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中图北方村幕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1983:克罗尔，1978：约翰逊，1983：斯泰西，1983)，而更近期的研究则侧 重于城市和知识女性（如霍尼格和贺萧，1988）。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 关于中国妇女的近期著述几乎都没有触及影响当代农村妇女生活的问 题。本研究既定位于这整个学术领域，又深刻而广泛地受惠于这个 领域。 本研究获益于为这一领域莫定了基础的同一批学者中某些人所做 的少数当代研究。伊丽莎白·克罗尔在中国妇女运动史的背景下（克罗 尔，1978)和改革改策影响农村社会组织最直接层面的情境下（克罗尔， 1981),全面探讨了包产到户政策的影响(1987b,1988)。迪莉娅·达文 也从妇女运动史和盲方建构“妇女工作”（达文，1976）的视角关注农村改 革对影响妇女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沉默（达文，1988）。诺玛·戴蒙德曾特 别以山东为研究场所，早就确认了当代中国社会性别重构的一些重要线 素（戴蒙德，1983a),尽管这-一研究先行于农村改革的全面铺开。这项研 究连同她将居住方式确定为中国农村妇女生活与能动性建构的一个最 重要的实践因素的论文（戴蒙德，19？5），对于理解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 连续性和变迁做出了重大贡献。玛杰里·沃尔夫额有影响的关于台湾 16妇女非正规策略（沃尔夫，1968,1972），特别是有关建立“母亲中心家庭” (uterine families)的研究，使中国亲端制研究这一领域转向了理解实践 性亲属关系以及妇女在未被注意到的和非官方的日常社会关系方面的 实际作用。她随后于1980一1981年对中国大陆不同地方（包括山东）妇 女生活变迁的研究（沃尔夫，1985），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探讨来分析 1949一1981年中国城乡妇女的生活。 沃尔夫1985年的著述也是中国允许外国人做田野考察之前数十年 褐示了中国社会变迁史的若干大型项目之一。这也是对依然存活于全 中国人记忆中的时代所进行的建立在当代访谈和文献研究之上的若干 里程碑般的研究之一（参见弗里德曼等，1991；帕里什，1985：被特和被 特，1990：萧凤酸，1989)。本研究承继了这项研究，并将重点放在当代衣 村改革时期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微观动态上。本书报告的这项研究旨在 探究改革的直接后果及被这一转型重新塑造了的农村社会的形态。虽 然它涉及从前的环，主要是集体时代尚未远逝的过去，但仅仅是从关 注变迁过程的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性的。本研究是一项当代研究， 它所直接关注的只是在1986一1990年做田野考察期间从这三个村获得
第一章导言：关于德行13 的信息。 在当代中国开展这种田野调查的境遇，以前在文献中已有探究（沃 尔夫，1985)。沃尔夫在山东的田野调查境况间我本人研究之间的密切 联系，使进一步详尽予以描述显得多此-一举。然而，我将在此对业已发 生了变化或对从事这一研究似乎是较特别的田野调查状况的某些方面 作个概述。 这里所报告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是通过宫方渠道开展的，并受到中国 方面官方观蔡的制约。1986年夏和1987一1988年冬进行的最初两次田 野考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双边交流的架构内进行的。对我个人而言，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 外事办、妇联及当地政府都参与其中，但山东省社科院实际上负责了调17 查工作的当地安排。官方和准官方多层面涉足的这一形式在嗣后的两 次田野考察中仍在延续。这两次调查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社 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委员会交流项目结束之后开展的。宫方接待单位当 时是中国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是个准宫方的机构，代表山东省政 府的官方利益。 没有任何一个接待机构主动对促进外国人在中国农村做研究有兴 趣。