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前往尼加拉瓜，他们的公开目的是置身于游击队和尼加拉 瓜居民之间，实际上令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游击队冒有杀害美国 公民之大不韪。 除了这些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外，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30 年里，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游说团体的数量迅速增长，意识形态也 日趋多元。1950年时华盛顿只有16个主要宗教游说团体，13而 截至1985年，这些团体至少有80个，并且其数量仍在增长。14此 外宗教议程也比10年前更为广泛。宗教团体当然也全方位地 介入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如堕胎与《平等权利修正案》） 及政教关系问题（如学校祈祷及资助教会学校）。在任何一届国 会中，宗教领袖还会卷人关于削减食品券、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 武装、民权立法、制裁南非、对外援助、国际贸易、核战略、军事预 算、税收改革、社会保障、资助儿童日托、环境保护、劳工立法、农 业法案以及还可以继续罗列的一系列问题的斗争。天主教的主 教们已经证明现代宗教游说的复杂性。他们在许多方面战略性 地将自己部署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他们破天荒地起草被广 泛解读为“自由派”文件的关于核武器和经济的牧函，为同时也 拥护基要主义保守派(fundamentalist conservatives)在社会问题上 许多目标的天主教权力机构的政治立场，增添了更为复杂的 成分。 宗教行动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源泉，在于宗教仍是美国生活 和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一些西欧国家中宗教明显衰弱的 现象相反，美国的宗教依然故我。5美国人不仅对教会的信心远 胜于对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信心，而且实际上他们大多数还是 教会成员。教会与美国作为由互不往来的分散的个人所组成的 “大众社会”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任何一周里都有超 过40%的美国人上教堂，而近60%的美国人可称为定期上教堂 ·5
者。6这些数据的意义在于它们揭示了更多的美国人隶属于基 督教会或犹太会堂而非其他私人协会、工会或团体，”从而使教 会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志愿组织。这一事实在我下面讨论教会行 动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时，将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学和宗教利益集团 教会政治化是美国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社会学特征，但其政 治意义却未得到充分了解。因此要了解美国政体中宗教团体潜 在而独特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就我们目前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它 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常常不确定之影响的理解，作一番总结。 在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许多学 者对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I8所称的“党派”(factions)的 态度。尽管许多研究国会的学者敬仰国会制度(“我去国会将不 负选民之厚爱”)，研究政党的学者通常也会颂扬美国政治中的 政党，但研究利益集团的学者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则显得远为 模棱两可。19比如研究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学者E.E.谢茨施耐德 (E.E.Schattschneider),便对狭隘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导致集体 灾难表示震惊。在其对20世纪30年代关税立法的堪称经典的 研究中，他用资料证明每-一行业是如何为其自身狭隘而短暂 的利益而进行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游说 活动所产生的立法限制了对外贸易，加深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 在政治学辞典里，游说活动仍有名声不佳之嫌。比如在本研究 中，接受访问的一些宗教领导人都急于表明自己不是“说客”，因 其并不代表狭隘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70年代，对此种缺乏广泛社会代表性的担忧促 成了公共利益团体运动，诸如“共同事业”(Common Cause)、环保 ·6
