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施善与教化：明清约慈善组织 者还可能因此而举业：其他的职业虽然不违反法律，可解决生 计问题，但仍属次等的选括，等而下之的是为法律及社会所难 容的盗与乞。其实袁采对职业的分类正符合宋代的科举资格限 制。按自北宋后期以下的规定，没有资格应试的除了不孝不悌 的人外，还包括工商杂类及僧道归俗之人，考进士的更要找三 人作保，以保证考生不是出身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①。因此， 虽然宋代在法律上解放了许多原为奴隶的贱户，但是社会并没 有因此得到真正的平等；由于社会成员的复杂化、以儒学为主 的科举制的强化，贵与贱反而得到了另一种更具体而深刻的社 会意义：最高贵为儒业，其次应为有资格应试的农民，最下贱 为乞盗奴仆，中间为百工商贾等虽不属贱，但理论上无机会攀 升到社会高层的人。 宋代社会摆脱了门第大族的支配，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开 始有另一层社会意义。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配合下，儒业在 各行业中自然居最高贵的位置，而士人在宋代的崇高地位及数 量上的激增，使得他们对贫穷较不在乎，贫穷更不造成任何道 德上的问题或焦虑，贫与贱的差别已为社会把握颇稳。许多士 人因而甘心安于清贫，甚至有一股风气让一些中了科举的士人 宁放弃人仕所带来的名利而以高士自居②。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异常发达的商业发展，社会上 可看到新的财富累积，财富与商业的观念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 化，但是这些观念的变化在宋代似平只在经济思想的层面上产 生影响，而仍未深人个人道德的层而。学者发现宋代已有人公 ①《宋史》1982、155《选举志；荒木做一1969,68、370。 ②荒木敏一1969,71
第一章明未以前的慈春一观念与制废变化·23 然批判重本抑末的概念，而站在商人的立场为“末业”辩护，士 人兼商的也渐不罕见①。这方面的变化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并 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财富与贫穷的道德意义（见下文），不过在宋 代这个变化的开端，日益明显的商业财富似乎仍未能动摇四民 杜会秩序及其价值观，也未能真正打破传统中贫贱之间的界限。 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在经济上有空前发 展的宋代，社会首次“发现”了都市贫民阶层，使得政府觉得 需要制定一套长期济贫的政策；这清楚地表现在宋政府自11世 纪开始对贫弱老者的救济政策上，南宋政府对此更为积极，这 是前代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以前长期的济贫只是宗教团体 (特别是唐代的佛寺)的工作，而济贫对佛教信仰而言，有特别 的宗教哲学意义及传教的作用；贫穷是一个普遍性的道德问题， 与俗世的观念有所不同。对俗世，贫民主要是个制造具体社会 问题的社会类别。宋政府将贫民问题作为行政问题来作系统性 的处理，反映了它对作为社会类别的穷人有了崭新的了解，宋 代官方救济机构主要收容都市中贫穷的老病之人及弃婴，所创 的安济坊、居养院等开启了持续了近九百年的养济院的官方济 贫制度的先河②。在这个财富比前代充裕而且不再是控制在少 数大族手中、人身关系有革命性的解放、同时在社会观念上贫 穷清楚地有别于单戏的时代，穷人首次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类 别，而且主要在财富最为集中、品流最为复杂的都市内，是一 个可以理解并且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新的财富使社会秩 序产生大幅度的变化，使得旧有的社会分类方式不足以涵盖新 ①叶坦1989,140一143。 ②见下文；王德毅1970,86-130,1971：梁其姿1986,53
