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在较短的距离安排多重门、殿、桥、河来增加入口部分的 深度感，以造成肃穆、深邃的气氛。大殿体积巨大，坐于三 层台基之上，庭院广阔，周围用廊庑环绕，以形成雄伟气氛。 此外，大殿内檐彩绘以香黄色为底色，配简单的旋子图案，如 强了建筑物的庄重严肃感。 从以上我们对北京太庙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 宗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宗庙是宗族血脉之所系，也 是国家命运之所系，宗庙的神圣性即源于此。 在古代，宗庙还有一个附属建筑，称为“亡国之社”。周 灭殷以后，认为殷纣无道，自取灭亡，是罪有应得，然而殷 的社稷无罪，殷人宗庙的祖先无罪，于是便在周人宗庙的南 墙外仿建一座“毫社”（殷人先祖建都于毫，故称殷社为“老 社”)，并将殷人宗庙中的神主移置“毫社”中。“毫社”虽一 仍其旧称，但实际上却是一座极其简陋的亭台建筑。《公羊 传》说：“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所谓“掩其 上”，就是在四根亭柱上加一个屋顷；所谓“柴其下”，就是 在下边围一圈栅栏。而且就其所处的位置看，也仅是宗庙外 的一个屏蔽建筑。战胜国的统治者这样做，其用意也是显而 易见的，即告诫国人要居安思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其国 亡庙毁的覆辙。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胜者为王，败者为贼。战胜者的宗 庙，香火不断，铜钟长鸣：失败者的宗庙，残垣断壁，蒿草 丛生。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昭示着王朝的更替，也昭示着 天子血脉的转移。 13
二、从石室到家庙：民间祠堂 民间的柯堂，是西汉时才发达起来的，秦汉时，帝王基 祭有建筑在陵园的陵接可用，其时，具有陵寝相似功能而又 适用于素族大户的，就是祠堂。初期的祠堂，也是建在墓地 上，基上建筑称“堂”，是先素时就有的（有河北平山出土的 中山王陵“兆域图”铭文可证)，而“祠”，正是对祖先的一 种祭祀的名称。《诗经·小雅·天保》：“襦柯系尝，于公先 王。”汉人毛亨传日：“春日祠，夏日襟，秋日尝，冬日杰”。 郑玄在为《礼记·王制》作注时，也有相同的说法。这些说 法，也正好限《周礼》的记载相符。因此不难推出，“祠堂” 之所以称“祠”、一因为祭祀祖先，二在于着重春祭。 汉代的柯堂，多为石质，建于墓前，故又称“石室”。石 室内部壁面，满刻画像，风格独特。关于这类石室，文献记 载很多，而实物完笼保存至今的，仅山东孝堂山一处。据此， 我们可以了解汉代民间祠堂的具体形象和构造。我们将在下 一节中对此详细介绍。 魏晋以后，民间柯堂的发展相对缓慢。朝廷虽多次令官 僚士大夫建立祠堂，但因为这时期尚没有这种迫切需要，因 而士大夫都“违慢相仗”、“安故习常”，不愿建立（参看《唐 会要》卷十九). 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理学盛行，儒家“三纲五 常”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加强，理学家视“幸为百行之首”，认 14
为“生民之德莫大于孝”，所以，朱熹在《家礼》中规定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柯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 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柯堂被视 为高于一切，关乎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 位。因此，名宦巨贾、强姓望族，均建柯堂，以显其本，以 祭其祖。血缘观念由此得以强化。 南宋而后，由于借血缘关系以约束族众已成迫切的需要， 官僚士大夫纷纷依朱熹《家礼》的规定，建拳祀高、曾、祖、 祢四世神主的祠堂于正寝之左。此种祠堂至元明而益多。所 以清人顾炎武在《华阴王氏宗祠记》中记柯堂的发展过程时 说：宗子法，“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 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 厚，而爱宗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 以祀（者）.往往而有，”顾炎武的说法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但其将“家庙”和“祠堂”混为一谈，则未为妥当。因为自 南宋迄明初的所谓“柯堂”，皆指杞于接左之祠堂。把朱熹制 定的那种附于居室之左的祠堂搬到居室之外，成为独立的 “家庙”，则是从明中期以后才逐渐普遍起来的。 任何建筑、家族活动，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力量。朱 熹在《家礼》中立祠堂之制的同时提出“置祭田”，以作为维 持祠堂、家族活动的经济基础。在宋元时代，已经有了把 “祠堂”和“祭田”结合的事实。例如，莆田林氏在南宋时， 已经“建先祠”、“置祭田”（宋谦《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记）。 金华张氏在元代就曾根据朱熹《家礼》所规定，建先祠，置 15
