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王碧珺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 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授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 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授资 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 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 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授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 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全球投资治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多边授资体系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对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近年 来中国企业遭遇重重阻力,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折戟,到2009年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 Rio tinto)公司失利,再到华为、 重工在美投资频频受阻等。这些海外投资失利既有中国企业自身的原因,也因东 道国投资壁垒作祟。因此,中国需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通过制度化的规则 来反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尤 其是将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去政治化;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 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 作者王碧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 王碧珺 作者王碧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 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 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 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 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 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 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全球投资治理 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多边投资体系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对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近年 来中国企业遭遇重重阻力，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 折戟，到2009年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Rio Tinto）公司失利，再到华为、三一 重工在美投资频频受阻等。这些海外投资失利既有中国企业自身的原因，也因东 道国投资壁垒作祟。因此，中国需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通过制度化的规则 来反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尤 其是将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去政治化；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 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 94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具有约束力和全面性的多边投资协定的缺失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提 供了机遇。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一个构建多边投 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 阐明自己的利益点,尤其是有效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以及市场的对等开 放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对外直接投资传统上是发达经济体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投资的接受 方。1970-2011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在 70%以上。凹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现象有成熟的解释:如宏观层面上,投资发展路 径理论指出一国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的生产成本、市场机会、自然 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不断变化后,才逐渐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转变为对外直接 投资;微观方面,企业只有具备战胜东道国本土企业以及第三国企业的显著优 势(技术、品牌、管理水平),才能克服海外经营所面临的天生劣势。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已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 的重要参与者。不过这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现象。2004年之前,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显著。2003-2012年,流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85亿美元增加到878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0.45%上升到63%;存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 299亿美元增加到53194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048%上升到2.3%。2012年,中 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年均增速达41.6%。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逐渐 增强,再加上资本项目的渐进加快开放,“海外中国”的量体将更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以2010年为例,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上占比为662%,而在投资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数据库。 [2]65, Dunning John H, The Eclectic Theory of the MNC, London: Allen& Unwin, 1981: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Groon Helm, 1978. Bl H, Buckley Peter J. and Mark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acmillan: London, 1976: Hymer Stephen Herbert,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0 PhD Thesis), 1960/1976.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95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数据库。 [2] 例如，Dunning John H., The Eclectic Theory of the MNC,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Groon Helm, 1978. [3] 例 如 ， Buckley Peter J. and Mark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acmillan: London, 1976；Hymer Stephen Herbert,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PhD Thesis) , 1960/1976.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具有约束力和全面性的多边投资协定的缺失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提 供了机遇。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一个构建多边投 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 阐明自己的利益点，尤其是有效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以及市场的对等开 放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对外直接投资传统上是发达经济体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投资的接受 方。1970－2011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在 70%以上。[1] 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现象有成熟的解释：如宏观层面上，投资发展路 径理论指出一国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的生产成本、市场机会、自然 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不断变化后，才逐渐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转变为对外直接 投资；[2] 微观方面，企业只有具备战胜东道国本土企业以及第三国企业的显著优 势（技术、品牌、管理水平），才能克服海外经营所面临的天生劣势。[3]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已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 的重要参与者。不过这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现象。2004年之前，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显著。2003－2012年，流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8.5亿美元增加到878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 0.45%上升到 6.3%；存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 299亿美元增加到5319.4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0.48%上升到2.3%。2012年，中 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年均增速达41.6%。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逐渐 增强，再加上资本项目的渐进加快开放，“海外中国”的量体将更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以2010年为例，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上占比为66.2%，而在投资项 95
