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局吉：关于德行7 村—但对农业资源和生产的有效控制，如今却落到农户身上。农业的 集体所有制在农村改革实施之初就被有效地废止了。 改革对乡村企业的影响就更不平衡了。在大队和公社经营了行之 有效的企业的地方，这些企业似乎仍在继续，并在集体所有制形式有所 更改的情形下求生存。80年代初，随岩正规集体架构的终结，这些企业 现在隶属于各级正规政府 一行政村和乡镇一其管理实行了某种形 式的管理责任制。在80年代初，农户建立其白身企业和公开雇佣劳动 力也变得有可能了。中国乡村企业如今可能是准集体的，或是私有的。9 所有企业都在复活了的农村市场连国家对经济持续调控的情况下运 行。乡村企业从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整个这十 年农村日渐繁荣的主要源泉（参见旺格，1988）。 与此同时，农村集体制逐步瓦解，农村销售体制正在复苏。国家保 留了对粮食和棉花等必需品生产和销售的某些控制权，但其他农业和非 农产品甚至是一些基本物品都可以在内舟市场上合法买卖。这就为生 产者增加生产提供了诱人的市场，并为数百万人投身于兼职或专职买卖 的农村人口提供了个体就业和创收的渠道。市场在中国当前混合经济 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制度之性质 的一些复杂问题。我将在第四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对此进行讨论。 农村经济因改革政策提供的机会而激活了，尽管农村生活水平的菜 些提高直接源于80年代初国家对衣产品购买价的大幅度上调。国家尚 未从农村经济中撤退，只不过越来越多地采用间接手段和市场力量来实 现其政策目标（参见舒，1984,1988）。 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伴随着政治结构的转变。诚然，公社制的性质 使它不可能改变其一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公社连同人队、生产既在80 年代初被废除了。生产队因包产到户的萌发而被有效地逐出了几乎所 有地方。大队和公社仍承担了政府的角色，但它们由被设计成完全行攻 性的行政村和乡镇所取代，但在这里所研究的各个村落，在正规改制发 生之后很久人们依旧称行政村和乡镇为“大队”和“公社”。 在此后几章，我将更详尽地讨论这一过程中更具体的变化。其出发 点是国家-集体制转型的根本性质。这概括了中国不久以前转向以市场 为导向的改革体制的特征。某些变化比实质性的转变更为明显，这些变10 化既同过去有明显的连续性，又偏离了过去，但国家权力顶蜂的政策转
8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变已改变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的根本环境。随后的各章将追寻农村居 民发展起来的应对这些变化了的环境并重塑其生活的一些策略。每 章都以较详尽的方式论述特殊的政策变化，但重点放在实际的日常策 路上。 改革时代政策的影响因地而异，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代表整个国 家。这里所描述的三个村庄都坐落在山东省，代表了该省境内的各种可 能性。山东是个北方沿海省份，总的来说享有有利的自然条件，并有多 样化而强大的经济基础。①山东商业化程度较高，并且相当高庶，但它最 初并不是一个向外商开放的改革时代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这里叙述的 各村落都位于中等富庶之地，体现了中国改革时代的各种可能性与 选择。 三个村 这里报告的这项研究始于1986年夏季在张家车道村的调查。张家 车道实质上是个有175户的单姓村，位于山东摊坊地区北部的昌邑县。 1986年，它的经济主要靠一个生意兴隆的纺织印染厂。这是该地区最 早的这类工广之一，并受益于这一先行之举。在80年代早中期工业起 步之前，张家车道一直是个农业村，700多个居民每人拥有不足1.5宙 的劣质士地。该村处于沿海盐碱平地的边缘，即使随着该村工业发展使 之对农业的额外投资有了可能，但土地依然很贫乏。 