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我对1986年陪同我的资历较浅的社会学家进 行一些田野调查培训，参与安排我研究的许多官方机构都曾要求（并得 到过)我提交的书面或口头研究报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或通过在访 谈期间亲自记笔记，或复制户调查数据，也保留有关田野数据的详尽记 录。所有这些材料的收集都得到了官方支持和积极参与。在每-一研究 地工作伊始，每个感兴趣的官方或准官方机构至少有一人陪着，这意味 着我得在有官方观察者这样相当令入敬畏的听众在场的情况下做访谈。 在每个村，这些代表中的多数入往往在研究过程的相当初始阶段，认为 已观察到足够的东西后便离去了。 当时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由指定陪伴我的一个人在场以及在很大程 度上与他们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此人承担起所有有关官方机构的责 任，以确保我本入和我的研究有人照料，我对各种安排基本满意，而且身 体健康，并设有任何麻烦事发生。村级官员一通常但不只是村妇代会 主任一 一参与了当地的安排，如确定访谈日程等。随箸项目的进行，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委员会的交流项目结東
14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之后，国家级的政府层面就不再涉入了，省一级的参与也撤退了一些。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只同当地官员和在反复交往过程中结识的入们打交 道。从这个方面讲，80年代末的研究氛围要比沃尔夫描述的1980 1981年的情况更宽松一些。 然而，不管有多么宽松和地方化，所有研究都是在某种程度官方监 18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所有访谈皆为公共事件，受访者很明确至 少（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在他们自己的村里为公共记录做陈述。这 对于这项研究有若于影响，但没有一个是出乎意料的。该研究从一开始 就定下了关注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基调。“文革”末期(1974一1977 年)，我在中国留学的岁月使我对这些限制有所准备，这甚至使我感到比 我以往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 整个研究过程中官方在场意味着政治上敏感的主题，如国家计划生 育政策，不可能成为该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主题不 可以或从不曾被提及，但这的确意味着以这些主题为重点的研究项目将 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一一从实际或从伦理上 —要求受访者为我提 供同现行官方政策明显相悖的信息或观点。这一点作为限制性因素的 程度是不同的。这也要求在撰写此项研究时做些处理。此后几章的材 料完全是由受访者自由谈论的公共信息构筑的。 同样，这一研究的公共性也从实际和伦理上再-一次限制了收集更为 个人化的或棘手的资料。我很感激那些真诚帮助我理解当代中国农村 个人生活中有欢乐也有痛苦的人。这提高了我对本研究中所讨论的更 公共的过程的理解。但我并不强行素取这种信息，即便人们公开提供了 这种信息，我也并不认为适宜在这里公之于众。 研究的过程是个不断协商的过程，这主要是就确定适宜的研究地而 言的。除了最终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的三个村子之外，我还对若干地方 进行讨论或作过短暂的访问。对三个研究地每一处的研究都是漫长碰 商的结果。归根到底，对第三个研究地的调查提供了关于中国农村集体 解体之后发展形态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这是竭尽所能对一个单姓村 所能挖据到的东西。但是，到我开始在槐里做研究时，我明确意识到比 较几个研究场所的好处，于是就将该研究定位于是建立在对几个研究地 比较之上的一个项目 我最初打算在所研究村的农户家里寄宿。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在所
