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内。又如山川与古迹夹杂，风俗与形势交错，史事与沿革并存于一段之中 的情 也俯拾皆是 3)以广征博引为主， 考据审订较少，经常兼收并蓄不同的观点和矛盾 的史料。因是准备著书的资料，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摘录资料。例如，为要 研究三吴地区水利，《利病书》辑录了宋郏亶的《上言苏州水利》、单锷的 《吴中水利书》，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周忱、崔恭、徐贯、金藻、归 有光、吕光洵等人的奏折 几乎全部在篇 力求完备 有些不同说法 顾炎 武亦兼收并蓄。如《战国策》及《史记索隐》云曾子是费县人， 《充州志》 《嘉祥县志》云曾子是嘉祥县人，《肇域志》均照录不误。旁注又附杂记云： “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有渔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悬棺。其石碣镌曾参 之墓'云云”。其后自注：“未知孰是？”方志有明显错误的地方」 《肇拉 也全部照抄。 如隆庆《淳化县志》卷四云 “晋宁康九年 符坚将姚装 背坚，起兵北地， 自立为王，国号索。索王般盖始于此。 按康无九年 姚苌起兵称王事应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隆庆《淳化县志》误， 《肇域志》亦未加考订。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4)内容分而不浩、咨料归属不妥的现象时有所见。《利病书》应专行 郡国利病 《肇域志》应专达 阵街h 由于分析归 类工 作比 粗疏 分而不净， 杂夹在 起的资料不少。因此 《利病书》也夹有山川、城池的 资料. 《肇域志》也包含食货、兵防、水利的内容。就门类而言， 二书不相 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赋役、屯垦、水利、漕运、 丘防 ,马政、盐政等内容，能在《利病书》中找到，也见于《肇域志》记载 资料归属不妥现象时有所见 荣光读《肇域志 〉后曾指出 “此书专记地 舆形势沿革，每篇之末，间及时事，如漕耗、备倭之类，与《利病书》同义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还能发现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被硬拆开而分置各书 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炎武对曾子籍贯的研究，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 说法的材料见于《肇域志》，考证的结论见于《山东肇域记》 而大品老 文字都残留在《利病书》 内 以《利病书》和《肇 志》的资料往往能够 互相补充，彼此参证，对照阅读，甚有好处。 尽管《利病书》和《肇域志》颜多相同之处，然而它们毕竞是两部内容 不同的著作。 一般说来，《利病书》偏重于经济， 《肇域志》偏重于舆地 它们仍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者编纂 利病书》的目的在于论说郡国利病， 所辑资料偏重于政治 经济、军事内容。该书在地理著作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有人称它为经济 地理学，也有人称它为“政治地理学” 论说郡国利病的宗旨何在？张元济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此 书“无非欲诏示后世 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 水利等与国计 民生相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 他还认为， 《利病书》要告诉治国者 “莅民之事，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则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则 民悴，而国随之以亡”。“果能晓然于利病之所在，而讲求趋避之方，转贫 弱而为富强，康乐和亲之盛，何在不可几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复辙者也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讲究利病是贯串《利病书》的红线，而在全书之中，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骏》
之内。又如山川与古迹夹杂，风俗与形势交错，史事与沿革并存于一段之中 的情况，也俯拾皆是。 （3）以广征博引为主，考据审订较少，经常兼收并蓄不同的观点和矛盾 的史料。因是准备著书的资料，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摘录资料。例如，为要 研究三吴地区水利，《利病书》辑录了宋郏亶的《上言苏州水利》、单锷的 《吴中水利书》，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周忱、崔恭、徐贯、金藻、归 有光、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几乎全部在篇，力求完备。有些不同说法，顾炎 武亦兼收并蓄。如《战国策》及《史记索隐》云曾子是费县人，《兖州志》、 《嘉祥县志》云曾子是嘉祥县人，《肇域志》均照录不误。旁注又附杂记云： “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有渔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悬棺。其石碣镌曾参 之墓’云云”。其后自注：“未知孰是？”方志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肇域 志》也全部照抄。如隆庆《淳化县志》卷四云：“晋宁康九年，符坚将姚苌 背坚，起兵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秦王殿盖始于此。”