其是我所实践的这种社会学，可能助长唯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 屈从于社会的“无情铁律”（尽管它的本意正好与此相反），不过我想，像马克思那样在乌托 邦思想和唯社会学主义之间设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许多多少少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 唯社会学主义的与世无争和乌托邦式的唯意志论之间，存在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深 思熟虑的乌托邦思想（a reasoned utopianism），即借助有关社会法则的真正知识，特别是有 关这些知识得以发挥效用的历史条件的知识，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中自觉地利用自由的各 种局限。5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 * 同 50.4，原文本 pp.202-15，中译第 256-280 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 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乌托邦思想,亦即 那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不可靠的。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看起 来有着小资产阶级的面目,表现得不够激进。当前,极端的东西总是更时髦些:而且,政治 行为中的美学意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 6.18]问:您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用来否定一种知识分子十分喜好的政治观。这种观念 认为,人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动物,通过行使自由意志,通过政治上的自我表白,构建着自我 答:我不十分同意这种看法,不太愿意这么说。正相反,我认为这种政治观本身也是某 种历史设想的组成部分。那些持有这种政治观的人们理应认识到,他们是一长串前辈的历史 接班人。他们的前辈们曾身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从而有机会促进自由大幅度发展( bourdieu 1989d)。他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个事实,即要推进这种设想,就必须有一批哲学教席 社会学系(暗含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即必须业已创建出受国家保障的、作为正式官方 学科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等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中 美洲和罗马尼亚的压迫统治、发生在身边的性别歧视,仗义执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力图使这种神话灵验,使它真正有可能作为显示存在,于是乎便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德 雷弗斯案件,有了左拉等一大批人。6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点,那就是,文化自由的制度也 是一种社会努力的成就,贏得这种制度的艰苦程度,比起《社会保险法》或法定最低工资毫 不逊色( Bourdieu and schwibs 1985) [6.19]问:能不能这么说,您所实践的社会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关于社会 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说?从您的社会学里,我们是否能推导出某种个人行为的理想 模式呢? 答:我不得不说,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如果抱守旧有的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 的对立两分法,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同意超越这种对立来思考问题,那我就回 答说“是”。实质上,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所以就蕴含着一种伦理。如果我上面的主张是正 确的,如果确实只有通过科学对各种决定机制的了解,才能揭示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 种相对伦理来说既是前提条件又是相关因素的自由,那么,一种有关社会的反思性科学也同 样确实暗含了,或者说蕴含了一种伦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伦理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伦理。 (不用说,要建立一种伦理,也不是只有这一种途径。)在这里,道德之所以可能变为现实, 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可以激发自觉意识的觉醒 我相信,只要社会学还是那么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它就无所作为。不过一旦它放下 架子,深入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们就可以拿它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 来为自己服务。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 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 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我并不是想 告诉大家社会学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可是社会学能使我们得以分辨在哪 些地方我们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我们就 不会白白浪费精力,在本无出路的战场上争来杀去。8 因此我认为,反思社会学的确可以发挥某种哲学用途或伦理用途。它的宗旨,并不是要 对别人“吹毛求疵”,化约其他人,谴责他们,攻击他们“不过是某某人的孝子贤孙罢了 不,决不在此。反思社会学使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或者,借用我很喜 欢的蓬日( Francis Ponge)的说法,去“使世界成为不可或缺之物”( bourdieu1986f)。要想 充分理解处于某个空间中的个体的行为,就等于理解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必然性条件,就是使
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 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乌托邦思想，亦即 那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不可靠的。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看起 来有着小资产阶级的面目，表现得不够激进。当前，极端的东西总是更时髦些；而且，政治 行为中的美学意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 [6.18] 问：您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用来否定一种知识分子十分喜好的政治观。这种观念 认为，人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动物，通过行使自由意志，通过政治上的自我表白，构建着自我。 答：我不十分同意这种看法，不太愿意这么说。正相反，我认为这种政治观本身也是某 种历史设想的组成部分。那些持有这种政治观的人们理应认识到，他们是一长串前辈的历史 接班人。他们的前辈们曾身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从而有机会促进自由大幅度发展（Bourdieu 1989d）。