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就以性为本尖锐地批评过张、朱的心统性情和陆、王的"以心为性"说,指出:“天下无 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物,而不在性之外,性岂心之所能统乎?后戴震更明确地主 张心在性中,心是性的部分,认为:“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而“血气心知的具体内容 和表现是情、欲、知。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 于欲者,声色臭味也,因而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因而有惨舒;辨于知者, 美丑是非也,因而有好恶。”(《孟子字义疏证·理》)此说明显地带有反理学的倾向 以上三说,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心、性、情三者的关系进行论争,且在实际 上都承认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事实上,各人对于“心” 情本身的理解也是 并不相同的。比如就“心ˇ而言,有人理解为人的全部的心理活动和思维能力,也有人仅仅 理解成一种认识能力“知”(当然,对于"知的理解又大不相同);对于性”,有的理解为 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质和品性,也有的仅仅理解为一种与情相对的理性思维。如此等等, 必然会在理论上产生种种纠葛。今考虑到后两说在实际上未曾充分展开,而心统性情'说 经朱熹发挥后在中国古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又假如以“心理解为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和思 维能力,以"性ˆ理解为人的静态品性(包括其道徳、个性及其理性思维等),以‘情'理解 为由感而发的动态感情的话,那么吣心统性情四字也颇符合我们今天对于心、性、情三者 关系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主宰的心是居于“包管万虑的地位,是指各种的心理 活动和思维能力的总和,“性"和“情就是它的两大分支。文学的吣心化,也可析而论之 曰性化"和情化。这也就难怪乎《毛诗序》概括诗歌的本质特征为“吟咏情性"。后世的 些主要的文论家一般都认同此说,如 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 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 令狐德=:“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也。”(《周书王褒庾信论》) 邵雍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皇极经世 全书解观物外篇》) 严羽:“诗者,吟咏情性者也。”(《沦浪诗话·诗辨》) 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 (《文山先生全集罗主簿一鹗诗序》 杨维桢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东维子文集·剡韶诗 序》) 宋濂:“诗乃吟咏情性之具。”(《宋文宪公全集·答章秀才论诗书》) 顾曲散人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惟其发于中 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 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而不得不变而之词曲。”(《太霞曲语》) 黄宗羲:“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南雷文定·后一》) 纪昀说:“诗本性情者也。 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 之至,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而天下之凡有性有情者,相与感发于不自知,咏叹于不 容己,于此见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机自有真也。”(《纪文达公遗集·冰瓯草序》) 方东树:“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昭昧詹言》)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论的心及其性和情略作了一番辨析之后,认定了心统性 情”之说在文论领域内基本上也是适用的,即文学的“心化"主要也就是人的"性情化。 然,在具体的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的文字库里,可以表示 各色各样的心、性、情的词汇无比丰富,常用的如感、觉、兴、志、意、怀、知、思 虑,以及德、才、学、识、力、胆、品、格,乃至别材、风神、性灵、胸襟等等,至于 形容各种情绪的字和词更是不胜枚举。而更复杂的是,有的字本身的含义就并非单
中就以性为本尖锐地批评过张、朱的“心统性情”和陆、王的“以心为性”说，指出：“天下无 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一物，而不在性之外，性岂心之所能统乎？”后戴震更明确地主 张心在性中，心是性的部分，认为：“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而“血气心知”的具体内容 和表现是情、欲、知。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 于欲者，声色臭味也，因而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因而有惨舒；辨于知者， 美丑是非也，因而有好恶。”（《孟子字义疏证·理》）此说明显地带有反理学的倾向。 以上三说，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心、性、情三者的关系进行论争，且在实际 上都承认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事实上，各人对于“心”、“性”、“情”本身的理解也是 并不相同的。比如就“心”而言，有人理解为人的全部的心理活动和思维能力，也有人仅仅 理解成一种认识能力“知”（当然，对于“知”的理解又大不相同）；对于“性”，有的理解为 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质和品性，也有的仅仅理解为一种与情相对的理性思维。如此等等， 必然会在理论上产生种种纠葛。今考虑到后两说在实际上未曾充分展开，而“心统性情”说 经朱熹发挥后在中国古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又假如以“心”理解为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和思 维能力，以“性”理解为人的静态品性（包括其道德、个性及其理性思维等），以“情”理解 为由感而发的动态感情的话，那么“心统性情”四字也颇符合我们今天对于心、性、情三者 关系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主宰的心是居于“包管万虑”的地位，是指各种的心理 活动和思维能力的总和，“性”和“情”就是它的两大分支。文学的“心化”，也可析而论之 曰“性化”和“情化”。这也就难怪乎《毛诗序》概括诗歌的本质特征为“吟咏情性”。后世的 一些主要的文论家一般都认同此说，如： 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 钟嵘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 令狐德＝：“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也。”（《周书·王褒庾信论》） 邵雍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皇极经世 全书解·观物外篇》） 严羽：“诗者,吟咏情性者也。”（《沦浪诗话·诗辨》） 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 （《文山先生全集·罗主簿一鹗诗序》） 杨维桢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东维子文集·剡韶诗 序》） 宋濂：“诗乃吟咏情性之具。”