组织以及纳德(Nader)的组织等试图代表分散的消费者团体及 其他有关公民。1然而这些相对来说规模不大的发展，并没有平 息对代表局部利益的“压力体系”的批评。2事实上，某经济学家 把美国无力处理基本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政治中特殊利益集团 行使否决权，使国会无法处理诸如国债、外国竞争及生产率下降 之类的问题。3这一结论并未出谢茨施耐德之所料。 谢茨施耐德及其他人所表示的第二个忧虑，便是这些团体 自身的性质。群众性政党有着出来动员较为弱小、较不善表达、 较不富裕或其他除此之外便难以组织起来的公民的动力；而利 益集团据其性质而言则由精英构成。谢茨施耐德提示我们，多 元主义者的天堂唱诗班的歌声中带有上层阶级的口音，而关于 利益集团成员的现有资料便足以证明这一论断。相对贫困的社 会成员并不加入利益集团，因而在压力体系中也就得不到代 表。4此外，即使这些边缘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他们也会受阻于 谢茨施耐德所称的“偏见之动员”，即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某些成员被认为比其他成员更有价值、更值得重视或更为正统。 这一在巴克拉克(Bachrach)和巴拉兹(Baraz)的研究中得到呼应 的主题，5强调这些边缘化的人们受到可接受的政治实践的通 行规则的威吓，以至于甚至在他们试图将自身的要求公之于众 前他们的呼声就已被有效地压制了。6 尽管谢茨施耐德指出了由利益集团支配、且没有强大而负 责的政党引导的某一政体的不正当性，然而是经济学者曼瑟· 奥尔森(Mancur Olson)明确指出这一表面特征背后的逻辑，这 点颇具讽刺意味。”奥尔森旨在分析戴维·杜鲁门(David Tru- man)的集团形成理论的基本假定。8杜鲁门争辩说，当一场重 大的社会或经济动乱危及某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时，人们便组 成团体。虽然杜鲁门从未暗示所有的利益都将被平等地代表， 7
如他的批评者所称的那样，但他的理论确实至少有这样的含 义，即有冤屈不平或共同利益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组成团体来 表达他们的关怀。奥尔森提的问题虽简单，但却带有毁灭性， 那就是人们加入寻求某种集体福祉的团体有什么好处？他的 结论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确，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如遭受 产品低价之苦的农夫或要求清除污染的市民，他们均受“搭便 车”的诱惑。当团体成功时，其所获利益便像老天降雨，不论是 否参与一律均沾，那又为什么还要参与其中呢？对穷人来说， 搭便车的诱惑更大，他们最无能力为利益集团作贡献，但却可 能从团体成功中获最大益处。因此奥尔森认为，整个利益集团 体系有严重偏向，只对那些代表少数有潜势的成员（如汽车制 密)的织织熊那美甚感局热想织如金感热其感品塌
织起来的选民为代价…因此，政党的衰落及利益集团的 激增均对在政治过程中已得到充分代表的那些人有利。31 从对美国政治制度中利益集团的这一简短回顾中所浮现的 是这样一幅令人清醒的画面：由通常代表狭隘和特殊利益的、基 于精英的组织所支配的支离破碎的政治。游说活动爆炸几乎没 有改变参与利益集团是精英活动的事实，即使一些富有的公民 也对环保组织或“共同事业”有所贡献。政党至少有动员较不善 表达和较边缘化公民的动力，但它们在限制利益集团的集体权 力方面已不及从前有力。简言之，许多人认为利益集团的不断 增长的作用在于使制度偏向业已得到充分代表的那些人。 教会政治化及动员自觉的教徒与上述画面在很多方面复杂 地交织在一起。的确，正是上述压力体系的性质才使宗教团体 有可能成为该体系重要的补充。首先，从奥尔森式的两难角度 来看，在违反自我经济利益所有可能的理由中，宗教动机是最具 说服力的理由之一。宗教信念，至少是基督教的信念，是超越理 性的，并有悖常理地要求超越个人的狭隘利益。正如主耶稣所 言，基督徒受召以“舍弃他们的生命”来赢得天国。因此，宗教动 机有可能缓解破坏集体行动的经济理性及随之而来的“搭便车” 问题这个奥尔森式的两难。向教会或向采用直接通信方式筹款 的宗教团体捐钱，与其说是支持或谋取私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 上毋宁说是通过奉献自我和舍弃自我来拯救自我的途径。事实 上，奥尔森的理性经济人和不按主耶稣教海行事的人一样，他们 谋求得到生命，谋求经济上的私利，因而也就无法得到天国。 在操作层面上，宗教信念也未失去其鲜明的特征。宗教学 者已证明了这样一个看似违背常理的事实，即不那么精英的教 会之成员对当地教区的捐款在个人收人中所占比例通常是最高 的。”鉴于穷人通常比富人更理解神的道理的福音主题，这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