王碧珺 目数量上占比仅为10.2%。普遍认为,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海外扩张过 程中能够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较少关注盈利性,并且承担了部分实现国 家战略目标的责任。 然而,国有企业之间的区别又是巨大的,尤其是有必要区分央企和地方国 企。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行为,可用于支 持地方国企的资金和资源大大减少。叫随后的国企改制又将大量地方国企置于市 场竞争的环境下。由于其所在的行业大多是非垄断行业,于是面临较大的来自民 营企业和其他地方国企的竞争压力。实际上,我们很难断言,在海外投资中国有 企业中兴通讯比民营企业华为受到深圳市政府更多的支持,而国有企业中联重科 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受到湖南省政府更多的帮助。相反,央企则不同。中国一共 只有117家央企,这些央企面临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大多来自金融、电力、石 化、能源和航天等垄断或高度管制的行业。而中央政府做大做强央企的战略目标 又使得央企有大量资源进行海外扩张。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央企在数量上 占比大概只有5%,但在投资额上贡献了接近80%。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地方国 企,央企投资规模普遍更大,投资行业集中于资源类和金融业。 从部门结构上,根据商务部的数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最大行业,在2012年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30.4%。仅次于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是采矿业(15.4%)、批发和零售业(148%)以及金融业(11.5%),这 四个行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制造业海 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算大(9.9%),这与中国国内仍具有成本优势有关。 从地区上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香 港是首要目的地。2012年,584%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香港,达到512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3.7%。这与香港的中转地性质密切相关。例如,三峡集团 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娱乐公司等以欧美为 最终投资目的地的中国对外兼并收购实际上都记在了香港名下,通过香港地区再 投资完成。因此,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到中国对香港直 接投资的42.6%。美国在2012年跃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占比 4.6%)。受美国页岩气革命的驱动,采矿业在2012年成为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第 大行业,占比为349%。制造业次之,占比28.6%。此外,除了中国香港和美 [1 Kung James, and Justin Yifu Lin, "The Deeline of Townshipr-and-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s conomic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35(4). Pp. 569-584, 2007. 9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Kung,James, and Justin Yifu Lin, “The Decline of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35(4), pp. 569-584, 2007.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王碧珺 目数量上占比仅为10.2%。普遍认为，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海外扩张过 程中能够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较少关注盈利性，并且承担了部分实现国 家战略目标的责任。 然而，国有企业之间的区别又是巨大的，尤其是有必要区分央企和地方国 企。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行为，可用于支 持地方国企的资金和资源大大减少。[1] 随后的国企改制又将大量地方国企置于市 场竞争的环境下。由于其所在的行业大多是非垄断行业，于是面临较大的来自民 营企业和其他地方国企的竞争压力。实际上，我们很难断言，在海外投资中国有 企业中兴通讯比民营企业华为受到深圳市政府更多的支持，而国有企业中联重科 比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受到湖南省政府更多的帮助。相反，央企则不同。中国一共 只有117家央企，这些央企面临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大多来自金融、电力、石 化、能源和航天等垄断或高度管制的行业。而中央政府做大做强央企的战略目标 又使得央企有大量资源进行海外扩张。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央企在数量上 占比大概只有 5%，但在投资额上贡献了接近 80%。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地方国 企，央企投资规模普遍更大，投资行业集中于资源类和金融业。 从部门结构上，根据商务部的数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最大行业，在2012年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30.4%。仅次于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是采矿业（15.4%）、批发和零售业（14.8%）以及金融业（11.5%），这 四个行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制造业海 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算大（9.9%），这与中国国内仍具有成本优势有关。 从地区上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香 港是首要目的地。2012年，58.4%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香港，达到512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3.7%。这与香港的中转地性质密切相关。例如，三峡集团 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娱乐公司等以欧美为 最终投资目的地的中国对外兼并收购实际上都记在了香港名下，通过香港地区再 投资完成。因此，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到中国对香港直 接投资的42.6%。美国在2012年跃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占比 4.6%）。受美国页岩气革命的驱动，采矿业在2012年成为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第 一大行业，占比为34.9%。制造业次之，占比28.6%。此外，除了中国香港和美 96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国,前十大投资目的地依次还包括哈萨克斯坦、英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 亚、委内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卢森堡。 从投资方式来看,兼并收购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在 2012年共实施对外兼并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金额43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 高。从资金来源来看,63.6%的对外兼并收购投资依赖境内资金,主要是投资者 自有资金以及境内银行贷款。余下364%(158亿美元)依靠境外融资。整体而 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以获取战略性资产为主要投资动机。这些战略性资产包括 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知名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这一点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 同。通常,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要么主要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成本的优势,或 者是为了开拓当地的市场。而中国的特征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到海外经营,却没 有将生产设施搬到海外。于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主题是加强国内生产,而 不是扩大海外生产;提高投资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利用现有企业层面的竞争优 势。叫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如此独特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广泛 存在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金成本和资金分配;二是中国国内仍然具有成本优势 面临日益上涨的国内生产成本,中国企业倾向于将生产设施迁往本国广阔的内陆 地区,而不是迁往可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海外;三是中国需要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从制造业大国转型成为制造业强国;四是中国巨大的工业部门(尤其是 重工业部门)使得中国需要锁定充足的、稳定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供应 海外投资频频受阻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增长,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样频频遭遇阻 力。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 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事实 上,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联想在2005年收 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时,美国国会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最 后是双方高管组建的交涉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拜访和说服了美国13个政 府部门,交易才得以完成。 这样的投资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 [1 Huang Yiping and Bijun Wang."Investing Overseas Without Moving Factories Abroad: The Case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1. Pp 85-107, 2013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97
