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并不令人吃惊。由于在世间可失去的较少，他们在天国可得 到便最多。奥尔森便提到了宗教动机的复杂性，当时他注意到： 在慈善和宗教游说中，个别成员的利益和目标与组织 的利益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和含混，以至于这儿 提出的理论并不能在理解上对此有多大助益。3 他还认为宗教游说也许可提供一些有选择的利益，如拯救的终 极价值，但他得出结论说这样运用他的理论将把宗教动机的复 杂性过于简单化。奥尔森并未把这一特殊类别的游说看成是对 其理论分析的严重挑战，因为他认为游说界是由经济利益集团 所支配的。 宗教承诺有悖常理的特征在迪安·凯利(Dean Kelley)所作 的深入研究中也得到说明（迪安·凯利本人亦为游说活动家，在 本书第六章所述关于《平等使用权法》的斗争中，他扮演了重要 角色)。在《保守派教会为何增长》4一书中，凯利证实“自由派” 教会人数正在减少，与此同时“保守派”教会人数正在增加。他 得出结论说，成员人数增加的基本动力是教会的严格要求，与它 们较好说话的自由派同道相比，保守派教会通常对其成员提出 更高要求，尽管在这方面它们并非独一无二。他还注意到，这一 动力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宗教事关意义”，那些要求教徒作出 更多承诺的教会表明它们“确实是动真格的”。无论是要求教徒 们公开承诺献身基督、捐款、个人传道，还是少数激进的教会要 求人们作出如“为穷人服务”的社会承诺作为入会的条件，宗教 团体都要求人们违背经济学家所界定的“私利”，而很多人明确 而自愿地响应此种号召。这并不表明宗教团体能避免其他团体 都会面临的机构维持问题，但这确实表明它们可以经常要求其 他团体所达不到的某种程度的持久承诺。 宗教利益团体的第二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们活动的广 ·10
度。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所证明的，宗教团体拒绝简单分类，它 们同时还像经济利益机构、意识形态倡导者及公共利益游说集 团一样运作，试图获得某些集体福利。本研究所访问的宗教领 导人并不认为他们代表狭隘利益，而是有意识地试图提出他们 关于公共福利的与众不同的想法。此外，大多数犹太教和基督 教游说团体认为它们的作用在于代表奥尔森所说的那些沉默 的、难以组织的公民，并且还争辩说它们为机构的私利进行游说 活动只是以此作为更好服务社会的方法。的确，自由派教会领 袖和保守的宗教新右翼的游说者都自视为人民党人，代表非精 英的民众。当然他们在什么是民众所需或所求上有深刻分歧， 但人们尽可说双方均有一定道理：贫穷和劳动阶层的民众确实 要求分享馅饼而获得经济保障（自由派主张），但他们同时感受 到由文化变迁、道德下降及传统价值遭受破坏所带来的威胁，因 此想要看到家庭生活得到加强、传统价值得到维护及他们的宗 教信仰得到尊重（保守派主张）的情景。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支持者本身的性质。正如我们所 注意到的那样，美国人从属基督教堂或犹太会堂，多于从属其他 任何志愿组织。的确，大多数美国公民不仅宣称参与教会，而且 与谢茨施耐德所说的参与团体为高收入阶层现象的观点相反， 仅就数量而言较低阶层在上教堂的人中占主导地位，35这便使 保罗·韦伯(Paul Weber)得出的结论说：“可确认的宗教社团对利 益集团理论至关重要，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显然是这个国家最大 的非精英团体。”36这一事实潜在的重要性被大多数研究利益集 团的学者所忽略，然而随着教会和信徒的日益政治化，这已成为 学术发展的重要起点。由于宗教生活是人们日常经历中每周一 次的重要部分，因此通过教会进入政治体系也许是美国政治中 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其潜力已经由黑人教会在民权运动中的 ·11
作用而得到生动证明。当然对教徒的政治动员仍有障碍，一般 来说他们并不是为表达政治意愿而加人教会的。但无论有何限 制，由于潜在支持者的性质、广大范围和共同的宗教生活，有效 的宗教动员可显著提高种种不同的非精英的利益在美国政治体 系中的声音。 对为什么宗教动员也可能提高美国政体代表性这一问题还 有一个相关的、尽管是有争议的观点，它是“偏见动员论”(te mobilization-of-bias theme)的一种演变。信义会神学家和政治理 论家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发现，在过去几 十年中美国的政治话语发生了深刻变化。他认为，这一变化就 是在公共生活中排斥宗教或以宗教为本的价值观，他把这种状 况称之为“空荡荡的公共广场”(naked public square)。37此种情况 的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确实变得世俗而不再去教堂，或丧失宗教 信仰，而是法律界、政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精英们动员世俗偏见 所致。