（《宋文宪公全集·答章秀才论诗书》） 顾曲散人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惟其发于中 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 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而不得不变而之词曲。”（《太霞曲语》） 黄宗羲：“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南雷文定·后一》） 纪昀说：“诗本性情者也。……夫在天为道 ，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 之至，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而天下之凡有性有情者，相与感发于不自知，咏叹于不 容己，于此见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机自有真也。”（《纪文达公遗集·冰瓯草序》） 方东树：“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昭昧詹言》）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论的心及其性和情略作了一番辨析之后，认定了“心统性 情”之说在文论领域内基本上也是适用的，即文学的“心化”主要也就是人的“性情”化。当 然，在具体的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的文字库里，可以表示 各色各样的心、性、情的词汇无比丰富，常用的如感、觉、兴、志、意、怀、知、思、 虑，以及德、才、学、识、力、胆、品、格，乃至别材、风神、性灵、胸襟等等，至于 形容各种情绪的字和词更是不胜枚举。而更复杂的是，有的字本身的含义就并非单一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也有的词往往难以单纯地归 入性或情的范畴内,而常常是两者的结合物。为了说明这一情况,这里就不妨在上文已 经辨析过的志”与心"的侷同而不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志”与“情'的关系,因为这也 牵涉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公案 引起这场公案的是由于继“诗言志说之后,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了“诗缘 情”一说,后人就渐渐将这两者对立起来,把¨言志'看作表达符合封建社会政治伦理规范 的思想,而将缘情ˆ视为抒发个人的情感,甚至仅仅是儿女闺房之私情,如清代朱彝尊在 《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就说 《书》日:“诗言志。”《记》曰:“志之所到,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 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 后之君 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 使于四方:盖《诗》之教如此。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于 闺房儿女子之思 于是有一些人就站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立场上,指责“缘情'说不顾“止乎礼义"而将诗 歌引向歧途,如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推究宫体形成的原因时就说:啗自陆平原缘情 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乎!"沈德潜在《说诗=语》中也批评“缘 情'说“先失诗人之旨”。可是时至现代,自朱自清作《诗言志辨》后,人们则往往反过来 颂扬缘情说而贬斥“言志"说,认为"缘情是抓住了诗歌抒发感情的基本特征,而“言志'说 则忽略了诗歌的情感因素和美学特征,往往会被政治教化说所束缚。不少研究者还致力 于探讨“言志、緣缘情'两说矛盾消长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否认历代文学家对于"言 志和缘情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尧典》到《文赋》的时代,人 们对于“志"的理解普遍是与情”字联系在一起的,且往往是作同义互用的。如《左传·昭公 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砾陈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 类,以制六志。"呲此六志"显然就是“六情”,正如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 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屈原《九章》中的《悲回风》说:“介眇 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惜诵》又说:旹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两处均作 者自述,故顾易生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说,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实 际上,《诗大序》在阐发“诗言志说时,也是一边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一边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吟咏情性"。“情与志"在这里是互用的。在 《诗谱序》中肯定¨诗言志"说是¨诗之道放于此的郑玄,以说“诗谓好恶之情也。”(《礼 记孔子闲居》)至于在其他一般场合“情、“志两字混用的情况也不少,杨明在专论《六 朝文论若千问题之商讨》(《中州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中提供了不少实例,如庄 忌《哀时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赋诗。”王逸注:意中憾恨,忧而不解 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又如曹大家《东征赋》:“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 而怀悲。……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六朝时人尽管对诗的抒情特征的认识更 加自觉,而在用语上仍常情、“志"混用。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志动于中, 则歌咏外发。这志动于中显然是从《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来。其实,即使是陆机本 人在写《文赋》时,对于“情”、“志的区分也并不是十分明确而常常是连用或互用的 如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等。唐代李善在《文选》中注 释ˆ诗缘情时说:“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李周翰注亦云:“诗言志,故缘情。"嘟都是符合 作者原意的。总之,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在论诗写诗时并没有对情”志作 严格的区分,所谓诗言志的志"字常常是包含着“情”的意思。至于后世有的用“志 向”、“怀抱、“意愿、“思想”,以至美剌工具”等等来理解其‘志”,用纯粹的个人情感,乃 至儿女私情来解释其情,也是有的,但多数人还是情志并举,认为¨诗言志ˆ就是说诗歌 要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以上说明,一个志”字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人眼里是 有不同的意思。