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 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963年+月21日于兰巴留内 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 们的晚祷只为人类折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 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 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神词为所有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 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 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 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星 期天旱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我,就没 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峡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鸟几们正在 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提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 地安人一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 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
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贵,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 正在这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藏和 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 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图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 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 自己的寓纂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 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宜告 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 在我青年时代就存在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复兴,也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终于敢在公众中坚持并宣 告,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不能对此不 加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 明灯,并越来越亮 从1893年起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 学。在这世纪末期的日子里,我们大学生共同经历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尼采和托尔斯泰各种著作的传播 弗里德希·尼采(1844-1900),他的学业几乎还 未结束,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但是 他并不满足于只研究古希腊文化及其精神,面且也从事 一般文化问题及其精神的研究。从1880年起,尼采表示 反对希脂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文化。他谜责这种欧 洲文化,认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的软弱和畏缩的 精神,它产生要求爱他人的伦理。为了保护这种伦践, 它还创立了天国希望的理
根据尼采的想法,真正文化的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 自豪和勇敢的背定,“超人”并不受爱的“奴隶道德”的约 束,他坚持“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 尼采以极大的激情阐述了这种关于文化和伦理的本 质的新观点,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但就在那时,即那个世纪未期的时麴,托尔斯泰 (1828~1910的著作也在公众中流行。在他的长篇和短 篇小说中,这位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代表了一种不同于 日尔曼的世界观。托尔斯肯定伦理的文化。他认为伦 理的文化是他在自已的经历和思考中获得的深刻真 通过他的短箱小说,托尔斯泰也使我们了解:他悬如何 认识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的 我们19世纪末的年轻人,就这祥与两种不同的世界 在这种状况中,我曾有过极大的失望。我曾期待宗 教和哲学能共同有力地反对和驳斥尼采。但这种情况没 有出现。也许它们已表示过反对尼采。可是我认为,宗 教和暂学没能也没有尝试在尼采对它们挑战的深度上阀 明伦理的文化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在世纪末期就开始思考这 同题: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动 能,这侶使我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在19世纪后半时, 这个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发现,当时欧洲最 重要的哲学文献根本就不认为文化和伦理是一个问题; 相反,它们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既成的精神成就面接受下
我自己则不能摆脱这种印象:人们认为永恒的伦理 并没有向人类和社会提出重大的要求,它是“处于休息状 态”的伦浬。 从而,在19世纪末,当人们为了确认和评价这一世 纪的成就而回顾和考察各个領域时,流行的是一种我无 法理解的乐涮主义。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 明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但是,我认 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 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 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有些场合我只能确认;当非人 道的思想公诸论时,它们不是理到拒绝和指责,而是 该简单地接受。所谓“现实政策”受到欢迎尼采的强力 意志”开始发挥它的危险作用。在一些领城流行的“现实 政策为它开辟了道路。我认为,一种精神和心灵的竅 乏似乎已经侵袭了为其工作和成就而自豪的当代人 从而,我越来越注重探讨18世纪后期的文化和伦 对我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状况,我决定进行深 研究并作批判性的考察,这一著作的标题应是文化和 伦理>我觉,我们正处于一个糖神衰落的时代;此, 我试图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我们模仿者”。 1900年夏季,我在柏林大学学习。在著名的古希腊 语言、文化研究者恩斯特·库齐鸟斯遗的家中,我经
常遇见客有吸引力的柏林学者。一天下午,一些“菁鲁 士科学院”的士在出席了科学院会议之后,来到那里喝 崦。他们继续讨论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突然,其中 使先生总結泩地说道:“我们大家都只是模仿者。这句 话深深地展撼了我:我并不是唯一意识到“我们生活在 一个模仿者时代”的人。 20世紀初,我花时间研读近几十年来的哲学伦理学 著作,并考察它们就我们对生物的行为说了些什 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都认为这是次要的,只有少数 几本探讨了这个问题 中有些作者表示了对动物的对情,但他们为此甚 至要请人原谅,因为动物似乎和我织人并不处于同一等 级。人们几乎不能在任何一本书中看到:人们应该给予 同情动物以更多的重视。 但是,我确信,人们在哲学—伦理学中也应该给予 普待动物的要求以一个位置。我认为,诸如帮助动物保 护运动,从理论上论证他们的行动等等,对此似乎都是 很适宜的 1913年,在结束医学专业的学习之后,为在兰巴雷 内办一个诊所(1872年,美洲长老会的传教协会在那里 建立了教区),我与我妻子一起前往法属赤道非洲。通过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阿尔萨斯传教土,我知道那里迫切需 要一个医生。当时,人们正在同在赤道非洲肆虑的昏睡 病作斗争, 为了能够继续从事“我们模仿者”这个课题的研究 我在行李中也带上了足够的哲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