按宁康无九年， 姚苌起兵称王事应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 384 年），隆庆《淳化县志》误， 《肇域志》亦未加考订。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4）内容分而不清、资料归属不妥的现象时有所见。《利病书》应专记 郡国利病，《肇域志》应专述舆地之记，由于分析归类工作比较粗疏，二书 分而不净，杂夹在一起的资料不少。因此，《利病书》也夹有山川、城池的 资料，《肇域志》也包含食货、兵防、水利的内容。就门类而言，二书不相 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赋役、屯垦、水利、漕运、 兵防、马政、盐政等内容，能在《利病书》中找到，也见于《肇域志》记载。 资料归属不妥现象时有所见。吴荣光读《肇域志》后曾指出：“此书专记地 舆形势沿革，每篇之末，间及时事，如漕耗、备倭之类，与《利病书》同义”，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还能发现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被硬拆开而分置各书 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炎武对曾子籍贯的研究，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 说法的材料见于《肇域志》，考证的结论见于《山东肇域记》，而大量考证 文字都残留在《利病书》内。所以《利病书》和《肇域志》的资料往往能够 互相补充，彼此参证，对照阅读，甚有好处。 尽管《利病书》和《肇域志》颇多相同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部内容 不同的著作。一般说来，《利病书》偏重于经济，《肇域志》偏重于舆地， 它们仍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者编纂《利病书》的目的在于论说郡国利病，所辑资料偏重于政治、 经济、军事内容。该书在地理著作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有人称它为经济 地理学，也有人称它为“政治地理学”。 论说郡国利病的宗旨何在？张元济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此 书“无非欲诏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 民生相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他还认为，《利病书》要告诉治国者， “莅民之事，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则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则 民悴，而国随之以亡”。“果能晓然于利病之所在，而讲求趋避之方，转贫 弱而为富强，康乐和亲之盛，何在不可几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复辙者也” ①。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讲究利病是贯串《利病书》的红线，而在全书之中，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兵防、赋税、水利3项，则是顾炎武辑录资料的重点 有感于兵防的重要性， 顾炎武很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 他对全国 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 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 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的4镇2关、山西大同、 陕西巩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广的海防，对若干地区的将领委 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都有具体记载： 在赋税方面 明末 鞭法 遭到破坏的事实 “三饷”加派的弊病 和恶果，全国租税最重的江浙地区的农民负担，盐额课征最重的山西解州、 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税额，江南农村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的管理制度， 历代名臣变通赋税征收办法，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绩，以及与之有关的土田、 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也是该书辑录的主要内容 水利方面的资料， 以黄、淮 长江诸河的河工 漕运诸河 (如运河、胶 莱河等)的航运，主要作物产区的农田水利，以及历史上水利专家的治水方 略居多。顾氏对三吴地区农田水利特别重视，有关的资料辑录尤多，宋郏亶、 单锷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吕光询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编， 底士》的咨昆右 一些摘白干地志 但更多的却辑于实录、邸抄 文集及各种史料 所以与其说《利病书》是地志 不如说它是史抄 《利病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首先，它汇总了许多政治 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碑刻 和地方史志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资料的准备。