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场域的逻辑 与华康德的谈话 [3.1华康德问(下同x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 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 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 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 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 令人想起莱温( Kurt 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 布迪厄答(下同x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 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 bourdieu, Chamboredon,and Passeron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 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 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 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 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 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 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 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 ( laws of the middle 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 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 Berelson and Steiner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 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 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 Duhem)]很早就针对物 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 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 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 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 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 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 概念》[ Substanc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er1923)]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 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 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 主义者泰恩雅诺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 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一一从萨丕尔(Sap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 ( Dume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 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 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 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一一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 原文出自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著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 Polity Press,1992) 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 13l-156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46.2 场域的逻辑* 与华康德的谈话 [3.1]华康德问（下同）：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 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 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 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 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 令人想起莱温（Kurt 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 布迪厄答（下同）：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 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 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 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 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 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 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 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 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 （laws of the middle 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 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Berelson and Steiner 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 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 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Duhem）]很早就针对物 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 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 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 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 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 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 概念》[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er 1923）]一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 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 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 主义者泰恩雅诺夫8，[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 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从萨丕尔（Sapi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 （Dumé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 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 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 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 * 原文出自 Pierre Bourdieu and Ioic Wacquant 著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olity Press, 1992), 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31-156 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 的客观关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 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 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一一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 专门利润( 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 situs),以及它 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 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 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 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 成自身场域的( Bourdieu1983);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 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 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屏弃在外的。 〔32]问:您在用场域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时,经常用“游戏”来作类比,以使人们能 对您的发现有第一感的直观把握 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jeu),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 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 它所遵循的常规◇,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多半可以看作社会游戏者 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与我们有着切身利謇的问题( stakes,法语为 enex)。我们有一笔 游戏投资,即在参加游戏之前就具有的一种“幻想”( illusio,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即“游戏”之义):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 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 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 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在 社会游戏中,我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 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 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 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一一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一一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 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 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 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 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 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 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 概念和场域概念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在我们的眼 里,游戏者的形象就好象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 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 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 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
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 的客观关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 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 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 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 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 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 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 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 成自身场域的（Bourdieu 1983）；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 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 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屏弃在外的。 [3.2] 问：您在用场域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时，经常用“游戏”来作类比，以使人们能 对您的发现有第一感的直观把握。 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jeu），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 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 它所遵循的常规9，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多半可以看作社会游戏者 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与我们有着切身利害的问题（stakes，法语为 enjexu）。我们有一笔 游戏投资，即在参加游戏之前就具有的一种“幻想” （illusio，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即“游戏”之义）：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 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 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 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 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在 社会游戏中，我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 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 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 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 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 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 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 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 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 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 概念和场域概念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在我们的眼 里，游戏者的形象就好象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 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 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一 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
