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运用方式—搜索以找出事物的隐晦的意义一却是相同 的。 这样，我们得到了文化理论的第二个条件，它不是（至少在 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上)预言式的。一个下诊断的人并不预 言麻疹；他只是断定某人染上了麻疹，或者至多只是提前说出某 人很快就会出麻疹。然而，这种局限，尽管非常真实，却常常受 到误解和夸大，因为它一直被认为意味着，文化解释只是事后解 释：也即是说，像那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中的农夫一样，我们先用 枪在篱笆上打些洞，然后再围着这些涧画上牛的眼睛。几乎不 容置否，我们周围有很多这类事情，有些还很显眼。然而，必须 否认这是临床式理论运用的必然后果 的确，以临床方式形成理论时，概念化的目的是产生出对 眼下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显示出试验操作的结果或者演绎出某 种已定体系的未来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只能适应 (或者，更慎重一些，只能有说服力地解释)过去的实际；理 论还必须适应—理性地适应一未来的实际。尽管在一次挤 27眼或一次偷羊之后，有时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做出对它的 解释，但是，这个解释赖以产生的理论框架必须能够在新的社 会现象进入眼界时继续产生能辩护的解释。尽管是从超越明显 而表面的东西的深描开始，从对于“到底发生着什么”的一般 困惑问题开始一即试图独自行动一我们也不是从思想土白 手起家的。并非每一次研究都要全新地创制理论观念；如同 我所说过的，理论观念是从其他相关研究那里吸取来的，在 吸取过程中又得到订正，而后运用于解释新的问题。如果这些 观念在解释这些问题时不再适用，那么人们便会停止使用它 们，并且或多或少地把它们搁置起来。如果它们仍然有用， 仍然会引出新的解释，那么，人们便会进一步发展它们、运用 2
第·常深编说：利文北的解理论 它们。② 这样一种理论如何在一门解释科学中起作用的观点意味 着，在试验或观察科学中出现的，“描述”与“解释”之间完全相对 的差异，在这里则是“刻画”(“深描”)与“具体化”(“诊断”)之间 更加相对的差异一是记载特殊的社会行为在这些行为的发出 者眼中的意义，与尽可能清楚地表述如此获得的知识关于（在其 中发现了它的)社会揭示了什么，以及关于社会生活本身揭示了 什么之间的差异。我们的双重任务是，一方面揭示贯穿于我们 的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一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 的”，另一方面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对那些结构来说是类属 性的东西，因本质上与它们是同一的而属于它们的东西，能够突 显出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对民族志来说， 理论的职能在于提供一套词汇，凭借这些词语，符号行为关于其 自身一也即是说，关于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一所要说 的得以表达出来。 除了少数几篇讨论较基础性问题的论文外，在收集于此的 论文中，理论都是以这种方式行使职能的。所有非常普遍的、在28 学院内造就的概念和概念系统一“整合”、“理性化”、“符号” “意识形态”、“民族精神”、“革命”、“本体”、“比喻”、“结构”、“宗 ⑨无可不认的是，这是某种理想化的产物。因为理论在临床运用时极少受到 致命的反对（即使真有这样的事），而只是逐渐变得笨拙，缺乏创造力，耗尽了能量， 或者空泛，所以它们往往在除去少数人（尽管这些人常常是最热情的）以外所有的人 都刈它们失去兴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的确，就人类学而音，要想把那 些已样尽能量的观念从其文献中别出去几平比融进具有创造力的视念更成问题， 此，大量的理论探讨是批判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整个的工作都用来加速垂死的概念 的死亡。随着这一领城的发展，人们可以期望这种思想上的除草工作将在我们的活 动中变成不那么重要的部分。但在目前，旧的理论往往不会死去，可能会以分一种 版本出现。 35