他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个事实，即要推进这种设想，就必须有一批哲学教席、 社会学系（暗含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即必须业已创建出受国家保障的、作为正式官方 学科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等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中 美洲和罗马尼亚的压迫统治、发生在身边的性别歧视，仗义执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力图使这种神话灵验，使它真正有可能作为显示存在，于是乎便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德 雷弗斯案件，有了左拉等一大批人。6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点，那就是，文化自由的制度也 是一种社会努力的成就，赢得这种制度的艰苦程度，比起《社会保险法》或法定最低工资毫 不逊色（Bourdieu and Schwibs 1985）。 [6.19] 问：能不能这么说，您所实践的社会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关于社会 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说？从您的社会学里，我们是否能推导出某种个人行为的理想 模式呢？ 答：我不得不说，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如果抱守旧有的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 的对立两分法，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同意超越这种对立来思考问题，那我就回 答说“是”。实质上，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所以就蕴含着一种伦理。如果我上面的主张是正 确的，如果确实只有通过科学对各种决定机制的了解，才能揭示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一 种相对伦理来说既是前提条件又是相关因素的自由，那么，一种有关社会的反思性科学也同 样确实暗含了，或者说蕴含了一种伦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伦理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伦理。 （不用说，要建立一种伦理，也不是只有这一种途径。）在这里，道德之所以可能变为现实， 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可以激发自觉意识的觉醒。 我相信，只要社会学还是那么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它就无所作为。不过一旦它放下 架子，深入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们就可以拿它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 来为自己服务。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 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 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7我并不是想 告诉大家社会学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可是社会学能使我们得以分辨在哪 些地方我们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我们就 不会白白浪费精力，在本无出路的战场上争来杀去。8 因此我认为，反思社会学的确可以发挥某种哲学用途或伦理用途。它的宗旨，并不是要 对别人“吹毛求疵”，化约其他人，谴责他们，攻击他们“不过是某某人的孝子贤孙罢了”。 不，决不在此。反思社会学使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或者，借用我很喜 欢的蓬日（Francis Ponge）的说法，去“使世界成为不可或缺之物”（Bourdieu 1986f）。要想 充分理解处于某个空间中的个体的行为，就等于理解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必然性条件，就是使
那些乍看上去不过是机缘凑巧的偶然行为,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事件。这不是在为世界 提供正当性说明,而是学会接受许多本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9(当然啦,我们必须 无时无刻不记住,采取这样的社会宽容是有它的社会条件的,而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是每个人 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的。对于那些无法朝此努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强求他们做到这一点。比 如说吧,要人做一名反种族歧视者,固然很好。无可非议,但如果不同时在各种社会条件方 面,比如住房供应、教育机会、就业渠道等等,大力促进平等获得权,使反种族歧视成为现 实可能的立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未免只是虚情假意的姿态罢了。) 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 所在,并因此踏上了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别看这样的道德不起 眼,它完全符合人类自由的范围要求,在我看来,这种人类自由并非大而无当的东西。在社 会场域这样的领域里,事情总是不停地变化着,从没有什么彻底的预先决定。但话说回来, 这种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比我初涉社会学时所认为的高得多,有许多时候,面对事物被 决定的程度如此之高,我也不免震惊,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人家会认为你是在 夸大其辞”。不过,请相信我并非对这种决定机制津津乐道。实际上,我认为即使我对这些 必然性因素过于敏感,那也是因为我发现它特别令人难以容忍而己。就个人而言,当我看到 别人深陷必然性之中不能自拔,不管是穷苦人还是富人,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6.20]间:您近年开始着手对“社会疾苦”( social suffering)的经验进行考察,在我看 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社会学看作是某种社会助产术( social maieutics)的伦理立场。 它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把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都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 了社会学能发挥怎样的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使社会表象和政治表象的既有形式中根 深蒂固的监督机制失灵 答:在过去十年里,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封闭,争斗的对手只限于内部的一些人 彼此的争吵独具一格,争夺的焦点也极为特殊。政府的领袖们实质上成了囚犯,被一群阿谀 奉承之徒所保卫,这些随从是一些原本一片好心的技术官僚们,可惜他们就是不懂他们的公 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不懂他们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他们乐于借助民意调查的巫术来 进行治理,这些调查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 而被调查者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 的答案。