龛视生死刿的文化意义 9 美国学者戈尔德曼( Goldman)运用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社 会调查发现,人类老化的一个核心事实是:过了30岁以后死亡的 可能性就逐年增加(见图1-1)。在30-90岁期间死亡的概率要 变大,雨且这种概率的增长率也在加速。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 都出现这种基本趋势 人中的死亡红 年阶 图1-1死亡随年龄而改变的概率 美国另一学者埃里克森( Erikson,E.H)也运用社会学方法,通 过社会调查发现,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并非和早年生活无关,而是 早期生活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继续。他还求出了对死亡的焦虑的量 度和许多变量的关系,诸如:青年人怕死的程度同老年人一样大; 父母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的死亡观点传授给子女面对其死亡观产 生影响;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随许多新旧因素雨变化等。 我国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的主办单位,在我国最 早建立临终关怀研究机构的天津医学院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也曾对
10 第一章 中国上海、天津市居民关于死亡认识进行了调査研究(本次调查报 告跗于书后),其中通过对居民死亡观的调查发现,对生命永存的 观念“确信不存在”者占62.18%,但是对生命永存不持绝对反对 者占3662%,这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以及封建社会 官方宗教追求长生思想对居民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与死亡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 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将很难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死亡文化现 象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 ●人类学的方法 人类学研究的焦点是区别不同民族和社群的观念、意识、风 俗,并借助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力图跨越时空 的最大极限,来区分哪些特征基于人类的共性,哪些特征缘于特定 时间、地点的人群的个性。在人类学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诸如:历史叙述方法、心理统形方法、因 果功能方法、理则评价方法、现象比较方法等。 无论上述哪种研究方法,对中国死亡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 中借助历史叙述、现象比较等方法对中国死亡文化中的“鬼灵文 化”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是最为死人操心的民族之 ,在中国人的风俗、观念中,存在着鬼的世界,它是人世的翻版。 鬼的社会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继续过着宗教的生活。每个人 在鬼的世界中占有与生前一样的地位、一样的等级。每个人在鬼 的世界里实行着活人所实行的祭祖仪式。死人有自已的军队,自 已的战斗,自己的坟地,自己的葬仪。人怕鬼,鬼也怕人,他们相互 影响,活人总是用供奉的办法来消除鬼世对人世的消极影响。 列维一布辉尔通过对中国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原始文化进 行硏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集体表象就是原始人的宗教信仰、风俗、 语言,原始社会中的个性完全受集体表象的支配,与个体心理没有
寬视生死的文化意义 牵拄,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不受逻辑思维的任何规律所支配,它们 是靠存在物与客体之间的神秘的E渗来彼此关联的,这就是列维 布留尔著名的互渗律。他把这一规律应用到中国死亡文化的研 究中,认为对中国原始人来说,生和死的观念实质上是神秘的,人 尽管死了,也以某种方式活着,死人与活人的生命互渗,同时又是 死人群中的一员。更为确切地说,一个人是死是活,得看他是否存 在这种或那种互渗。活人对死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取决于有没有 这些互渗,它们是否已经中断或者行将中断。 列维一布留尔关于中国死亡文化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可暂 且搁置不论,但他对原始文化研究所采用的历史叙述、现象比较等 方法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就中国死亡文化研究而言,要对我国 不同民族和地区关于死后世界设想、送鬼习俗等鬼灵问题进行研 究,如果借鉴上述方法无疑将对研究的深入进行起到一定的促进 作用。 ●考古学的方法 刈于死亡物态文化、死亡制度文化的研究,诸如:丧葬制度的 起源、不同葬式的形成过程等问题,不可能用直接的社会调查的研 究方法,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这就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古代的壁画挖掘的塑像和实物以及实物的排列方式进行 研究,并运用科学推理,来解释和说明当时人们的死亡观念和习 俗,由此便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死亡文化。 例如:考古工作者从距今7000年到5000年母系氏族社会繁 荣时期的黄河流域仰部文化遗址中发掘出2000多座墓葬,其中绝 大多数是土坑葬。这些遗址都有与居住区相距不远的公共墓地 慕地中葬坑鱗次栉比,其布局也同当时人们居住的村落相似,有的 葬坑底部和四壁经过了加工,除了单人葬之外,还有不少同性多人 葬和一坑中男女老少混葬、母亲和子女合葬等现象。同一葬坑中 的人不可能同时死亡,当系迁移合葬。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与父系
