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 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 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 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 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 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 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 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 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 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 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 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 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 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 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 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 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 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 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 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 17
外交十记 回1983年10月4日，参加第三轮中苏磋商的苏联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 夫（右）到达北京。 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 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 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 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 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 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 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 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 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 18
外交十记 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 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 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 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 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 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 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 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 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 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 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 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 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 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 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 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 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 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 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 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 19
外交十记 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 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 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 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 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 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 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 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 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 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 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 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 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 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 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 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 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 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 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20
外交十记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 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 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 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 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 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 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 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 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 |回1984年3月，与伊利初夫（右）在莫斯科扎维多瓦郊外外交别壁。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