这种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其实不过是盅获人心的伪科学。为了反对这样 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设想,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 的考察。这些东西隐藏在近来诸多非制度化的抗议形式之下(出自高中生、大学生、护士 教师、电车司机等群体),是围绕“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和公众住房供应的滞后这样的问题 所产生的紧张局势背后的关键。而且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歧视待遇和相互指责的现象 中所体现出的“私人政治”,也正是受社会疾苦等因素推动的。10 泰雷曾经告诉我们( Emmanuel Terray1990),在希波克拉底的传统看来,真正的医学发 轫于不可见的疾病的治疗,也就是要探知病人未曾提及的症候,这可能是因为她未曾意识到 这些症候,或者她疏忽了,忘了提及。我的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 可辩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就这点而言,有必要突破各种心理投射的屏 蔽,这类屏蔽有时流于荒谬,经常令人作呕。在这些屏蔽的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同时 有必要动员那些助长最不正当的社会幻想和社会仇恨(如种族歧视)流行的人们控诉那些使 他们变得不道德、变得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当然,这肯定会大费周折,但正是这些社会机 制滋养了他们的反感、苦恼、绝望。不讲道德乃至堕落,本身同样没有可以开脱的理由 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秘密 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
那些乍看上去不过是机缘凑巧的偶然行为，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事件。这不是在为世界 提供正当性说明，而是学会接受许多本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9（当然啦，我们必须 无时无刻不记住，采取这样的社会宽容是有它的社会条件的，而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是每个人 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的。对于那些无法朝此努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强求他们做到这一点。比 如说吧，要人做一名反种族歧视者，固然很好。无可非议，但如果不同时在各种社会条件方 面，比如住房供应、教育机会、就业渠道等等，大力促进平等获得权，使反种族歧视成为现 实可能的立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未免只是虚情假意的姿态罢了。） 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 所在，并因此踏上了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别看这样的道德不起 眼，它完全符合人类自由的范围要求，在我看来，这种人类自由并非大而无当的东西。在社 会场域这样的领域里，事情总是不停地变化着，从没有什么彻底的预先决定。但话说回来， 这种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比我初涉社会学时所认为的高得多，有许多时候，面对事物被 决定的程度如此之高，我也不免震惊，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人家会认为你是在 夸大其辞”。不过，请相信我并非对这种决定机制津津乐道。实际上，我认为即使我对这些 必然性因素过于敏感，那也是因为我发现它特别令人难以容忍而已。就个人而言，当我看到 别人深陷必然性之中不能自拔，不管是穷苦人还是富人，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6.20] 问：您近年开始着手对“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的经验进行考察，在我看 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社会学看作是某种社会助产术（social maieutics）的伦理立场。 它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把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都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 了社会学能发挥怎样的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使社会表象和政治表象的既有形式中根 深蒂固的监督机制失灵。 答：在过去十年里，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封闭，争斗的对手只限于内部的一些人， 彼此的争吵独具一格，争夺的焦点也极为特殊。政府的领袖们实质上成了囚犯，被一群阿谀 奉承之徒所保卫，这些随从是一些原本一片好心的技术官僚们，可惜他们就是不懂他们的公 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不懂他们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他们乐于借助民意调查的巫术来 进行治理，这些调查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 而被调查者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 的答案。这种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其实不过是盅获人心的伪科学。为了反对这样 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设想，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 的考察。这些东西隐藏在近来诸多非制度化的抗议形式之下（出自高中生、大学生、护士、 教师、电车司机等群体），是围绕“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和公众住房供应的滞后这样的问题 所产生的紧张局势背后的关键。而且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歧视待遇和相互指责的现象 中所体现出的“私人政治”，也正是受社会疾苦等因素推动的。10 泰雷曾经告诉我们（Emmanuel Terray 1990），在希波克拉底的传统看来，真正的医学发 轫于不可见的疾病的治疗，也就是要探知病人未曾提及的症候，这可能是因为她未曾意识到 这些症候，或者她疏忽了，忘了提及。我的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 可辩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就这点而言，有必要突破各种心理投射的屏 蔽，这类屏蔽有时流于荒谬，经常令人作呕。在这些屏蔽的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同时 有必要动员那些助长最不正当的社会幻想和社会仇恨（如种族歧视）流行的人们控诉那些使 他们变得不道德、变得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当然，这肯定会大费周折，但正是这些社会机 制滋养了他们的反感、苦恼、绝望。不讲道德乃至堕落，本身同样没有可以开脱的理由。 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秘密 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