12 算一章 氏族社会形态相适应,出现了一男一女、一男二女合葬的现象,还 有一些墓葬除了成年男女之外,还葬有若干儿童,可能是包括一夫 妻及其天折的子女在内的单个家庭。当时严格遵循在本氏族公 共墓地下葬的丬俗,氏族公共墓地距居住区稍远,墓葬井然有序, 尸骨头向致,墓坑四壁平直,有的已经有了梯形或长方形的基 道 可见,随着考古方法的运用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为中国早期 的死亡行为文化、死亡物态文化和死亡制度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 极有价值的资料。 三、中国死亡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 中华民族对死亡的认识,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围绕死亡的各种 问题,如:死亡意识、灵魂不死、自杀、长寿和不朽等古老的主题而 展开。追朔蒙昧、野蛮时代的原始宗教和文明时代以来的整个科 学史、哲学史、文化史,对死亡本质的认识始终以不同的方式乃至 突出的地位贯穿其中。无论从山顶洞人对身体死亡和灵魂不死的 紫昧观念及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混沌认识,还是道教成神成 仙的教义,我们都可以看出死亡问题以及对死亡恐惧的个体自我 意识的身影、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对死的认识,从整体来说仍 然处于“自在”阶段,世俗的“天命”、“顺命”观念及神学的阴曹地 府、天国安慰构成了中华民族死亡观的主流。诚然,历史上也出现 过象范缜那样的无神论者,以其无神论的学说和对死亡本质的认 识写下了中华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然而,划破漫漫长夜的流星 井未使太阳立即普照大地,只有到了近、现代,伴随着科学的昌明,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才日趋科学化,死亡话题也逐步走出禁忌状态 变为人们公开讨论的内容。时至今日,医学关注死亡,哲学关注死
就视生死的文化意义 亡,文化关注死亡,每个人都在惊恐和困惑中思考死亡而对这 社会现实。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中华民族关于死亡的认识进 行全面深刻地回顾与反思,对以往死亡认识的经验与教训给以科 学的总结,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 ●拓展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范围 就中国哲学而言,建国以来,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左倾 思想的干扰,中国哲学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 条路线的斗争以及自然观、认识论、辩让法历史观四个方面,而忽 视了与之有关的其它问题的研究,这种做法尽管有其社会历史的 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砍掉了中国哲学的棱角,抹去 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使缤彩多姿的中国哲学走上了简单化的道路, 从而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去甚远,因而也就不可能揭小中国哲学 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不能真正说明中国哲学的个性特征。改革 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领域里的拨乱反正,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从 个角度四个方面扩展到其它方方面面,从一种模式走向多种模式, 少人多样化、科学化的轨道。但时到今日,对中国哲学是一种“入 的哲学”、“生命哲学”仍认识不足,对生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的地 位与作用缺乏正确的估计。 事实上,中国哲学对生死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以影响深广的 儒道哲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单是《论语》提及“死”字达三十八处 之多,《老子》近十处,《庄子》不下一百处,足见两派学说对生死 问题的重枧程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于在其《礼论》中指出:“礼 者,谨以致生死也。”这正是对我国上述生死文化的深刻表述,不仅 如此,儒道两家的生死观对我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广的。 诸如:儒家杀身成仁、舍牛取义、以身殉礼的思想,道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生死齐一的观念,都对中华民族生活态度的形成、心灵 形象的塑造、文化素质的建构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果以此认识为 基础,以死亡问题为立足点,深入中国哲学的腹地,从浩瀚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