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当我们说权威的时候,是指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 (第30页)两者的胶别在于,理性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威与服从权 威者双方平等的基絀上的,两者仅仅是在某种具体领域里有知 识与技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非理性权威的本质则恰是不平等。 前者可以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为例,后者则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其次,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服从权威者经常的监督和 批评,非理性权威则决不允许批评,因此前者不需妥以畏惧作基 础,后者则总是以畏惧为基础的。弗洛姆指出,人道义伦理学 反对的只是“非理性权成”,与“理性权威”则是完全一致的。第 ,关于“对人有好处的就是善”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 伦理学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也不惫味着认为人能够独 自一人完成实现自我。相反,人道主义伦理学恰洽主张,人性的 特征就在于,“人只有和他的同胞休戚相关团结一致,才能求得 满足与幸福。然而,爱汝邻人并不是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现象, 而是某种內在于人之中并且从人心中迸发出来的东西。爱既不 是一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力量,也不是一种强加在人身上的 责任;它是人自已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使自已和世界联 系在一起,并使世畀真正成为他的世界。”(第34页) 弗洛姆的整部《为自已的人》可以说都是围绕“人道主义伦 理学”(普遍伦理学)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社会内在伦理学)的根 本区别这根中轴旋转并层层展开分析的。他在这本书中所提出 的他自已的“性格学”( characterology)着重划分了“生产性性格” 和“非生产性性格”这两大范畴,实际上无非是要说明“人道主义 伦理学”和“权威主义伦理学”的不同在人心中的不同的内在化, 亦即二者各自所造成或所要求的不同心理基础。同样,他对道 德规范的分析也都表现出这种双峰对峙的格局-—强调要区别
“爱己”与“自私”,区别“人道主义良心”与“权威主义良心”,区别 理性的信仰”和“非理性的信仰”等等,实际上在在贯穿着“人道 主义伦理”与“权威主义伦理”的根本区别。这里当然应该特别 指出,弗洛姆虽然着重分析了两大范畴的根本区别,但他并不认 为“社会内在伦理”与“非生产性性格”就直接地绝对地等同于 恶”,相反,在他看来,只要“普遍伦理”与“生产性性格”能在社 会和个人中占主导地位,则“社会内在伦理”和“非生产性性格” 就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关键问题是不能让“社会内在伦 理”压倒“普遍伦理”,不能让“非生产性性格”成为个人及社会的 主导性格。①在弗洛姆看来,这只有在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才能真正达到,他常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当着普遍的伦理和 生产性性格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时,就意味着“人类史前史的结 束 对弗洛姆的这套“人道主义伦理学”应该如何评价,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事实上这一方面牵涉到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的基本评价,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心理分析理论与伦 理学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方面显然都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为,就弗洛姆等人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现代资本主义 杜会而言,他们的这种“批判立场”显然应给以充分肯定。弗洛 姆努力把伦理学理论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也是值得我们认真 研究的。当然,弗洛姆等人的分析批判主要落实在心理基础上, 是并不可能真正“医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的。 1987年5月 于北京和平里 ①可特别参看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
序 从多方面讲,本书都是《逃避自由》一书的续集。在《逃避自 由》书中,我着力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问题; 而在本书中,我要讨论的是伦理学的问题,亦即讨论那些引导人 实现其自我和潜能的规范和价值问题。本书不可避免地会重复 《逃避自由》一书中已表述过的某些思想,尽管我已尽了最大的 努力来缩短这些重叠部分的讨论,但我不可能将它们完全略而 不顾。在本书的“人性与性格”这一章里,我所讨论的主题是性 格学,而这在上一本书里并没有给以详细的叙述,只是简单地涉 及到了有关问题。期望对我的性格学理论有一全面了解的读 者,应当阅读这两本书,不过对于理解目前的这本书来说,这并 无太大的必要。 许多读者也许会对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论述伦理问题颇感吃 惊,尤其是作者主张,心理学不仅必须揭露虚假的伦理判断,而 且它还是建立客观有效的行为规范的基础。这种立场与当代流 行的心理学倾向相反,后者强调“适应”而不是“善行”,它是祖护 伦理相对主义的。作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我的实践经验使我 坚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上,对人格的研究都不可省略伦 理问题。我们是根据价值判断来确定我们的行为的,而且,我们 的精神健康和幸福也有賴于价值判断的这种正确性。把评价仅
仅看作是无意识和非理性欲望的合理化—尽管可以这么 做—会跟制和歪曲我们对整个人格的研究。在本书的最后分 析中我指出,神经病本身是道德失败的一种症状(虽然“适应”决 不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标志)。许多例子表明,神经病症是道德冲 突的特殊表现,它的治愈依赖于认识和解决人的道德问题。 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是不久前才出现的现象。而已往那 些伟大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家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本书就 是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相信,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 活价值及规范的认识是互相依存的。另一方,弗洛伊德和弗 洛伊德学派虽然因揭露了非理性价值判断而对伦理思想的进步 作出了无以估量的贡献,但他们对价值问题却持相对主义立场, 这种立场不仅对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对心理学本身的进步, 都有消极影响。 在心理分析学这种倾向中,最突出的例外是荣格。荣格认 为,心理学和精神疗法与人的哲学和道德问题密切相关。这种 认识本身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荣格的哲学倾向导致这种认识 只是反对弗洛伊德的一种反应,而不能引导他进一步超越弗洛 伊德以建立一种与哲学相适应的心理学。对荣格来说,“无意 识”和神话巳成为天启的新源泉,它们之所以比理性思想优越, 就是因为它们起源于非理性。西方一神教、以及印度和中国的 伟大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们与真理相联系,并主张这 些宗教本身就是真正的信仰。这种信念常常引起对其它宗教偏 狭的狂热反对,同时也使信徒和反对者牢固树立了对真理的崇 敬。由于对任何宗教的折衷主义赞美,荣格在自已的理论中放 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对荣格来说,任何制度、任何神话或信条, 只要是非理性的,就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
相对论者,他所激烈抗争的是否认、但并不反对合理的相对主 义。这种非理性主义—不管隐藏在心理学、哲学、还是种族、 政治方面—是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18和19世纪理性主 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相信理性,而是因为这种理慨念 的狭窄。只有依靠更丰富的理性和对真理的永恒追求,才能修 正片面的理性主义一不是一种伪宗教的蒙昧主义。 心理学既不能与哲学和伦理学相分离,也不能与社会学和 经济学相脱节。本书中,我强调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这一事实,并 不意味着我认为社会一经济因素是不重要的。对心理学之哲学 问题的片面强调,完全是出于叙述的考虑,而我希望,在出版 另一卷关于社会心理学著作时,能着重讨论心理因素和社会 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 心理分析学家以考察人的固执、棘手的非理性追求为本业, 因此,他对人有控制自己之能力和有不受菲理性情感所奴役之 自由似乎持悲观主义态度。我不得不承认,在分析王作中,相反 的现象给我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追求幸福和健康的力量, 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治愈”意味者消除阻止他发挥作用的障 碍。的确,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为这样的事实所困惠,即精神病 人比我们所见的要多得多,以致大多数人倒成了相对的健康者, 尽管他们经受着相反的影响 有几句告诫之词似乎应当说一下。今日许多人期待心理学 著作能赐给他们关于怎样获得“幸福”或“精神安宁”的药方。本 书并不包含任何这样的忠告。它力图在理论上阐明伦理学和心 理学的问题;它的目的是使读者向自己发问,而不是安抚白己。 在本书的赛写过程中,我的朋友、同事、及学生给了我许多 有益的帮助和建议,我无以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尤其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