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 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 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所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 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 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 historians)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警察 官员、社会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法官等等)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 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 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 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 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 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 Alien)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 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 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 我本应借助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逐步开展这项工作,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简而言 之,实施这些访谈会十分折磨人,令人苦恼,对被访者是这样,对研究者来说也时常如此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夜晚访谈过一位受雇当邮件分拣员的青年女子,那是巴黎阿莱 街一间空旷阴暗的大厅,她每三天就得有两个晚上在这间弥漫着灰尘的大厅里履行她的工 作:从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她就这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把源源而来的邮件逐个 分发到身前的66个小格里去。她操着南方口音,可这不妨碍我透过她那阴郁忧伤的语调 听她用平淡的词汇,叙说她昼夜颠倒的生活,叙说她夜班之后,迎着清晨巴黎的寒冷,汇入 浩荡的人流,赶回远郊她那间小公寓,还有那个梦想,那对故乡的怀恋,那返回家园的渴望, 一切看起来都已是遥不可及了…我之所以要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一种 朴素的伦理情感。我们不能让政府的技术官僚们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全然不顾及对民众的责 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 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 关于这项研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它几乎冲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正因为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官方科层调查根据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至少 我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同时实现两种作用,一是科学性的,一是政治性的。例行公事般的惯 常调查阻碍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更不用说循规蹈矩、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伦理的演习了), 我们的研究将让研究者们重新开启他们的视野。那些治理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技术官僚 们,官方性的政治生活所依循的正规民主程序(特别是党派活动的仪式性活动,如政策讨论 会、公众演讲、提出动议等等),训练有素地与媒介打交道,用经济预测取得像那么回事的 科学根据,已使得他们看不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 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技术官僚们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7]问: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您指出“[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都可以 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 bourdieu1982a:7)。那么,我们能否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对 布迪厄本人进行分析呢?您能解释您自身吗?如果能,您为什么坚持对谈论布迪厄的私人事 务不置一词呢? 答:我确实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它使我避免陷入那种极端唯我主义的立场。但学术 体制往往赞赏,甚至褒奖这种立场,法国的学术界就更是如此。不过,我不愿谈论自身,还 有另外一个缘由。如果我大肆披露某些私人信息,对我个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喜好进行 种包法利夫人式的自白,也许会给某些人用以反对社会学的最基本的武器一一相对主义一 一提供弹药。人们可以将简化主义的相对化既用到研究对象头上,又用到分析的主体上
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 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 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所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 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 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historians）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警察 官员、社会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法官等等）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 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 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 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 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 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Alien）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 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 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 我本应借助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逐步开展这项工作，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简而言 之，实施这些访谈会十分折磨人，令人苦恼，对被访者是这样，对研究者来说也时常如此。