梁启超曾高度评价 “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 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 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 资料从量的 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 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①。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面的资料汇总 起来的功绩是很大的。其次，顾炎武生于明季， 经历了明王朝的带亡，对名 种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深切的感受。 他又对当时政治 面的i 题作过认真考察， 他的主张和见解， “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 ,这些也都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启发。 《肇域志》是明代地理总志，包含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 弟、街市、坊字、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幕、庙等顶内容。右的府 不附右长 顾炎武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 调查，他“尝以 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 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 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为了编纂《肇域志》，他“先 取 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 部”①。他还考察山川， 访问风俗，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考山、都邑、城 郭、 宫室，皆出自实践” 所以《肇域志》 也是 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 表现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骏》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肇域志·自序》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兵防、赋税、水利 3 项，则是顾炎武辑录资料的重点。 有感于兵防的重要性，顾炎武很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他对全国各 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 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的 4 镇 2 关、山西大同、 陕西巩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广的海防，对若干地区的将领委 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都有具体记载。 在赋税方面，明末“一条鞭法”遭到破坏的事实，“三饷”加派的弊病 和恶果，全国租税最重的江浙地区的农民负担，盐额课征最重的山西解州、 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税额，江南农村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的管理制度， 历代名臣变通赋税征收办法，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绩，以及与之有关的土田、 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也是该书辑录的主要内容。 水利方面的资料，以黄、淮、长江诸河的河工，漕运诸河（如运河、胶 莱河等）的航运，主要作物产区的农田水利，以及历史上水利专家的治水方 略居多。顾氏对三吴地区农田水利特别重视，有关的资料辑录尤多，宋郏亶、 单锷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编。 《利病书》的资料，虽有一些摘自于地志，但更多的却辑于实录、邸抄、 文集及各种史料，所以与其说《利病书》是地志，倒不如说它是史抄。 《利病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首先，它汇总了许多政治、 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碑刻 和地方史志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资料的准备。梁启超曾高度评价 这种工作，他说：“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 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 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 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①。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面的资料汇总 起来的功绩是很大的。其次，顾炎武生于明季，经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对各 种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又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问 题作过认真考察，他的主张和见解，皆“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 言”③，这些也都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启发。 