其他如意"、“怀"、别材、“性灵”、“胸襟”等等,含义都比较复杂,有的 文论史上的概念,本身是为了照顾到性和情的两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对于“心"属 下的不同概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过,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看来,文人 之“心"大致还是可以分成性和"情ˆ两大范畴的。《说文》说:“性,人之阳气;“情,人 之阴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孔颖达《礼记·中庸正义》引梁代贺=说:“性之与情,犹 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时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这也比较形象地说明了两者的 关系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也有的词往往难以单纯地归 入性或情的范畴内，而常常是两者的结合物。为了说明这一情况，这里就不妨在上文已 经辨析过的“志”与“心”的“同而不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志”与“情”的关系，因为这也 牵涉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公案。 引起这场公案的是由于继“诗言志”说之后，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了“诗缘 情”一说，后人就渐渐将这两者对立起来，把“言志”看作表达符合封建社会政治伦理规范 的思想，而将“缘情”视为抒发个人的情感，甚至仅仅是儿女闺房之私情，如清代朱彝尊在 《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就说：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到，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 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后之君 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 使于四方：盖《诗》之教如此。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于 闺房儿女子之思。 于是有一些人就站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立场上，指责“缘情”说不顾“止乎礼义”而将诗 歌引向歧途，如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推究宫体形成的原因时就说：“自陆平原‘缘情’一 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乎！”沈德潜在《说诗＝语》中也批评“缘 情”说“先失诗人之旨”。可是时至现代，自朱自清作《诗言志辨》后，人们则往往反过来 颂扬“缘情”说而贬斥“言志”说，认为“缘情”是抓住了诗歌抒发感情的基本特征，而“言志”说 则忽略了诗歌的情感因素和美学特征，往往会被政治教化说所束缚。不少研究者还致力 于探讨“言志”、“缘情”两说矛盾消长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否认历代文学家对于“言 志”和“缘情”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尧典》到《文赋》的时代，人 们对于“志”的理解普遍是与“情”字联系在一起的，且往往是作同义互用的。如《左传·昭公 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陈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 类，以制六志。”此“六志”显然就是“六情”，正如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 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屈原《九章》中的《悲回风》说：“介眇 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惜诵》又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两处均作 者自述，故顾易生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说，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实 际上，《诗大序》在阐发“诗言志”说时，也是一边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一边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吟咏情性”。“情”与“志”在这里是互用的。在 《诗谱序》中肯定“诗言志”说是“诗之道放于此”的郑玄，以说“诗谓好恶之情也。”（《礼 记·孔子闲居》）至于在其他一般场合“情”、“志”两字混用的情况也不少，杨明在专论《六 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中州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中提供了不少实例，如庄 忌《哀时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赋诗。”王逸注：“意中憾恨，忧而不解， 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又如曹大家《东征赋》：“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 而怀悲。……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六朝时人尽管对诗的抒情特征的认识更 加自觉，而在用语上仍常“情”、“志”混用。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志动于中， 则歌咏外发”。这“志动于中”显然是从《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来。其实，即使是陆机本 人在写《文赋》时，对于“情”、“志”的区分也并不是十分明确而常常是连用或互用的， 如“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等。唐代李善在《文选》中注 释“诗缘情”时说：“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李周翰注亦云：“诗言志，故缘情。”都是符合 作者原意的。总之，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在论诗写诗时并没有对“情”“志”作 严格的区分，所谓“诗言志”的“志”字常常是包含着“情”的意思。至于后世有的用“志 向”、“怀抱”、“意愿”、“思想”，以至“美剌工具”等等来理解其“志”，用纯粹的个人情感，乃 至儿女私情来解释其“情”，也是有的，但多数人还是情志并举，认为“诗言志”就是说诗歌 要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以上说明，一个“志”字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人眼里是 有不同的意思。其他如“意”、“怀”、“别材”、“性灵”、“胸襟”等等，含义都比较复杂，有的 文论史上的概念，本身是为了照顾到性和情的两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对于“心”属 下的不同概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过，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看来，文人 之“心”大致还是可以分成“性”和“情”两大范畴的。《说文》说：“性，人之阳气”；“情，人 之阴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孔颖达《礼记·中庸正义》引梁代贺＝说：“性之与情，犹 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时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这也比较形象地说明了两者的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