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夜晚访谈过一位受雇当邮件分拣员的青年女子，那是巴黎阿莱 街一间空旷阴暗的大厅，她每三天就得有两个晚上在这间弥漫着灰尘的大厅里履行她的工 作：从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她就这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把源源而来的邮件逐个 分发到身前的 66 个小格里去。她操着南方口音，可这不妨碍我透过她那阴郁忧伤的语调， 听她用平淡的词汇，叙说她昼夜颠倒的生活，叙说她夜班之后，迎着清晨巴黎的寒冷，汇入 浩荡的人流，赶回远郊她那间小公寓，还有那个梦想，那对故乡的怀恋，那返回家园的渴望， 一切看起来都已是遥不可及了……我之所以要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一种 朴素的伦理情感。我们不能让政府的技术官僚们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全然不顾及对民众的责 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 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 关于这项研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它几乎冲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正因为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官方科层调查根据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至少 我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同时实现两种作用，一是科学性的，一是政治性的。例行公事般的惯 常调查阻碍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更不用说循规蹈矩、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伦理的演习了）， 我们的研究将让研究者们重新开启他们的视野。那些治理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技术官僚 们，官方性的政治生活所依循的正规民主程序（特别是党派活动的仪式性活动，如政策讨论 会、公众演讲、提出动议等等），训练有素地与媒介打交道，用经济预测取得像那么回事的 科学根据，已使得他们看不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 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技术官僚们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7.1] 问：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您指出“[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都可以 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Bourdieu 1982a: 7）。那么，我们能否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对 布迪厄本人进行分析呢？您能解释您自身吗？如果能，您为什么坚持对谈论布迪厄的私人事 务不置一词呢？ 答：我确实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它使我避免陷入那种极端唯我主义的立场。但学术 体制往往赞赏，甚至褒奖这种立场，法国的学术界就更是如此。不过，我不愿谈论自身，还 有另外一个缘由。如果我大肆披露某些私人信息，对我个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喜好进行 一种包法利夫人式的自白，也许会给某些人用以反对社会学的最基本的武器——相对主义— —提供弹药。人们可以将简化主义的相对化既用到研究对象头上，又用到分析的主体上——
而进行分析的主体原是科学话语的前提(“毕竟,这只不过是某某人的意见,比如一个教师 的女儿,在怨恨和嫉妒等情感的驱使下,提出了这种看法”)1;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法可以 很便当地摧毁科学工作。针对我而提出的个人问题,经常是被一种康德会称之为“病态动机 ( pathological motives)的力量所驱使的:人们对我的背景或品味意兴盎然,因为这类材料 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可以用来对抗在我论及阶级和品味时,字里行间所包含的那些令 他们寝食难安的东西 我的社会学话语是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是有区别的。而我的社会学实 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以我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社会学的产物。而且我始终不懈地 将我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只不过不是在自恋症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类范畴的一个代 表。我在《学术人》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自己,我自己差不多也可归入我所谓的“献身 者”( oblates)之列了。人们时常感到不悦的是,我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我这样说,并非要捍卫我自身、我的身份、我的隐私,而是要保证我的话语和我的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一在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独立自主 性。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个人一一皮埃尔·布迪厄一—可以逃避对象化:我可以像其他任何 人一样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具有的品味和偏好,喜爱之事与厌恶之物, 也大致与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对应。我也被社会分派在某一个类别中,而且我清楚地知 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你理解了我的作品,就能够非常轻易地从对这种位 置的知识中,从我写的文字中,推出有关我本人的不可胜数的事情。我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方 面的一切必需工具:至于其他方面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7.2]问: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尽管您的社会学不能像上述所批判的那样予以简单化 约,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努力,以力图分析您的生平轨迹和所受训练带来的“社会 皈依”( social conversion),并充分地把握这些过程使您获得的那种社会世界观? 答:我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所作所为,既归功于我所受的教育,也是为了对抗这一 教育。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在艺术和作家那里司空见惯的声音,声称我是 一个伟大的开创者,是一个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横空出世的创造者”。12我这么说,仅 仅是要表明,我曾不得不努力摆脱那种理论上故作深沉的虚假姿态。当我在巴黎高等师范攻 读哲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倾向,自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 但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但同时我又要不断地借助我所受 的训练,特别是理论训练,让他们发挥作用。