《肇域志》是明代地理总志，包含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 递、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内容。有的府 州后，还附有长篇食货或职官的资料。顾炎武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 调查，他“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 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④。为了编纂《肇域志》，他“先 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 部”①。他还考察山川，访问风俗，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考山川、都邑、城 郭、宫室，皆出自实践”②，所以《肇域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 表现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③ 同上。 ④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肇域志·自序》。 ②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 年版
如明《泰宁志》已佚，但《肇域志》辑录了该志“吏役”、 “白☐ “贡 “军政” “民丘 “徭役 “中置 “匠役”等内容7000 余字。又如《肇域志》保存了《嘉靖准扬志》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 全义， 今本《嘉靖准扬志》卷三十五所载原文已佚，也靠《肇域志》得窥全 豹。《肇域志》还引用了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如应天府先后引用了唐许嵩 《建康实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元张 《金陵新志》 明洪武《京城图志》 明陈沂《南畿志》 《金陵古今图 考 、程嗣功《应天府志》、 顾起元《各座赘培》 周晖《金陵琐事》等书 料价值也很高。此外，《肇域志》还摘引了许多罕见的专书专志资料，如 《泉河史》是记载山东运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导和管理的专书，《肇域 志》辑录原文达1.8万多字；又如《吕梁洪志》是记载徐州地区黄河变迁和 航道工程的专志，传本极少 《肇域志》也有大 第 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是顾炎武 贯的指导思 想，《肇域志》也很重视辑录这类资料。例如嘉靖以后，北方边患和东南倭 寇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顾炎武对“九边”都司卫所和关镇堡寨的建置格外 留意，对浙闽沿海地区的岛屿、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关切，辑录 的资料非常详细 义如 湖地区是明 的主要来 源，这一地区沙洲海涂的开发和衣田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 展和封建国家的税收，它们在《肇域志》中所占的篇幅也较多。顾炎武还辑 录了《明实录》和许多文集中的资料，以备综合研究之用，这些资料大都与 国计民生有关。 第三 收编了大量的 地名。除内容而外， 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志价值 低的重要标志。《肇域志》不但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的山川古迹，而且收 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税课司所在的小 地名。其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而且南京 (江南) 、陕西、山东等省还多于《读史方舆纪要》。 在个别地 《肇品 志 记载的地名比有关专 还多， 如《九边考 《九边图说 是专载明代 长城沿线关堡和防务的专书，有些地区所收的地名却不如《肇域志》齐全。 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辑录的小地名很多，经比 较，亦有部分地区不如《肇域志》】 《肇域志》取材丰富，引证宏博，从《禹 贡》 《山海 《尔雅》 到《水经》、 《皇览》 《地理志》 从 《元 和志》、 《寰字记》到《明一统志》和各地方志；从官修实录到民间碑刻， 皆有辑录。这些资料和顾炎武所作的考证，可供校勘古籍参考，例如《广志 绎》是专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笔记，今本《广志绎》的《方舆崖略》部分已有 聪漏 不如《肇域志》所辑的内容完整，可据其校补 又如顾炎武在摘引《齐 乘》时，校出原书讹误数十条，亦可据以订正《齐乘》 以上所举数端，足以证明《肇域志》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 一部有待学者去采掘的资料宝库。 (二)《山东肇域记》 《山东肇域记》又名《有明肇域记》，或《肇域记》。清康熙十二年（公 元1673年)顾炎武旅居山东济南修志馆时所撰。顾炎武《肇域记序》云：“刘