[1] Huang Yiping and Bijun Wang, “Investing Overseas Without Moving Factories Abroad: The Case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1, pp. 85－107, 2013.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国，前十大投资目的地依次还包括哈萨克斯坦、英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 亚、委内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卢森堡。 从投资方式来看，兼并收购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在 2012年共实施对外兼并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金额43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 高。从资金来源来看，63.6%的对外兼并收购投资依赖境内资金，主要是投资者 自有资金以及境内银行贷款。余下36.4%（158亿美元）依靠境外融资。整体而 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以获取战略性资产为主要投资动机。这些战略性资产包括 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知名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这一点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 同。通常，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要么主要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成本的优势，或 者是为了开拓当地的市场。而中国的特征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到海外经营，却没 有将生产设施搬到海外。于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主题是加强国内生产，而 不是扩大海外生产；提高投资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利用现有企业层面的竞争优 势。[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如此独特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广泛 存在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金成本和资金分配；二是中国国内仍然具有成本优势， 面临日益上涨的国内生产成本，中国企业倾向于将生产设施迁往本国广阔的内陆 地区，而不是迁往可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海外；三是中国需要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从制造业大国转型成为制造业强国；四是中国巨大的工业部门（尤其是 重工业部门）使得中国需要锁定充足的、稳定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供应。 海外投资频频受阻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增长，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样频频遭遇阻 力。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 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事实 上，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联想在2005年收 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时，美国国会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最 后是双方高管组建的交涉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拜访和说服了美国13个政 府部门，交易才得以完成。 这样的投资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 97
王碧珺 的影响,很多欧美企业纷纷减少国际投资、精简和剥离国际资产,这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创造了机会,有西方媒体将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投资形容为“大款遇上 大减价”,毫无节制地来了一场疯狂大血拼。但另一方面,地区保护主义日益严 重,加大了投资环境的风险系数,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更为严格。这尤其反映在 美国市场上,2012年10月美国国会认定华为与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限制其 进入和发展美国市场,三一集团同样在美国投资受阻,起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被判败诉。这些案例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巨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 市场的障碍。 威胁国家安全是发达国家质疑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理由。外国所有者拥有 国关键性资产被认为可能威胁该国的国家安全。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 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例,国家安全涉及四个关键项:一是关键性基 础设施,包括农业和食品、国防工业、能源、公共健康和保健业、银行和金融、 水务、化学品、商业设施、水坝、信息技术、电信、邮政和运输等。不难发现 这一概念包括的行业非常广泛,虽然并不是说所有涉及这些行业的并购都需要受 到 CFIUS审查,但已经为 CFIUS留下了足够的运作空间。二是关键技术,主要是 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例如根据国际武器贩运条例中美国列出的军品清 单,依照防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条约等规定的出口管制设备和技术等。 三是关键地点,即邻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区域。例如美国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中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及其美方合作者罗尔斯(Ral)公司在俄勒冈州的风 场发电项目,理由就是该风场靠近一处美国军事基地。四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 本。CFUS的重点审查对象是有外国政府背景的企业和资本。所谓外国政府背景 不仅仅涉及所有权层面,例如国有企业,还包括:1)外国政府能对该企业施加 实际影响,命令其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美国企业:2)外国政府提供针对性的、 过分慷慨的激励,例如赠款、优惠贷款、税收优惠等。 虽然东道国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顾虑并不新鲜,但尤其容易聚焦在中国企业身 上。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 国。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海外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增加了东道国对国家安全 问题的忧虑。因为国有企业常常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代理,其进行海外投资 被怀疑具有政治目的 然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阻远远比东道国对其国家安全的顾虑更为复杂 首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阻与投资时机有很大关系。例如,2010年华为收购 98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王碧珺 的影响，很多欧美企业纷纷减少国际投资、精简和剥离国际资产，这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创造了机会，有西方媒体将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投资形容为“大款遇上 大减价”，毫无节制地来了一场疯狂大血拼。但另一方面，地区保护主义日益严 重，加大了投资环境的风险系数，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更为严格。这尤其反映在 美国市场上，2012年10月美国国会认定华为与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限制其 进入和发展美国市场，三一集团同样在美国投资受阻，起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被判败诉。这些案例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巨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 市场的障碍。 威胁国家安全是发达国家质疑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理由。外国所有者拥有一 国关键性资产被认为可能威胁该国的国家安全。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例，国家安全涉及四个关键项：一是关键性基 础设施，包括农业和食品、国防工业、能源、公共健康和保健业、银行和金融、 水务、化学品、商业设施、水坝、信息技术、电信、邮政和运输等。不难发现， 这一概念包括的行业非常广泛，虽然并不是说所有涉及这些行业的并购都需要受 到CFIUS审查，但已经为CFIUS留下了足够的运作空间。二是关键技术，主要是 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例如根据国际武器贩运条例中美国列出的军品清 单，依照防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条约等规定的出口管制设备和技术等。 三是关键地点，即邻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区域。例如美国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中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及其美方合作者罗尔斯（Ralls）公司在俄勒冈州的风 场发电项目，理由就是该风场靠近一处美国军事基地。四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 本。CFIUS的重点审查对象是有外国政府背景的企业和资本。所谓外国政府背景 不仅仅涉及所有权层面，例如国有企业，还包括：1）外国政府能对该企业施加 实际影响，命令其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美国企业；2）外国政府提供针对性的、 过分慷慨的激励，例如赠款、优惠贷款、税收优惠等。 虽然东道国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顾虑并不新鲜，但尤其容易聚焦在中国企业身 上。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 国。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海外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增加了东道国对国家安全 问题的忧虑。因为国有企业常常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代理，其进行海外投资 被怀疑具有政治目的。 然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阻远远比东道国对其国家安全的顾虑更为复杂。 首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阻与投资时机有很大关系。例如，2010年华为收购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