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之间高下似已 分明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分别以“以学术为业 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 和“以政治为业”为题,发表了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 响的演说。就严格意义而言,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 要是指客观性的“科学”,以“学术为业”即指涉以客观 性科学为业的学术人,而不涵盖人文知识分子;他所谓的 政治”,如他所言,则是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 种支配权,“以政治为业”就是指把政治作为“事业”,以 “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来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家。尽 管在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 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是,从演 说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妨说是他对两个 角色的期待:学术人因为不涉终极关怀,不应过问价值 更不应该卷入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必备三种“前 提性”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 种素质其实比对学术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仅要 遵从“信念伦理”(不在意于行为的后果),而且要恪守“责 任伦理”(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世事难料,百年之间,二战、冷战、苏东解体、全球化、 反恐和金融危机等足以引发全球政治格局震荡的事件频 频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 系列关涉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频现,且不对这世界的 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做价值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个肯 定的回答就是:向坏也好,向好也罢,百年间的风云流转、 世事变迁,大凡由人所带来的变故,也多与韦伯所提到的 这两类精英脱不了干系。也就是说,韦伯所期待的学术人, 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精英,即使真的实现了韦伯的期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4 近百年前，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之间高下似已 分明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分别以“以学术为业” 和“以政治为业”为题，发表了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 响的演说。就严格意义而言，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 要是指客观性的“科学”，以“学术为业”即指涉以客观 性科学为业的学术人，而不涵盖人文知识分子；他所谓的 “政治”，如他所言，则是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一 种支配权，“以政治为业”就是指把政治作为“事业”，以 “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来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家。尽 管在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 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是，从演 说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妨说是他对两个 角色的期待：学术人因为不涉终极关怀，不应过问价值， 更不应该卷入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必备三种“前 提性”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 种素质其实比对学术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仅要 遵从“信念伦理”（不在意于行为的后果），而且要恪守“责 任伦理”（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世事难料，百年之间，二战、冷战、苏东解体、全球化、 反恐和金融危机等足以引发全球政治格局震荡的事件频 频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一 系列关涉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频现，且不对这世界的 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做价值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个肯 定的回答就是：向坏也好，向好也罢，百年间的风云流转、 世事变迁，大凡由人所带来的变故，也多与韦伯所提到的 这两类精英脱不了干系。也就是说，韦伯所期待的学术人， 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精英，即使真的实现了韦伯的期 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阎光才
待,因为其秉持所谓的价值无涉原则,也很可能是在无心中做了好事或者 坏事(以后果来评价)。这种无心的行为后果之于人类福祉自不待言,正如 当代社会中人们所体会到的技术便利、生活安逸和物质上的富足;不过, 无心也有可能办成坏事,如贝克尔和吉登斯通过对专业化的科学人所建 立起来的抽象知识系统的后果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 当代风险社会图景。其实,贝克尔等还是从“专业”的和抽象的学理角度, 揭示了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科学知识进入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后所留 下的隐患。而我们就是以常人的反思性思维,恐怕也不难体会到科学连 带技术,已经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并不能让人偷悦和心安的东 西,譬如核辐射,譬如各种不断翻新、名目繁多的技术产品污染。 当然,即便是无心,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如贝克尔对韦伯式的科 学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里,自 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被以所谓极端客观性的 数字所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 法领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性、伦 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它们处在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 下”。贝克尔的说法多少有些含混不清,而且主要从科学的文化批判角 度来揭示科学以及科学家行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多 多少少地带着一点后结构主义的风格,因为“政治”行动主体的缺席以 及政治运作机制的隐而不显,很容易给人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鸡蛋里挑 骨头之感,虽然不乏深刻,但恐怕很难让“无心”的科学人折服。 因此,要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恐怕还要回到真实状态中 的“以学术为业者”和“以政治为业者”的各自行动角色和相互关系内涵 的角度来解读,即现实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价值无涉(无心)?现实中作 为领导行为的宏观政治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痴迷的微观政治,又是否 能够真正对价值无涉的科学以及科学人无动于衷?换言之,因为权力政 治的强势,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是否也如他的前辈洪堡一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5 待，因为其秉持所谓的价值无涉原则，也很可能是在无心中做了好事或者 坏事（以后果来评价）。这种无心的行为后果之于人类福祉自不待言，正如 当代社会中人们所体会到的技术便利、生活安逸和物质上的富足；不过， 无心也有可能办成坏事，如贝克尔和吉登斯通过对专业化的科学人所建 立起来的抽象知识系统的后果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 当代风险社会图景。其实，贝克尔等还是从“专业”的和抽象的学理角度， 揭示了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科学知识进入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后所留 下的隐患。而我们就是以常人的反思性思维，恐怕也不难体会到科学连 带技术，已经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并不能让人愉悦和心安的东 西，譬如核辐射，譬如各种不断翻新、名目繁多的技术产品污染。 