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 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 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 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 (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贼，使它能够成 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换句话说，是出于 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揶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 求物质利益。这是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 在第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在该章以 及后面的“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节中，我将证明直至19 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 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化6 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 资源来源 我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 (简称满铁)根据1940一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 查报告》（以后简称（惯调）)。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 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两省六县六个村庄的情况。反 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 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一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一书，用 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我建议有兴 趣的读者可看看黄宗智之书的第二章。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 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据满铁调查员旗田巍和小沼正告诉我， 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作为殖民统治者代表的调查员怀有疑惧
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被访问的农民性情古怪造成的(1981一1982 年东京访问)。小沼和旗田都告诉我，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 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 在阅读这六卷本资料时，我找出一种验证这些材料是否准确 的方法。在不少场合下，日本调查员对一批人进行采访，向许多人 ?提出同一个问题，所以，通过广泛阅读这些回答，我可以用其他人 提供的回答来验证某一材料。反过来，通过精读某一农民提供的 材料，熟悉该人，亦可以判断其材料的真伪。而且，在《惯调〉的某 些卷中，三分之一的资料是原始记录，如碑刻、契约和村庄向县衙 的察状，用这些中文材料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又可以检验访 问材料的真伪。如此便可以去伪存真，以了解乡村社会的实况。 除惯调》材料之外，我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 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和杨燃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我主要依据的是中文材料，这包括政府报 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 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 的调查。在方显廷的指导下，该研究所培养出了像冯华德、李陵那 样的杰出学者，他们对华北乡村作了扎实的研究。我发现他们对 河北县级及下层财政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根据1986年我对南 开大学访问时与该所农业经济学家谈话的印象，我觉得南开至今 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 华北平原的村庄 华北平原村庄历史可追湖到14世纪末元明交替时期。明太 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残杀，不少村庄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推 8翻元朝之后，明太祖(1368一1398)大力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0。 6
从庙碑、石刻、家谱等资料可以看出，永乐时(1403一1424)又是 个移民高潮。部分村庄起源于燕王夺取政权之后的永乐时期。 “靖雅之役”以后，倍受蒙古族蹂躏的华北平原人口更为稀少，永乐 帝迁都北京的同时，大量移民以实畿辅Φ。山县干树通过对冀、鲁 两省31县及14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和 永乐时期®。《惯调》的材料亦证明了这一点⑧。 I9世纪末明恩溥(Arthur Smith)写到：“据传说政府从山西省 洪洞县招集了大批贫民，移居到因战争而荒芜的田野。事实上，华 北平原不少居民只知其祖先来自山西洪祠，其他皆已遗忘”⑧。担 任过满铁调查员的山本斌，曾于30年代独自对华北平原进行过人 种起源学研究，他也发现遍布河北全省的不少村庄自称其粗先为 山西洪祠移民。怀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山本斌调查了一批村庄 的起源。调查结果使他相信，那些移民传说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在洪洞县有关记载中，他找到了地方官员根据永乐皇帝的渝令，动 员了不少当地居民去开垦华北平原的历史材料。后来的研究进 步表明，这一时期的移民事实上主要来自晋南的泽州和蹄安二 府⑧。 清初是又一个移民时期，但是其规模远不如明初。根据山 县干树的研究，明末清初新建村庄虽不太多，但此时却是村社组合 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认为华北平原的多姓村庄主要出现于这一时9 期⑧。总之，这两个移民时期代表着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所称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区(macroregion)的两个发展周期 的起点。其后，经济更为发展而且变得复杂多样、互相补充，接着 表领别季警浴资流满武朗美杂品 府对畿辅地区影响重大，而且因为“华北和西北两区更易受异族的 入侵，.争取皇位的战争对此地区造成的破杯比其他地区更为 7
严重”⑧。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看到华北平原人口的增减与 皇朝的命运紧密相联。以此为线累来探讨华北村落的历史一定很 有意思，但本书却无力顾及这一题目。我们将目光重新凝聚到清 末这一时期，来看看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本书所研究的《惯调》中的6个村庄以及其他村镇均位于华北 平原的冀一鲁西北地区。这里的农作习惯和组织设置反映了这一 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华北平原土壤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 降雨量极少（年21英寸），5、6月份经常千旱。厦季炎热，有时高 达华氏100：冬季严寒多风，气温经常在华氏0以下四。 由于严寒和干旱，此地几乎没有冬季作物。到20世纪初，山 11东南部有冬小麦种植，但在河北，仍然是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制耕 作。春季主要种植的是高粱，次之为糜谷。棉花种植较为广泛，但 冀中、冀南种植较多。在夏天，多种植玉米、高粱、糜谷、大豆、甘警 及花生国。 据估计，在30年代，华北平原平均每家耕地为27亩，而翼、 鲁、豫三省每农户平均耕地为22亩@。马若孟和黄宗智均认为佃 户所耕土地仅占全村土地的15%@，不过，在冀、鲁两省，地主一佃 农并不构成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关系。我并不是要否认农村中分化 的存在，而是要提醒读者，华北平原乡村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华南 和华中地区：或者说，不同于租佃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其他乡村社 会。 我所引用的材料因主题需要而作了适当调整，因而《惯调》中 关于6个重要村庄的材料不可能集中在一处。为了方便读者，我 先将这6个村庄简单地作一介绍。1986年夏天，我有幸访问了其 中的两个村庄：沙并和冷水沟。沙井属于顺义县，距北京30公 里，步行15分钟可到县城。尽管我每次访问沙井都受到热情款 待，但我总觉得它缺少在我访问中国南方村庄时所见到的那种熙 8
熙攮攮的社区生活气息，这可能与不少沙井居民离村到县城做工 有关。不过，沙井村曾有过辉煌的社区生活，我们将在“青苗会“和 “庙会”活动中看到此点。真的，直到本世纪40年代，村首们还在12 竭尽全力为村庄夺回庙产。《惯调〉中曾记述此事，原调查员旗田 巍和沙井村8旬老人张瑞（时任副村长。本书第五章将详论此事， 黄宗智的书中也有论及)都向我重述了此事经过。这一故事可能 有助于读者理解沙井村积极的集体生活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当 石门镇的地痞樊宝山勾结城隍庙住持霸占原村有庙产时，村领导 们开始时无法战胜樊宝山。后来，他们求助于在该村调查的日本 人旗田巍。在旗田的干预下，该村重新夺回了庙产。至今，沙井村 民还怀念和感激旗田。 冷水沟位于山东省历城县，距济南不远。同40年代一样，它 至今仍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村庄。在抗战结束之前，它便有370 户人家，远远高于华北平原村庄人户的平均数(100户)。直到民 国初期，冷水沟的宗教活动仍很频繁，这从清朝时遗留下来的20 余块庙碑可以得到证明。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村史资料如今无 一幸存。就我所知，华北平原村庙中的碑石大多是在“文革”中被 毁坏的。 吴店位于良乡县，紧挨着北京。它处于兵家进出北京的必经 之地，在20世纪前半期的战乱中，常受战争的摧残，以致黄宗智弥 其为“分裂了的村庄”。20世纪初，这个日益贫穷的村庄仅有的一 点集体生活是围绕庙会展开的。令人惊奇的是，村民们对战乱的 “光临”习以为常，他们在村庙门碑上每年总重新写上“你也来了” 几个字。据传，村民们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也免不了面 见阎王的那一天。 位于冀东昌黎县的侯家营邻近满洲，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前，不 少村民到东北作工经商，该村收益不小。如其村名所示，该村侯姓13 (包括其支族)为主，但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其水远控制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