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些因为讲授了“出类拔萃 的课程”(就像我们在法语中所说的, brilliant cursus)而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除非让他们 自贬身价,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去做社会学这个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那类“粗鄙不雅、平淡无奇 的实践工作。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出于某些社会原因,社会科学是十分艰难的:社会学家这 种人,她必须走上街头,访谈男男女女,听取他或她的看法,并力图从他们那里获晓一些信 息。这正是苏格拉底当年身体力行的,但今天恰恰是那些整日赞美苏格拉底的人最不肯理解 和接受的事实:面对社会学所要求的“粗鄙”的工作,须得舍弃这种哲学王的角色。 不用说,我开始从事社会学时,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转变,与我自身的社会轨迹不无关 联。我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一一就像城里人所说的 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中度过的。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能放弃我的大量原 初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使我重温这些原初 经验,使我可以依旧保留它们,而无需丧失我其后获得的任何东西。这种观念在阶级“背叛 者”那里并不常见,他们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极为不悦,耻于谈及。131960年前后,我 在这个村子里所做的研究帮助我发现了大量有关我自己和我的研究对象的东西。 在阅读福楼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另外一种社会经历对自己的意义也很重大,就是作为
而进行分析的主体原是科学话语的前提（“毕竟，这只不过是某某人的意见，比如一个教师 的女儿，在怨恨和嫉妒等情感的驱使下，提出了这种看法”）11；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法可以 很便当地摧毁科学工作。针对我而提出的个人问题，经常是被一种康德会称之为“病态动机” （pathological motives）的力量所驱使的：人们对我的背景或品味意兴盎然，因为这类材料 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可以用来对抗在我论及阶级和品味时，字里行间所包含的那些令 他们寝食难安的东西。 我的社会学话语是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是有区别的。而我的社会学实 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以我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社会学的产物。而且我始终不懈地 将我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只不过不是在自恋症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类范畴的一个代 表。我在《学术人》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自己，我自己差不多也可归入我所谓的“献身 者”（oblates）之列了。人们时常感到不悦的是，我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我这样说，并非要捍卫我自身、我的身份、我的隐私，而是要保证我的话语和我的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独立自主 性。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个人——皮埃尔·布迪厄——可以逃避对象化：我可以像其他任何 人一样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具有的品味和偏好，喜爱之事与厌恶之物， 也大致与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对应。我也被社会分派在某一个类别中，而且我清楚地知 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你理解了我的作品，就能够非常轻易地从对这种位 置的知识中，从我写的文字中，推出有关我本人的不可胜数的事情。我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方 面的一切必需工具；至于其他方面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7.2] 问：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尽管您的社会学不能像上述所批判的那样予以简单化 约，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努力，以力图分析您的生平轨迹和所受训练带来的“社会 皈依”（social conversion），并充分地把握这些过程使您获得的那种社会世界观？ 答：我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所作所为，既归功于我所受的教育，也是为了对抗这一 教育。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在艺术和作家那里司空见惯的声音，声称我是 一个伟大的开创者，是一个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横空出世的创造者”。12我这么说，仅 仅是要表明，我曾不得不努力摆脱那种理论上故作深沉的虚假姿态。当我在巴黎高等师范攻 读哲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倾向，自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 但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但同时我又要不断地借助我所受 的训练，特别是理论训练，让他们发挥作用。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些因为讲授了“出类拔萃 的课程”（就像我们在法语中所说的，brilliant cursus）而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除非让他们 自贬身价，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去做社会学这个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那类“粗鄙不雅、平淡无奇” 的实践工作。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出于某些社会原因，社会科学是十分艰难的：社会学家这 种人，她必须走上街头，访谈男男女女，听取他或她的看法，并力图从他们那里获晓一些信 息。这正是苏格拉底当年身体力行的，但今天恰恰是那些整日赞美苏格拉底的人最不肯理解 和接受的事实：面对社会学所要求的“粗鄙”的工作，须得舍弃这种哲学王的角色。 不用说，我开始从事社会学时，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转变，与我自身的社会轨迹不无关 联。我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就像城里人所说的 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中度过的。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能放弃我的大量原 初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使我重温这些原初 经验，使我可以依旧保留它们，而无需丧失我其后获得的任何东西。这种观念在阶级“背叛 者”那里并不常见，他们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极为不悦，耻于谈及。131960 年前后，我 在这个村子里所做的研究帮助我发现了大量有关我自己和我的研究对象的东西。 在阅读福楼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另外一种社会经历对自己的意义也很重大，就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