祭田，“以供孝祀燕私之事”（宋谦《金华张氏先桐记）。而 同时的惠州何氏则将“祠堂”和“义田”结合在一起，“建祠 ·置田以祀群祖”，又“斥所有私田百余顷为义田，.恐族人 不知学也，有垫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岁赈之；嫁 娶丧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养之；惧久而失其意，为书 以训之”（宋谦《惠州何氏先祠碑》）。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经 济的发展，一些名商巨贾更是凭借其雄厚财力，广置祭田，大 修祠堂，因而，明清时期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江右商 闽商、粤商等商人集团之乡，均为祠堂建筑兴盛之地， 宋元期间所建立的祠堂，以朱熹的设计为蓝本，于正寝 之东祭高、曾、祖、弥四代。这种祠堂在当时对联系家族曾 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当家族组织进一步得到扩大时，它就 使人产生狭隘之感，不足以满足容纳更多族众的需要，因此， 将其迁出居家之外而加以扩大，就成为迫切需要的事了， 在明初，处州叶氏已因“祠堂在所居之东偏、规制浅陋， 无以展其孝思”，而卜地于城东三十里，“筑先祠一区，奉之 如礼”（宋濛《叶氏先祠记》）。莆田林氏亦“患祠之规制卑狭， 不足以交神明，而即故宅之基建屋三盘间，蔽以外门”（宋濂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记》)。另外，平阳林氏则有“立祠于其始 祖之基而祭之”（宋濂《平阳林氏祠学记》）的惜施。这样，民 间祠堂便发展到新的阶段一家庙。 本来，明初曾规定：官家祠堂沿《家礼》之旧制，庶人 可以祭祀祖父母、父母.洪武六年(1373年)又重申了这一 规定，洪武十七年，明朝政府采纳唐县知县胡秉中的建议，将 16
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曾、祖、弥三代，并将士大夫祭祀四 代牌位的顺序由自西向东一字排开改为左昭右穆。成化十 年(1475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上疏 请求：“令臣庶柯堂之制悉本《家礼》：.令一品至九品各 立一庙”(《宪宗实录》.卷一三七)。周洪漠的建议虽然当时 得到了允许，但并未能最后确定。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民间家庙已多有出现，明朝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准许官僚士大夫立庙祀祖一事，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 年)最后确定的。这年重建九庙成，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 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硫》，其文日： “.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 定则，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臣泰 礼官，躬逢圣人在天子之位，又属当庙成，.乞 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 立家庙。.”(《桂州文集》卷十一)》 关于这件事情，《明史》未有记载，这是一大疏漏。我们知道， 这个建议中关于臣工“立家庙”一事，是得到实现了的。从 此，庶民之家可立家庙，祭祖领域里的等级差别得以缩小。这 在家族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家族规模自此可以得到不 受限制的扩展。 如我们所看到的：弘治二年(1489年)，苏州陈氏于郡东 卧龙街修建宅第时，还是“作祠于正寝之左”（王整《陈氏祠 堂碑》，而嘉靖十五年(1536年)之后，却已不断出现建立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