教仪式”、“世界观”、“角色”、“功能”、“神圣”，当然，还有“文化” 本身一都被编织进深描式民族志的主要部分之中，以期使单 纯的事件具有科学般的雄辩性。0其目的是要从细小的，但却 非常紧凑编排的事实中得出大结论：是要把关于文化在集体生 活结构中的作用的一般主张与复杂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通 过这样的办法支持这些主张。 因此，不仅仅是解释要一直落实到最直接的观察层次上，解 释在概念上所依赖的理论也要深人到这一层次。我对科恩的故 事的兴趣，如同赖尔对挤眼的兴趣，实际上产生于再普通不过的 观念。“语言混乱”的模式一即认为社会冲突不是由于文化形 态出于软弱、不确定、过时或疏忽而停止作用之时才发生的，而 是像模仿挤眼这种形态受到异常的情形或以异常方式作用的异 常意图的压迫时才发生的一一并不是我从科恩的故事中得出来 的观点。它是我受我的同事、学生以及前辈的指点后运用到对 科恩故事研究中的。 我们的那段看上去天真未凿的笔记实际上并非仅仅限于描 述犹太商贩、柏柏尔人好斗之徒和法国总督的意义系统，甚至不 仅限于描述他们之间相互牵扯的意义系统。它论证了这样一 点：重新构造社会关系的模式即是重新排列经验过的世界的座 标。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 D以下数章的浩繁内容将针对印度尼西亚，而非摩洛哥，因为我刚刚开始正 视我的北非材料的需求，这些材料是最近才收集到的。田野调查在印度尼西亚是 九五二 九五四年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一年进行的，在摩洛哥是在 一九六网年，一儿六五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二年进行的。 36
。第.草深据说：顶的文化的解标比 八 有那么一个印度故事一一至少我是作为一个印度故事听到 的一一说的是有一个英国人，当别人告诉他世界驮在一座平台 上，这座平台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这头象又驮在一只乌龟的背29 上时，他问道（或许他是位民族志学者，因为民族志学者正是如 此做的)，那只乌龟又驮在什么上面呢？另一只乌龟背上。那 么，那一只乌龟呢？“唉，阁下，在那以后就一直是乌龟呗。” 情况正是如此。我不知道在多长的一段时间内思考科恩 酋长和“杜马里”的遭遇小是值得的（或许这段时间早已经超过 了)；但是我的确知道，无论我这样做多长时间，我也不会把它弄 个明白。我也没有彻底搞清我所写过的一切，无论是在下面的 论文中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 且，更糟糕的是，它越是深入，就越是不完全，它是一门奇特的科 学：它说的最多的论断恰是其基础最不牢靠的论断：在这门科学 中，想在眼下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恰是在强化你自己和他人的 怀疑：你恐怕并没有弄对。然而，那些事，加上用费解的难题折 磨敏感的人们，正是一个民族志学者的所作所为。 有一些方法可用米逃避这种情况一譬如把文化变为民间 传说来收集；把文化变为特性来列举；把文化变为制度来分类： 把文化变为结构来把玩。但是，它们毕竟是逃避之举。事实是 坚定地相信一种符号学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文化的解释方法，就 是要坚定地相信民族志的论断（借用W,B.加利的一个现今非 常有名的短语)是“本质上可以反驳的”。人类学，或至少解释的 人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其进步不以达于观点的一一致为标志 而是以辩论的巧妙为标志。使我们在争论中彼此激怒对方的精 37
确性才是最上品的。 当某人的注意力为争论中的某一方完全独占时，是很难看 到这一点的。这里，独白几乎没有价值，因为不会得出什么结 论；只有探讨才保有价值。如果说收集在此的论文具有什么重 要性，那不是在于它们所说的，而是在于它们所看到的：不仅是 对人类学，而且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对符号形式在人类 生活中的作用，兴趣在急剧上涨。意义，这个我们曾经兴高采烈 地留给哲学家们和文学批评家们绞尽脑汁去探讨的、令人困惑 而又拙劣地界定的虚构实体，现在又回到了我们这门学科的中 心。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引用卡西尔的话：即便是实证主 义者也在引用肯尼思·伯克的话。 置身于所有这一切之中，我的立场一直是试图一方面抑制 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抑制神秘主义，试图使符号形式的分析尽可 能紧密地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和场合，即普通生活的公众世界联 系在一起，以那样一种方式组织这种分析以使理论公式和描述 性解释之间的关系不致被诉诸于尚未澄清的知识而弄得模糊不 清。我对这样的观点从来不敢苟同：既然在这类问题上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达到绝对客观性，那么，也就可以放纵情感了。正 如罗伯特·索洛所言，那就好像在说，既然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 不可能，那么，也可以在臭水沟里做手术了。另一方面，我也从 未为这样的宣称所打动：结构语言学、计算机工程或其他某种发 达的思维方式将使我们能够不用了解人们便理解他们。败坏文 化的符号学探讨方法的最快方式莫过于放任它变成一种直觉主 义和炼金术的结合物，无论直觉是多么优雅地得以表达，炼金术 被打扮得多么摩登。 文化分析，在追寻极其深藏的鸟龟的过程中，会失去与生活 的坚硬表层一人在其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分层实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