当然，即便是无心，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如贝克尔对韦伯式的科 学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里，自 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被以所谓极端客观性的 数字所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 法领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性、伦 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它们处在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 下”。贝克尔的说法多少有些含混不清，而且主要从科学的文化批判角 度来揭示科学以及科学家行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多 多少少地带着一点后结构主义的风格，因为“政治”行动主体的缺席以 及政治运作机制的隐而不显，很容易给人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鸡蛋里挑 骨头之感，虽然不乏深刻，但恐怕很难让“无心”的科学人折服。 因此，要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恐怕还要回到真实状态中 的“以学术为业者”和“以政治为业者”的各自行动角色和相互关系内涵 的角度来解读，即现实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价值无涉（无心）？现实中作 为领导行为的宏观政治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痴迷的微观政治，又是否 能够真正对价值无涉的科学以及科学人无动于衷？换言之，因为权力政 治的强势，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是否也如他的前辈洪堡一
样,陷入既要学者的研究自由又要国家包养的悖论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乔姆斯 基,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 了《冷战和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 角度,就冷战期间的大学、大学内部的具体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 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细致、生动的描述。 哈佛教授雷蒙德·塞维尔认为,二战可谓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变革的 开端,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上世纪四十年代,MIT、芝加 哥和哈佛等大学中一大批科学精英都被调集和组织起来,开始组建各种 联邦实验室,如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 冶金实验室等,承担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研究项目。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 治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即所谓““科学为战争效力与武器没有任何关 系,而不过是为战时经济做贡献”。然而,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这种 战时学术配合政治的科研合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 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哉后尽管美国 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National Scient foundation),以体现政府 对纯粹研究的支持,然而,最大的资助部门依旧是与军事相关的部广 如国防部、能源部和后来的航空航天局等,获得大量资助的也主要是有 关军事或者存在潜在军事价值的项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 以及与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大学,也少有异见,因为他们深信为了 抗衡苏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种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战时科研体 制”,直到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 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塞维尔指出,在今天地质学和矿物学 结构化学和材料研究领域,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用于探测晶体结构的 Ⅹ光衍射仪器,早年一位年轻的矿物学家曾求助于芝加哥大学的联邦研 究实验室,希望使用该仪器做纯粹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筹钱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6 样，陷入既要学者的研究自由又要国家包养的悖论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乔姆斯 基，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 了《冷战和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 角度，就冷战期间的大学、大学内部的具体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 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细致、生动的描述。 哈佛教授雷蒙德·塞维尔认为，二战可谓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变革的 开端，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上世纪四十年代，MIT、芝加 哥和哈佛等大学中一大批科学精英都被调集和组织起来，开始组建各种 联邦实验室，如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 冶金实验室等，承担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研究项目。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 治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即所谓“‘科学为战争效力’与武器没有任何关 系，而不过是为战时经济做贡献”。然而，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这种 战时学术配合政治的科研合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 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战后尽管美国 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u Foundation），以体现政府 对纯粹研究的支持，然而，最大的资助部门依旧是与军事相关的部门， 如国防部、能源部和后来的航空航天局等，获得大量资助的也主要是有 关军事或者存在潜在军事价值的项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 以及与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大学，也少有异见，因为他们深信为了 抗衡苏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种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战时科研体 制”，直到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 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塞维尔指出，在今天地质学和矿物学、 结构化学和材料研究领域，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用于探测晶体结构的 X光衍射仪器，早年一位年轻的矿物学家曾求助于芝加哥大学的联邦研 究实验室，希望使用该仪器做纯粹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筹钱