就像山东其他贫困村庄一样，张家车道曾有大显外出流动者，特别 是前往东北诸省的。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50年代。假如说该村从前有 11 过任何财源的话，那就是它拥有一批受过相对良好教有的男性（和少数 妇女)。该村有适度但宝贵的追求教育成功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出 自这个村的一个学生将地下党的干部培训学校引入村里。当共产党的 势力在40年代末南下之后，他们将受过培训的当地男男女女都带走了。 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岁月或后来退休之后，这些干部和教师中的少数 人回到了故乡。由于该村缺乏在农业上取得繁荣的手段，总的趋势仍然 是人们流出这个贫困村，并一直受到经济萧条的困扰。 80年代，村级工业的发展扭转了张家车道的经济。到1986年，该村 终日为被织布机工作的劈啪声所淹没。张家车道被宫方视为农村经济
第一章导言：关于德行9 发展道路上“共同富裕”的一个范例。它并没有成为众所周知的典范，但 它在这个方面的经历在所研究的三个村里是独一无二的。1986年，该 村的一些男性已在附近的镇上或更遥远的城市就业，低男男女女们也能 在村纺织印染厂找到好工作。邻村的许多划女也在这个厂打工。该村 同其边界之外的世界有相当多的联系，并企盼有一个更扩展且多样化的 乡村工业化的未来。传统和正在消失的亲属关系习俗，如童养媳 和姑表/姨表兄妹婚④的氛围变松弛了，并为人们所接受，但发展趋势和 官方旨趣是促进集体婚礼的新制度，并通过鼓励村内通婚及建立村老年 人之家来解决照顾老年人的潜在问题。 张家车道并未针对妇女提出过什么特别的主张。该村妇代会主任 主要关心的事情（她也负有妇女保健的责任）是促进独生子女政策。然 而，村里有关教育和就业的某些政策显然是对妇女有利的。某些同该村 繁荣连在一起的间接因素，也使张家车道成为企盼悄梢追求她们自己策 略的妇女们的一个相对有利的场所。 前儒林在潍坊地区南部的安丘县。同张家车道类似，它实际上是个 单姓村，并依赖我1987年田野考察时经营得较红火的若干村办企业。12 该村土地也很题乏，并有很多外出流动人口。然而，这些人大部分前往 东北诸省或在内蒙古开辟新地。他们既不返回，也不同以前的家乡保持 密切的联系。前儒林的一些居民在别处当合同工。周边村的年轻女子 也在前儒林的毡席厂打工。位于沈阳的东北工业中心一个家具厂的技 术人员曾在该村的连锁厂蹲点。 然而，前儒林缺乏张家车道那种明显面向外部世界的发展取向。它 更关心自己的事务和传统。这可能同附近的石家庄模范村的影响有关， 同村组织紧密的网络也肯定有关。有三个队约140户的这个小村依然 保存了集体制，这在中国相对而言是较罕见的，它也尚无解散集体的任 何计划。前儒林是在服饰上仍保留了中山装的一个村庄。除了村里非 常高的工业化水平外，它极易令人回想起70年代的乡土中国。 前儒林在集体制时期就领先于张家车道迈向工业化了。在80年代 早中期有利的经济环境下，其工业顺利成长，并得以多样化。这个村亲 属习俗的氛围比较保守，奉行该社区引以为自豪的风俗，外姓婚被视为 不可接受的，人们也不希望举办集体婚礼。⊙ 该村的妇女们认为这里的妇女工作一官方妇女组织的工作一
10中园北方村落的杜会性别与权力 “一般化”。换句话说似乎更准确-一些：上而提倡的正规结构是存在的， 但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开展任何明显的活动。 槐里位于德州地区的林县，是个大约有230户的人杂姓村。在我 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做田野调查时，槐里有多样化的农业经济（谷 物和棉花)，并有各种小型的家庭生产与商业性副业。该村长期以来一 13直在农业上非常成功，但它的土地因1986年水控制项目征地而大为缩 减。由此引起的土地压力连同改变了的经济环境，导致了槐里经济朝更 普遍而直接卷入农村商品经济的方向转变。1988年初，有7户符合国 定专业户的资格，到1989年年中为9户。槐里大多数衣户都有某种以 户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项目（参见第四章）。 