24·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的复杂性，新的类别必然应运而生。 而政府特别针对贫民而设办的救济机构，表示贫穷已被视 为一种具体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贫穷”这个概念从宋代开 始成为一个清楚而独立的杜会类别概念，虽然“贫”与“士”或 与“宝”在此时常被联想在一起，文献中也经常以传统的“鳏 寡孤独”来形容待济的人，似乎贫穷这个概念在积极方面还是 离不开崇高的文化地位，或在消极方而与人伦上的缺撼是同义 词；但是实际上从宋代济贫机构的政策看来，贫穷已开始有纯 粹经济社会性的定义，不一定带有文化上或伦理上的其他因素， 这项发展已然非常明显。其中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北宋12世 纪初开始设立的埋葬贫人的漏泽园，这些贫人公墓后来竟有分 葬良贱的情形①。这个实例足以证明贫穷类别已包容了良与贱 而自成一独立的杜会类别了，需要救助的不一定只有贫而贱者， 贫面良者，已不罕见了。其他济贫机构在订定收容标准时也同 样说明了这一点。有关细节，下文有更详细的描述。 然而官方的长期济贫机构在宋亡后约三百多年间没有进一 步发展，反而萎缩。这当然并不说明元明间的贫穷问题减轻了， 而是这三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如宋代一样使都市贫穷成 为突出的问题，而穷人再次成为触目的社会类别是在16世纪以 后的中明以后，这个时期与南宋相同的地方在于快速的经济发 展，及活泼的社会流动。 ①王德数1970,97
第一章明夫以前的恋善一观念与制度变化·25 三、小结：社会文化身份与经济 地位关系的暧昧性 从上述贫穷观念及社会身份等级的相关历史变化中可看 出，贫穷观念的变化或贫民阶层的被认定，并非单纯为经济问 题，也是社会等级与文化地位认同的问题。自上古至五代， “贫”与“贱”之间有较清楚的界线，经济地位不轻易与社会文 化地位混淆，于此时，除了宗教团体为了宗教原因而举办的慈 善活动，我们不见俗世社会举办同类活动；到了宋代，我们开 始看见“贱民”得到法制上的局部解放，换言之，“贱民”作为 社会身份的意义已没有前代的鲜明，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社会 类别的轮廓开始清晰：贫民阶层，宋代政府也制定了一连串济 贫的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为明清民间慈善组织的蓝本。 不过宋代社会经济两种身份关系的变化有其局限，主要的 原因是“士”于此时获得前所未有的崇高社会文化地位，可以 说儒家的理想，透过科举制度的进一步落实而得到前所未有的 实现。就是说，对“士”的文化身份的确认，肯定了经济身份 与文化社会身份的差别：士可能贫穷，但是在社会上他仍是最 值得尊敬的。因此宋代的经济发展对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冲 击是有限度的 宋以后另一次经济发展的高峰在16世纪的明代以后。此次 的发展对杜会等级制度的冲击就更为严重。可以说，经济身份 与社会文化身份中间的界限更为模糊。此时不但“贱民”因新 的财富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而且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中后期已无 法再提高“士”的地位。因此无论在社会上层或下层，原有的
26·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身份等级制度受到空前的侵蚀。有关这个发展，第二章有更详 细的描述。而“贫穷”（与“财富”）之成为重要的道德问题，即 发生在这个关键的时代。而明清时代的慈善组织的出现就主要 为了尝试解决这个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慈善组织较 普遍地由民间主办。 社会身份制度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在清中后期更为明显。这 个危机，尤其影响了下层儒生，当时诸如惜字会、清节堂、助 葬会等新的慈善机构大量出现，多与下层儒生的社会文化地位 受到重大威助有关，而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也 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本书第五章及第六 章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在更深入谈论明清时代的慈善机构之前，让我们先简略地 回顾一下明中期以前具体的社会救济活动，以便更突出16世纪 以来的特色。 四、慈善组织的历史 虽然宋代以前贫人还不成为一个清楚的社会类别，但是慈 善组织很早已出现，不过这些组织的主要原动力是宗教一尤 其是佛教一一信仰。这些宗教团体济贫的意识形态与宋政府的 组织有相当大的差别，前者是存着种善可得福报的“福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