建造吧。”塞维尔认为,在美国战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形成后,美国 科学家受益群体在扩大,但是哪些领域收益最大并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却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资助导向。譬如凝聚态物理和原子物理是美国战后 发展最快的两个研究领域,主导美国物理学界几十年,它们之所以能够 处于物理学科的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国防部基于武器系统、电子监控系 统和其他诊断控制系统开发需要而提供的大量资助。塞维尔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表达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科学家(不参与军事研究也不参与五十年 代忠诚宣誓)的无奈:他在一九五六年获得哈佛校方资助,建立了一个地 球化学实验室,但不久发现校方资助实在有限,工作很难进展下去,为 此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成为与军事有关项目的参与者 成为参与者就意味着要通过政治和保密考察,需要在读过间谍法文 本后签署清白书,否则就不能进入核心研究机构。塞维尔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他与一位海军项目主管在酒吧闲聊,谈论 战”成为“热战”的可能性,该主管告知,政府需要所有海洋学者来 为战争服务,需要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他们,并提供一个资助名单。塞维 尔反感地表示,他本人是不清白的,不适合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不料 对方大笑并喑示塞维尔,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已经被调查过并被“特别关 照”过。作为一位希望从事“纯研究”的海洋学家,塞维尔在良心上一直 为此挣扎。正如他所说,尽管他可以不直接参与国防部的项目,不接受国 防部的资助,但是,因为所有海洋研究领域都已经为国防部所直接或间接 控制,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清白,除非他完全离开海洋学这个领域。 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 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但 是,这种诚实却未必符合政治原则。塞维尔提起,在他们发现并绘测了 新英格兰海岭后,因为考虑到该发现对于海岭起源的一般性理论,尤其 对了解西北大西洋的地史有重要价值,海洋学家试图发表他们的成果, 但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发表后可能会为苏联潜艇提供精确定位而拒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7 建造吧。”塞维尔认为，在美国战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形成后，美国 科学家受益群体在扩大，但是哪些领域收益最大并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却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资助导向。譬如凝聚态物理和原子物理是美国战后 发展最快的两个研究领域，主导美国物理学界几十年，它们之所以能够 处于物理学科的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国防部基于武器系统、电子监控系 统和其他诊断控制系统开发需要而提供的大量资助。塞维尔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表达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科学家（不参与军事研究也不参与五十年 代忠诚宣誓）的无奈：他在一九五六年获得哈佛校方资助，建立了一个地 球化学实验室，但不久发现校方资助实在有限，工作很难进展下去，为 此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成为与军事有关项目的参与者。 成为参与者就意味着要通过政治和保密考察，需要在读过间谍法文 本后签署清白书，否则就不能进入核心研究机构。塞维尔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他与一位海军项目主管在酒吧闲聊，谈论 “冷战”成为“热战”的可能性，该主管告知，政府需要所有海洋学者来 为战争服务，需要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他们，并提供一个资助名单。塞维 尔反感地表示，他本人是不清白的，不适合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不料 对方大笑并暗示塞维尔，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已经被调查过并被“特别关 照”过。作为一位希望从事“纯研究”的海洋学家，塞维尔在良心上一直 为此挣扎。正如他所说，尽管他可以不直接参与国防部的项目，不接受国 防部的资助，但是，因为所有海洋研究领域都已经为国防部所直接或间接 控制，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清白，除非他完全离开海洋学这个领域。 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 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但 是，这种诚实却未必符合政治原则。塞维尔提起，在他们发现并绘测了 新英格兰海岭后，因为考虑到该发现对于海岭起源的一般性理论，尤其 对了解西北大西洋的地史有重要价值，海洋学家试图发表他们的成果， 但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发表后可能会为苏联潜艇提供精确定位而拒
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军方同意发表但要求必须对海岭的位置进行错 误地标绘,这无疑是最典型的恶意学术篡改( falsification)。即使在冷战 结束之后的一九九五年,为便于研究者研究地质变化过程、板块结构以 及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冰川融化程度,尽管许多由美国卫星侦测的资料被 解密,但是,直到今天,更多的依旧作为绝密信息被封存在国防部和中 央情报局的档案柜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为政治所主宰的时代,塞维尔指出,美国科 学界却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政府至少出于冷 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极少有人会把政府视 为邪恶(evi)”。在政府大量资助下,科学精英们的“以学术为业”生涯 也因为政治性的输血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塞维尔如此描绘了他熟 识的一位哈佛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哈佛资助得 到了研究矿石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设备;战时参与作为武器和通信系统 核心元件的晶体生长与合成研究;战后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开始从事 与原子武器和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铀矿研究;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开 展高温高压下的矿物反应研究;然后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从事月 球岩石研究,直至荣休。 与作为科学家的塞维尔冷战政治分析视角不同,MIT的哈特( David M.Hart)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维克多( David G. Victor),他们的学 术背景是科技政策和区域研究领域,两人试图从温室效应——个当下 的全球性的政治主题角度,来分析科学精英与政治(政策形成)之间是如 何互动的。 哈特与维克多关注的是科学精英的三种行为:第一,为争取到资助 和引起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有关科学信息的?第二,在政策形成过程 中,他们如何根据其他人的行动来采取不同策略?第三,他们采取何种 控制方法对其他相对缺乏政治力量的科学家施加影响?众所周知,所 谓温室效应主要是指由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现 o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8 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军方同意发表但要求必须对海岭的位置进行错 误地标绘，这无疑是最典型的恶意学术篡改（falsification）。即使在冷战 结束之后的一九九五年，为便于研究者研究地质变化过程、板块结构以 及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冰川融化程度，尽管许多由美国卫星侦测的资料被 解密，但是，直到今天，更多的依旧作为绝密信息被封存在国防部和中 央情报局的档案柜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为政治所主宰的时代，塞维尔指出，美国科 学界却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政府至少出于冷 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极少有人会把政府视 为邪恶（evil）”。在政府大量资助下，科学精英们的“以学术为业”生涯 也因为政治性的输血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塞维尔如此描绘了他熟 识的一位哈佛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哈佛资助得 到了研究矿石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设备；战时参与作为武器和通信系统 核心元件的晶体生长与合成研究；战后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开始从事 与原子武器和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铀矿研究；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开 展高温高压下的矿物反应研究；然后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从事月 球岩石研究，直至荣休。 与作为科学家的塞维尔冷战政治分析视角不同，MIT的哈特（David M. Hart）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维克多（David G. Victor），他们的学 术背景是科技政策和区域研究领域，两人试图从温室效应——一个当下 的全球性的政治主题角度，来分析科学精英与政治（政策形成）之间是如 何互动的。 哈特与维克多关注的是科学精英的三种行为：第一，为争取到资助 和引起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有关科学信息的？第二，在政策形成过程 中，他们如何根据其他人的行动来采取不同策略？第三，他们采取何种 控制方法对其他相对缺乏政治力量的科学家施加影响？众所周知，所 谓温室效应主要是指由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