村办企业自1984年集体解体以来有所增长，但在范围上很有限，在 8和年代末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中没有发展的任何前景。槐里居民很少 外出务工，也没有非本村居民在村里就业的。槐里还没有重建张家车道 或前儒林那样的排星屋式样，而依然保持了狭窄过道交错、围墙之内各家 分隔的住房格局。该村保持了传统的婚礼庆典，尽管以改头换面的形式 出现。 在三个村中，槐里最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农村。它最独特的性质可能 在于，它的妇女组织异常活跃，1987年甚至得到县妇联促进妇女参与商 品生产的某些扶持 这些村落没有一个准确地讲是带有普浪性的，尽管它们都真正位于 衣村，并处于城市的直接辐射或沿海开放地区的直接影响之外。所有三 个村都比一般村更富足，因而比其他许多中国村庄较少投入粮食生产。 它们共同体现了80年代在中国衣村倡导并实施的各个方面一为一个 更为开放的市场加大商品生产的力度并增加乡村工业的活动和规模。 它们的不同之处也能使我们对各种可能性与社会现实有某些洞察：通 过乡村工业或通过以户为基础的生产寻求繁荣；集体所有与管理或解散 集体；非常有限地组织妇女工作或在80年代改革改策之下进行动员妇 女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验，等等 关于此项研究 这里报告的这项研究是在1986年，1987一1988年、1989年及1990
第一章导商：关于德行11 年的一系列田野考察中萌发并成型的。正如最初的设计，这一研究旨在 探究农村改革对农户构成与劳动分工的影响，并对农村妇女给予特别的14 关注。1985年，当我制定这些计划时，我的关注点侧重于粜体解体对更 为脆弱的农村居民特别是对妇女的潜在威胁。所以，我提出研究农户对 全国改革在其社区中促发的转变做出的实际反应。当我了解到这三个 村改革的日常现实之后，这项研究在许多方面均有所转变。但对这些社 区共同体户结构以及农户内部和户与户之间劳动分工的关注，依然是本 研究一以贯之的中心内容。 着眼点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对1986年最初田野考察之发现所作的 调整上。在那次田野调查期间，最有趣和出乎意料的发现显然变成了妇 女的活动与能动性以及它们在改革时代社会结构微观动态中的位置。 这一研究的重点于是决定性地转向了社会性别问题。 对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些研究体现并秉持了中国当局的官方立场。 后者把改革项目当做是政治经济的事务，并且假定改革是社会性别中立 的。其着跟点同样放置在农户增大了的作用上（因为后者重新获得了对 生产资源和生产过程很大程度上的事实控制权)，而较少放在取代了集 体的当地政府复活了的形式上。本书大体上承袭了这些观点。我着眼 于改变了这三个村政治经济的三个关键性领域：农业，村办企业和以户 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我对农户的政治经济重构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其中 包括农户的经济策路和户界限的维持。这些方面使农户成为中国农村 的经济行动者。我也关注集体结构的（部分）解体以及它们被在原先大 队基础上重组的行政村所取代而造成的影响。 这一研究有别予其他研究之处在于，它在政治经济、户结构与关系 及户以上的社区关系等变迁的各个方面都引进了社会性别的因素。像 往常一样，一旦社会性别被引入分析领域之后，这就不只是添加的事情 15 而是重新思素。在构成本书的每项特定研究中，社会性别的问题都使分 析的领域重新暴露出了问题。随后每一章都紧密结合大量材料详尽探 讨重新提出的各种间题。 这项研究也立足于有关中国妇女研究的活跃氛围之中。这种研究 的很大一部分一直关注20世纪影响中国妇女地位的诸种运动。长期以 来只允许有限的或根本就不允许田野调查意味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 言(1949年迄今)，这种研究主要是依据历史和档案材料（如安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