如明《泰宁志》已佚，但《肇域志》辑录了该志“吏役”、“户口”、“贡 赋”、“军政”、“民兵”、“徭役”、“邮置”、“匠役”等内容 7000 余字。又如《肇域志》保存了《嘉靖淮扬志》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 全文，今本《嘉靖淮扬志》卷三十五所载原文已佚，也靠《肇域志》得窥全 豹。《肇域志》还引用了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如应天府先后引用了唐许嵩 《建康实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元张 铉《金陵新志》、明洪武《京城图志》、明陈沂《南畿志》、《金陵古今图 考》、程嗣功《应天府志》、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等书， 史料价值也很高。此外，《肇域志》还摘引了许多罕见的专书专志资料，如 《泉河史》是记载山东运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导和管理的专书，《肇域 志》辑录原文达 1.8 万多字；又如《吕梁洪志》是记载徐州地区黄河变迁和 航道工程的专志，传本极少，《肇域志》也有大段摘引。 第二，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一贯的指导思 想，《肇域志》也很重视辑录这类资料。例如嘉靖以后，北方边患和东南倭 寇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顾炎武对“九边”都司卫所和关镇堡寨的建置格外 留意，对浙闽沿海地区的岛屿、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关切，辑录 的资料非常详细。又如苏、松、杭、嘉、湖地区是明王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 源，这一地区沙洲海涂的开发和农田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 展和封建国家的税收，它们在《肇域志》中所占的篇幅也较多。顾炎武还辑 录了《明实录》和许多文集中的资料，以备综合研究之用，这些资料大都与 国计民生有关。 第三，收编了大量的地名。除内容而外，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志价值高 低的重要标志。《肇域志》不但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的山川古迹，而且收 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税课司所在的小 地名。其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而且南京 （江南）、陕西、山东等省还多于《读史方舆纪要》。在个别地区，《肇域 志》记载的地名比有关专志还多，如《九边考》、《九边图说》是专载明代 长城沿线关堡和防务的专书，有些地区所收的地名却不如《肇域志》齐全。 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辑录的小地名很多，经比 较，亦有部分地区不如《肇域志》。 第四，可据以校勘其它古籍。《肇域志》取材丰富，引证宏博，从《禹 贡》、《山海经》、《尔雅》到《水经》、《皇览》、《地理志》；从《元 和志》、《寰宇记》到《明一统志》和各地方志；从官修实录到民间碑刻， 皆有辑录。这些资料和顾炎武所作的考证，可供校勘古籍参考，例如《广志 绎》是专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笔记，今本《广志绎》的《方舆崖略》部分已有 脱漏，不如《肇域志》所辑的内容完整，可据其校补；又如顾炎武在摘引《齐 乘》时，校出原书讹误数十条，亦可据以订正《齐乘》。 以上所举数端，足以证明《肇域志》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 一部有待学者去采掘的资料宝库。 （二）《山东肇域记》 《山东肇域记》又名《有明肇域记》，或《肇域记》。清康熙十二年（公 元 1673 年）顾炎武旅居山东济南修志馆时所撰。顾炎武《肇域记序》云：“刘
昭承班固之书.但最中兴以来郡且改异及春秋二中会同征传地名，以为郡国 以后汉 年之志而春秋之事备焉 今略仿其意， 以有明 代郡邑 藩封、官守为 一书，而参以六经二十 史之故，上接元史，讫于崇祯。俾后 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验古。但唐宋地志久亡，近时之书，大半多齐东野语， 且不能尽得。余老矣，日不暇给，先成此数卷为例，以待后之人云。书名有 明肇域志” 顾炎武选择《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将其删定为《山东肇域记》 不是 偶然的。他在山东作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对齐鲁地区的地理情况 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东考古录》一书，该书名曰考古，实言地理， “最为精赅”①，另有许多地理考证收集在《谲觚十事》、《日知录》和《亭 林文集》中。顾炎武撰著《山东肇域记》时，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该书 实际上是他研究山东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东布政使司有南北2部，南部相当今山东省；北部辽东都司相当今 辽宁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隅一部。今存《山东肇域记》仅 载山东布政使司南部府州县，夏文焘怀疑它不是足本①，但《山东肇域记》6 卷与顾炎武所云 △ 与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培林堂书目》 所云 与道光间陈揆《稽瑞楼书目》 咸丰间韩应陆 实有用干 斋书目》所云卷数同，以可断定《山东壁域记》仅此6卷，今所存者乃是足 本 《山东肇域记》的主要特点是 (1)立论严谨。 《山东肇域记》的论点与论据，经过作者严密思考和反 复推敲，与兼收并蓄、 不加考辨的 《肇域志》大不相同。例如： 《肇域志 费县曾子墓下，引《战国策》及《史记索引》，证曾子为费人；又于嘉祥县 曾子墓下，引《充州志》、《嘉祥县志》，证曾子为嘉祥人（已如上述） 《山东肇域记》载曾子墓则完全不同，嘉祥县下已删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内容 而干费且下2引《壬子》 战国 中记 后汉书》 辨曾 为费人，并在其后曰： “曾子费人无疑，而嘉祥之 又如《肇域 志》引《莱芜县志》注牟国，云“牟城在县东二十里”。修《山东肇域记》 时，顾炎武已纠正了《莱芜县志》“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释，改用《山东考 古录》“春秋以牟名国与地者有三”的说法， 将二全（全娄、根牟、牟山） 分注于诸城、 安丘县下 顾炎武很重视收集原始资料。 《肇域志》辑录的资料虽已十分丰富，但 修撰《山东肇域记》时又有增补。例如：《肇域志》载长城，仅援引《竹书 纪年》、《齐记》、《括地志》为证。《山东肇域记》成书时，又新增了《管 子轻重》 《史门六国年表》、 《史记·苏秦传》3条资料，使论据更 为坚 实有力 更为丰满 《山东肇域记》引用的资料，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 顾氏认为：“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山东维域记》诺，。 《山东肇域记》卷一、四