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 数量和结构。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可能在她们位置和她们的立场上[即在客观位置 上的主观看法( position-takings)]都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 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文化资产方面却十分丰足。更准确地说,一位“游 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他的“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 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惠更斯( Huygens)用 lusiones 词来描述客观可能性,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语的 ludus一词,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 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 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 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 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例如,他们可 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的相对价值,改变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办法可 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价 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例如司法资本)。1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大 量斗争都是这种类型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那些旨在搜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即相互争夺各种 可以使国家对所有“游戏”和支配这些游戏的规则施展权力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3.3]问:上述类比揭示了您理论中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它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 确定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疆界。 答:场域界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 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某个场域中的参与者,比如说经济公司、 高级时装师或小说家,都不断竭尽所能来使自身与他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来,以减少 竞争,并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在这里,我应该立即加上几句,来纠正 这句话中的目的论倾向。有些人就指摘我具有这种目的论的倾向,他们将我对文化实践的分 析认定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文化实践者是有意寻求区隔的。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导致 差异的生产,但这种产生根本不是什么有意寻求差异的产物。有许多行动者一一这里我想起 福楼拜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特定场域中存在、行事,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差异 与众不同,并维护一个人的卓尔不群。这在许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被赋予了某些禀赋,以致 于他们在场域中如果不独树一帜,他们在进入场域的伊始就应当早已被剔除在外。)他们努 力强行树立某种才能和成员资格的标准,而在不同的历史局势中,他们的这种努力都会取得 或多或少的成功。因此,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 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 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 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 amerus clausus)出现 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 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 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硏究事例中,你 都必须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估量这种在统计上可以探明的效果开始下降的关键点。在经验研 究的工作中,场域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一种强加行为来实现的。例如,对于美国某个特定的州 或法国某个大区里的各种文化团体的集合体(业余合唱团、戏迷之友会、读书俱乐部等等) 是否构成一个场域,我就感到十分怀疑。而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卡拉贝尔的著作(Jery Karabel 1984)指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是通过客观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方式 下,这些(物质或符号)关系的结构在每所大学中都发挥作用。报纸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 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1978)告诉我们,除非你注意到在报纸中“客观性”的观念兴起
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 数量和结构。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可能在她们位置和她们的立场上[即在客观位置 上的主观看法（position-takings）]都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 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文化资产方面却十分丰足。更准确地说，一位“游 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他的“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 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惠更斯（Huygens）用 lusiones 一词来描述客观可能性，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一词]，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 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 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 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 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例如，他们可 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的相对价值，改变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办法可 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价 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例如司法资本）。10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大 量斗争都是这种类型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那些旨在攫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即相互争夺各种 可以使国家对所有“游戏”和支配这些游戏的规则施展权力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3.3] 问：上述类比揭示了您理论中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它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 确定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疆界。 答：场域界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 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某个场域中的参与者，比如说经济公司、 高级时装师或小说家，都不断竭尽所能来使自身与他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来，以减少 竞争，并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在这里，我应该立即加上几句，来纠正 这句话中的目的论倾向。有些人就指摘我具有这种目的论的倾向，他们将我对文化实践的分 析认定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文化实践者是有意寻求区隔的。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导致 差异的生产，但这种产生根本不是什么有意寻求差异的产物。有许多行动者——这里我想起 福楼拜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特定场域中存在、行事，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差异、 与众不同，并维护一个人的卓尔不群。这在许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被赋予了某些禀赋，以致 于他们在场域中如果不独树一帜，他们在进入场域的伊始就应当早已被剔除在外。）他们努 力强行树立某种才能和成员资格的标准，而在不同的历史局势中，他们的这种努力都会取得 或多或少的成功。因此，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 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 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numerus clausus）出现。 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 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 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事例中，你 都必须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估量这种在统计上可以探明的效果开始下降的关键点。在经验研 究的工作中，场域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一种强加行为来实现的。例如，对于美国某个特定的州 或法国某个大区里的各种文化团体的集合体（业余合唱团、戏迷之友会、读书俱乐部等等） 是否构成一个场域，我就感到十分怀疑。而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卡拉贝尔的著作（Jerry Karabel 1984）指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是通过客观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方式 下，这些（物质或符号）关系的结构在每所大学中都发挥作用。报纸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1978）告诉我们，除非你注意到在报纸中“客观性”的观念兴起
与(报纸)声望的标准密切相关,你才有可能理解新闻业中这种“客观性”的观念在近代的 产生过程,因为正是这种声望标准将“新闻”与庸俗小报上只不过作为“奇闻轶事”刊登的 东西区别开来。只有通过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 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 个场域。 3.4]问:那么,什么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呢? 谷: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 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 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因为这 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 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 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 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 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 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 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 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 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识,而后者又依赖 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11 ←3.]问:在“场域”和“机器”( 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 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谷: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机器”的提法深恶 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 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 12(有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这种对 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 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枃成游 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以不 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 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 作,不过,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的行为反 抗、权利诉求和语言争辩 目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必须以经验的方式来考察)下,一个场域可 能会以一种“机器”的方式开始运作。13当支配者成功地压制、平定了被支配者的反抗和敌 对时,当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完全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时,支配的效果就会加强,以致 于构成场域的各种争夺关系和辨证关系都会停止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反抗、革命、采取行 动时,才存在历史。总体性制度——避难所、监狱、集中营一一或专制国家就是从制度上力 图让历史终结的范例。因此,“机器”代表一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视为场域的病态状况。 但这种极限,在现实中从未达到过,即使在压迫最深重的所谓“极权”政体下,也从未达到 这样的极限。14 至于系统理论,确实,它在表面上与场域理论有许多类似之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与（报纸）声望的标准密切相关，你才有可能理解新闻业中这种“客观性”的观念在近代的 产生过程，因为正是这种声望标准将“新闻”与庸俗小报上只不过作为“奇闻轶事”刊登的 东西区别开来。只有通过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 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 个场域。 [3.4] 问：那么，什么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呢？ 答：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 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 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因为这 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 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 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 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 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 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 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 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 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识，而后者又依赖 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11 [3.5] 问：在“场域”和“机器”（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 “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答：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机器”的提法深恶 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 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 12（有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这种对 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 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 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以不 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 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 作，不过，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的行为反 抗、权利诉求和语言争辩。 目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必须以经验的方式来考察）下，一个场域可 能会以一种“机器”的方式开始运作。13当支配者成功地压制、平定了被支配者的反抗和敌 对时，当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完全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时，支配的效果就会加强，以致 于构成场域的各种争夺关系和辨证关系都会停止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反抗、革命、采取行 动时，才存在历史。总体性制度——避难所、监狱、集中营——或专制国家就是从制度上力 图让历史终结的范例。因此，“机器”代表一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视为场域的病态状况。 但这种极限，在现实中从未达到过，即使在压迫最深重的所谓“极权”政体下，也从未达到 这样的极限。14 至于系统理论，确实，它在表面上与场域理论有许多类似之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自我指涉性”( 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 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一一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一一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ts)和要素( components)。每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 〔36]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谷: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 Bourdieu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 Bourdieu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bourdieu19871)。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
将“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 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rts）和要素（components）。每一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7 [3.6] 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答：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Bourdieu 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Bourdieu 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Bourdieu 1987i）。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