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代学术变迁与减治的彩向（下）27 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 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一用特 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 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一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 惠言、李申者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 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 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 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 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 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 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 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 “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 的成缄，也幼稚得很。 威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蒲 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鹄 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 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廉烂最甚。 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稍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营宿 学者，道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 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 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 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儿为大雅所不道， 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國幕 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
28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 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 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其二，西学之讲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 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 通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威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 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 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 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 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且， 实自耶穌教会人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 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 南怀仁、除日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注一）西学中绝，虽有 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应为原因之一。过去事 实既已如此，那么咸、同间所谓讲求西学之动机及其进行路线，自 然也该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 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 “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 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 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 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 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 种提得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啊，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 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一如李壬叔普兰、华若汀衡芳等辈 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 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
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们()29 “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 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轻蔑排斥。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郭 筠仙嵩：，竞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 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 (注一)明天启二年派人往澳门召罗如塑、阳玛诺人京专制炮以御满洲。崇桢二 年，毕方济上筑言改良枪炮，大蒙嘉赏。清康熙十三年，为讨吴三桂，命南怀仁等制神 威炮三百二十门。怀仁著有《神威图说》，书进呈，康熙帝大悦，加怀仁工部待郎衔。 康熙三十五年，亲征葛尔丹，命怀仁、白进、安多等感驾，专管炮术。这都是明末清初因 铸造兵器而引用西士的故事。 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 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所 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仆么，到后来光绪末 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 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 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 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 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 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 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 叠起，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 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 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 象。清朝正统学派一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 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 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
3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 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 如此。 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 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 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 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 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州、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 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 来。 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 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 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 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 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己。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 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在。 清初几位大师一实即残明遗老一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 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 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 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 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 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 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 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 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
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欧治的下)31 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 他们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 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震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 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 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 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 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 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 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 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宜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 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 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 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成政 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反动日演日剧，仇恨新学之不已，迁怒到外国人，跟着闹出义 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而满洲朝廷的权威，也同时扫地无余， 极耻，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 稽得可笑，“变法维新”这面大旗，从义和团头目手中重新竖起来 了。一切掩耳盗铃的举动且不必说他，惟内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记 载：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 总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 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 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 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