昭承班固之书，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 志。以后汉二百年之志而春秋之事备焉。愚今略仿其意，以有明一代郡邑、 藩封、官守为一书，而参以六经二十一史之故，上接元史，讫于崇祯。俾后 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验古。但唐宋地志久亡，近时之书，大半多齐东野语， 且不能尽得。余老矣，日不暇给，先成此数卷为例，以待后之人云。书名有 明肇域志”。 顾炎武选择《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将其删定为《山东肇域记》，不是 偶然的。他在山东作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对齐鲁地区的地理情况 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东考古录》一书，该书名曰考古，实言地理， “最为精赅”①，另有许多地理考证收集在《谲觚十事》、《日知录》和《亭 林文集》中。顾炎武撰著《山东肇域记》时，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该书 实际上是他研究山东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东布政使司有南北 2 部，南部相当今山东省；北部辽东都司相当今 辽宁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隅一部。今存《山东肇域记》仅 载山东布政使司南部府州县，夏文焘怀疑它不是足本①，但《山东肇域记》6 卷与顾炎武所云“先成此数卷为例”合，与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培林堂书目》 所云“一册”合，与道光间陈揆《稽瑞楼书目》、咸丰间韩应陆《读有用书 斋书目》所云卷数同，似可断定《山东肇域记》仅此 6 卷，今所存者乃是足 本。 《山东肇域记》的主要特点是： （1）立论严谨。《山东肇域记》的论点与论据，经过作者严密思考和反 复推敲，与兼收并蓄、不加考辨的《肇域志》大不相同。例如：《肇域志》 费县曾子墓下，引《战国策》及《史记索引》，证曾子为费人；又于嘉祥县 曾子墓下，引《兖州志》、《嘉祥县志》，证曾子为嘉祥人（已如上述）。 《山东肇域记》载曾子墓则完全不同，嘉祥县下已删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内容， 而于费县下引《孟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为证，辨曾子 为费人，并在其后曰：“曾子费人无疑，而嘉祥之武城谬矣”③。又如《肇域 志》引《莱芜县志》注牟国，云“牟城在县东二十里”。修《山东肇域记》 时，顾炎武已纠正了《莱芜县志》“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释，改用《山东考 古录》“春秋以牟名国与地者有三”的说法，将三牟（牟娄、根牟、牟山） 分注于诸城、莱芜、安丘县下④。 顾炎武很重视收集原始资料。《肇域志》辑录的资料虽已十分丰富，但 修撰《山东肇域记》时又有增补。例如：《肇域志》载长城，仅援引《竹书 纪年》、《齐记》、《括地志》为证。《山东肇域记》成书时，又新增了《管 子·轻重》、《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苏秦传》3 条资料，使论据更 为坚实有力，内容更为丰满。 《山东肇域记》引用的资料，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 顾氏认为：“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 ①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①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③ 《山东肇域记》卷二。 ④ 《山东肇域记》卷一、四
①《山东肇域记》援引史料，以经典和正史为主，很少使用方志资料。《山东 肇域记》引书80余 h ,引文700余条。其中出自《尚书》 《春秋》三传 《国语》 《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共280余条（内《春秋》 《左传》 近200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 史者，共300余条（内前四 史约200余条)；《水经》、《水经注》80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 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60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则不满20条。即 使引用方志， 也证之于正史 例如 《肇域志》在恩县下，引《旧志》释“四 女树”得名，禾手始未， 《山东肇域记》则另引《旧唐书》 为据，叙明其原 委。充分地占有资料和科学地鉴别资料，正是顾炎武立论严谨的前提和保证。 改动《肇域志》之处，《山东肇域记》皆有考证。有些条目下未附考证， 并不是作者的武断和硫忽，而是别有专论，故于书中省略的缘故。例如：辨 潍水和考徐 见x 辨 当王 封色 泰山无字碑见于 ,考画邑和辨“淄川非薛”见于《山东考古录》；辨《集解》 事抽小和伯之持非信三年所球之转后”见于左传种注补元 二向为 (2)考辨精详。顾炎武很重视考证史料，从不“信古注而拂事理”①， 拜到在古人脚下。