第一章导言：关于德行15 有这三个村都住过。然而，我最终放弃了我先前坚持的这种安排是我研 究之必要步骤的主张，因为这显然只有在更富庶的村庄才有可能，否则19 会对我的接待者提出难以接受的过分要求。即便当我住在离村子步行 不远的一个镇上，就如我通常在槐里做的那样，我仍有可能同经常帮助 我开展工作的村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便在这一研究告终之后，我仍重 视每次回访时拜会许多信息提供者。 每次实地考察的时间都很短暂，从未超过8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与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委员会交流项自的局限性最初定下的 格同，不过在那个啦园结束之后我仍予以采用，因为我发现这很有效率 和效益。在每次调查期间安排好一个工作非常繁重且活动紧凑的日程， 有赖于高水平的当地合作。我有幸在三个村庄的每一处以及官方派来 负责我研究的各种人那里获得这种合作。这一研究是一项由所有有关 各方全力以赴的群体努力。这一速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每次田野 调查的结束都已胜利在望。 本研究主要依赖的资料是在对三个社区农户的半结构性访谈过程 中收集的。1986年在张家车道，我首次组织了一次由村里雇来的助手 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调查，继而对在初步调查基础上选出来的农户进行了 访谈。这一调查攫盖了该村84户，我进行了其中27个的入户调查。这 一调查提供了很有用的数据库，但我发现我自己做的入户访谈是最有价 值的信息来源。所以我后来放弃了任用别人来做调查，并将我的大部分 研究时间放在入户访谈上，所有这些都是由我自己亲自做的。在前儒 林，我做了33个户访。我1988年最初在槐里逗留期间进行了7户访 谈，尽管有关该村的核心材料取自于1989年进行的40个入户访谈。 相对而言，户访的时间较长，平均为半天。每户提供了有关访谈之 时及上一年度户中成员、户内外关系以及家庭经济各个方面综合性经济 信息的系统数据。此外还包括每户家庭成员目前工作、每个成员工作史 的详尽信息（除了那些在校学生或学龄前儿童）。入户访谈也提供了机20 会，使访谈朝着成为那户突出问题的主题发展（如分家、同其他户的经济 合作，或母方亲属纽带等)，或者涉及各户成员特别了解的信息（如当地 商业状况，不同种植业或养殖业决策的相对优势或村庄的历史等等)。 农户是通过各种机制来选择的。我可能根据村调查或村户口登记 簿上的信息，要求访问特定的户。村领导会或明确或含菩地提到作为当
相中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地成功发迹典范的某个户。由我本人或村领导特别指定的各户都被包 含在内。当我仅要求调查某些类型的住户时，往往存在着更宽泛的自由 度，为此，我在每个村往往都得到了更卡富多彩的样本。我通过要求将 村里从事各种可能经济活动的农户囊括在内，来取得平衡，其中包括那 些收益明显不佳的户。每个村的确提供了我所要求的各种类型的农户。 在提出我的访谈要求时，我的目的成是为了覆盖范用一这是经济 方面的主要关注事项一抑或为了穷尽无遗。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力图 在我的样本中包含所有可能存在的非典型户或非典型婚烟形态（如扩大 家庭、从要居婚姻和村内通婚⑦)、在妇女组织或社区领导方面较活跃的 所有妇女以及所有专业户。将某些非典型户全都涵盖进来，也具有朝其 他方向包括在经济上拓宽样本范围的间接影响。 我也离绕若干特别主题进行访谈，有些还花了几天时间，通过一系 列访淡才得以完成。在每个村，这些访谈涉及村政治经济的不同方面 (访村领导)、村妇女组织（访现任和前任的妇代会主任和某些妇代会成 员)以及每个村的各种经济活动（访村会计和企亚管理人员）。依具体情 形而定，我也就某个村有特别重要意义并可以挖掘的其他主题进行访 谈，其中包括当地手工艺专业化与村办企业的历史、合同工，集体解体、 21税收、家系、宗族事务、教有、建房、做煤、订婚、婚礼、葬礼、调解、人口流 动、户籍制以及农业与买卖活动等，不一而足。 我桃为，户访提供的资料，除了所报告的收入外，在极大程度上是准 确而完整的。尽管我尽了很大努力试图对收入做出相对准确的估算，但 我认为这些数字太不可靠，以至于不能被采用。其他一些问题是偶尔的 (如户中缺席成员的准确信息)，或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年龄和结婚 日期通常只是近似值)。对特定主题的访谈，在其价值上也是各不相同 的，但这方面最普遍存在的局限性是信息提供者的知识或者记忆。这些 信急提供者的选择，或是根据他们作为社区或企业领导人的正规位置， 或是由于他们对特别主题具有可靠的信息并乐于分享知识（这是在户 访期间直接获得的或根据推荐间接获得的)。这些访谈的主要局限性决 定了信息提供者有效的专门知识的范围。 村一级所提供的信息就更有问题了。每个村最初提供的信息都是 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误导性的。我相佰这总体上反映了任何一级提供 的正式介绍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大多数困难与我自己或任何其他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