他们认为宗教语言不适合公共话语，宗教价值观与现实 政治和公共教育无关，而宗教实践则纯粹是个人的事。尽管纽 豪斯并不同情宗教新右翼的某些目标和策略，但他还是把该派 的出现看成是对抹杀大多数美国人宗教信仰做法的合乎逻辑的 回应。他还认为，只要精英们用过于从宽解释的政教分离原则 来剥夺宗教价值观在公共话语中的合法性，或使其在学校被认 为有害，那么这个代表大多数信教的人民的美国政治制度就不 能自称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宗教的政治动员显然可打破这一 “精英”的世俗偏见，并且鼓励在公共辩论中明确表达以宗教为 本的价值观。 总之，宗教团体因其代表非精英的广大支持者，并且为表达 许多公民在过去未曾得到充分表达的价值观和关怀提供了可能 性，而对美国政治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 ·12·
程度取决于阐述游说方针的全国领袖与通过捐赠支持华盛顿游 说办事处的“在别处”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寡头政治、代表权与宗教游说 代表权关系到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但正如汉娜·皮特金 (Hanna F.Pkin)8所提示的那样，它是一个复杂并有多个层面 的概念。本书第四章的讨论将表明，宗教团体反映了并在很多 重要方面甚至增加了此种复杂性。为了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 必须问宗教游说者的是他们代表谁或代表什么？在多大程度上 他们能表达支持者的所需或所求？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知道其成 员的需要？他们在把宗教价值观和支持者的愿望转变为在华盛 顿运作的政治战略方面有多大能力？最后的问题是在代表宗教 价值观或传统与在表达成员的观点之间是否会有冲突？ 如我们对研究政治组织中领导与被领导者关系的文献作一 番浏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领袖阐述的全国政策与基层支持者 的观点经常会不一致。事实上，对单一利益集团9的许多研究 集中在领导层的寡头政治本质，而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 Michels)4o认为这是所有组织的普遍特性。如奥利弗·加瑟(Oliv- er Garceau)对“美国医学会”41所作的著名研究，便揭示了该组织 领导层强烈的寡头政治倾向。这一发现在此后的实证研究中得 到进一步证实。42“美国医学会”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说，如不向其 成员提供诸如保险、重要杂志、甚至加人某些医院的好处，那么 该组织在政治上便行将就木。但尽管该组织并未代表许多医生 的观点，“美国医学会”仍然是医疗政策领域的一支主要力量。 文献中也有极少例外的情况，其中之一便是西摩·M.李普 塞特(Seymour M.Lipset)对“国际印刷工会”的研究。43李普塞特 ·13·
对很多工会存在的寡头控制趋势感到困扰，但他发现在“国际印 刷工会”内存在着集团内部民主体制，即工会内存在着争夺权力 的正式派别，这便对领导人自行其事的倾向起了制衡作用。尽 管他的研究对迈克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挑 战，但李普塞特即刻便提醒说在组织内克服寡头政治倾向需要 有非同寻常的环境。 现有的证据表明寡头政治倾向在宗教团体中也同样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些研究已证明，在由教会官员所 表述的全国性游说政策与教堂座椅上普通信徒的观点之间，存 在着明显差距。“其他研究也提到了神学上自由的新教教牧与 平信徒之间的差距。此种差距作为组织动力导致精英与民众之 间存在分歧。45 然而利益集团政治的本质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深远的变 化。直接通信技术帮助领导人发展新支持者而且（我们也能预 料)保持与成员更紧密的接触。6对全国性宗教游说者进行的访 谈清楚地表明，保持和发展与基层支持者的联系这一可想而知 的需求影响了几乎所有主要参与者的战略考量，其中既有较老 的以宗派为基础的团体，也有较新的采取直接通信方式的组织。 举例而言，现在一些领导人在成员中进行民意调查，而另一些领 导人则称他们不得不去关注那些对筹款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 一些领导人看来是在对反对派的压力作出回应，从而证明他们 确实代表支持者而不只是自己的观点。因此，通过直接通信和 大众传播技术来动员基层支持者（通常与教会和宗派组织有 关)，是理解现代宗教游说驱动力的一把钥匙。我将提出的观点 是，在某些情况下动员群众之需要确实遏制了一些组织内寡头 政治的倾向。结果正如李普塞特试图找出那些使得工会领袖与 成员更为和谐的因素一样，对宗教游说进行考察部分是试图找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