列加：《春秋》预注、 《中记》刘昭注 《通典》皆吴 莱人兵劫鲁侯 “在赣榆 县西五 里 顾炎武经过考证，认为赣榆 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莱人径入鲁境如此之远，兵劫鲁侯， 有乖史买 而《一统志》言夹谷在“莱芜县南三十里” 该地正当齐、色边果，色侯在 边境被擒，颇合事理，与《水经注》记载亦合，殊为可信。于是，他便摒弃 《旧唐书·姜抚传》 “劳山 “牢山 《太 寰宇记》 误作 “劳盛山 《史记 始皇本纪》别 成山”误作 “荣成山 千余年来，无人匡谬。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 中 老辨订正，指出唐人“未曾羊考”， “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 荣之号。 经过考证，顾炎武发现和纠正了经、史及地志的许多错误。例如：于钦 将《汉志》济南郡之邹 县和台县 误断为邹县和平台县；又不 知《晋志 有阙文，误引《晋志》为证，以为汉济南郡有邹县，而邹平县为后汉所改。 顾炎武考证后，作了改正。 顾炎武考证地理的重要方法之 是进行野外调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 墨劳山和临淄田氏四王冢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劳山图志序》和卷五《齐 四王冢记》， 记载了他考察和调查的详细经 野外调查使顾炎武跳出了书 斋考证的窠臼，得到很多收获，这是《山东肇域记》能够超越旧志的重要原 因 (3)在运用史料和编强体例方面有许多种到之处。夏文表对《山东肇或 记》运用史料的独到之处有 一简单介绍， 现转引如下 济南府历城县之解华不注；淄川县之不载孟尝君封邑而于滕县载之；长 清县之考灵岩寺；泰安州高里山辨“蒿里”之误；肃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 《酉阳杂俎》长白山之说，而一以《史记·封禅书》、《魏书·崔光传》为 据；莱芜县夹谷引《水经注》“夹谷之会即此地”，而辨杜元凯东海祝其之 顾炎武：《话氟十事》。 顾炎式：《话觚十事》 《山东肇域记》卷二
①《山东肇域记》援引史料，以经典和正史为主，很少使用方志资料。《山东 肇域记》引书 80 余种，引文 700 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 《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共 280 余条（内《春秋》、《左传》 近 200 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 300 余条（内前四 史约 200 余条）；《水经》、《水经注》80 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 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 60 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则不满 20 条。即 使引用方志，也证之于正史，例如《肇域志》在恩县下，引《旧志》释“四 女树”得名，未详始末，《山东肇域记》则另引《旧唐书》为据，叙明其原 委。充分地占有资料和科学地鉴别资料，正是顾炎武立论严谨的前提和保证。 改动《肇域志》之处，《山东肇域记》皆有考证。有些条目下未附考证， 并不是作者的武断和疏忽，而是别有专论，故于书中省略的缘故。例如：辨 潍水和考徐州见于《日知录》；辨孟尝君封邑和考泰山无字碑见于《谲觚十 事》；考画邑和辨“淄川非薜”见于《山东考古录》；辨《集解》“二向为 一地”和“凡伯之楚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见于《左传杜注补正》。 （2）考辨精详。顾炎武很重视考证史料，从不“信古注而拂事理”①， 拜倒在古人脚下。例如：《春秋》杜预注、《史记》刘昭注、《通典》皆云， 莱人兵劫鲁侯之夹谷，“在赣榆县西五十里”。顾炎武经过考证，认为赣榆 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莱人径入鲁境如此之远，兵劫鲁侯，有乖史实。 而《一统志》言夹谷在“莱芜县南三十里”，该地正当齐、鲁边界，鲁侯在 边境被擒，颇合事理，与《水经注》记载亦合，殊为可信。于是，他便摒弃 古注，采用新说③。又如：《魏书·地形志》、《旧唐书·姜抚传》：“劳山” 误作“牢山”，《太平寰宇记》误作“劳盛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成山”误作“荣成山”，千余年来，无人匡谬。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 中，一一考辨订正，指出唐人“未曾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 荣之号。” 经过考证，顾炎武发现和纠正了经、史及地志的许多错误。例如：于钦 将《汉志》济南郡之邹平县和台县，误断为邹县和平台县；又不知《晋志》 有阙文，误引《晋志》为证，以为汉济南郡有邹县，而邹平县为后汉所改。 顾炎武考证后，作了改正。 顾炎武考证地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进行野外调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 墨劳山和临淄田氏四王冢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劳山图志序》和卷五《齐 四王冢记》，记载了他考察和调查的详细经过。野外调查使顾炎武跳出了书 斋考证的窠臼，得到很多收获，这是《山东肇域记》能够超越旧志的重要原 因。 （3）在运用史料和编撰体例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夏文焘对《山东肇域 记》运用史料的独到之处有一简单介绍，现转引如下： 济南府历城县之解华不注；淄川县之不载孟尝君封邑而于滕县载之；长 清县之考灵岩寺；泰安州高里山辨“蒿里”之误；肃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 《酉阳杂俎》长白山之说，而一以《史记·封禅书》、《魏书·崔光传》为 据；莱芜县夹谷引《水经注》“夹谷之会即此地”，而辨杜元凯东海祝其之 ① 顾炎武：《谲觚十事》。 ① 顾炎武：《谲觚十事》。 ③ 《山东肇域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