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导论 11 理论的，可是，它们对理论与实验数据的相关方式并没有产生根本 性的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概率的引入导致了一种新的理论 事实上这是一门新的科学，在这种理论中，因果一一对应的传 统基础被一种统计的基础取代了。计算机的使用也是如此，因为逻 辑上相关的命题和形式数学陈述已被综合的计算机模型取代了。 除了新以外，科学中的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都具有的另一个 特点是改宗现象（有关改宗问题的讨论见本书第30章）。有一个 例子足以说明科学改宗者的革命热情。156年，在《宇宙的奥秘》 (1981,63)一书初版的前言中，开普勒描述了他改信哥白尼天文学 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对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的头两章又进行了详 述。他相信，上帝已经他指明：哥白尼体系为什么会创造出来， 它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只有6颗行星而‘弥是20颗或100 颗”行星，以及为什么这匙行星位于它们各自的轨道上，为什么它 们有着它们所显示出的那样的速度，等等影攻后他用我们今天所 说的开普勒第三（或和罐）定律进行了解囊可幕在15%年，他正 在着手证明的是，创造出走月籍理着肤序的上帝，早已 考虑到了“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时代以来为人们所知的5种规 则的几何体。”后来他写道，他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怀有“这样一 种敬意：既然我已经在我的内心深处证实它，而且，既然我注意到 它具有无可置疑和令人欣喜若狂的完美特点，我就应该当着我的 读者们的面竭尽全力为它辩护。” 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比较并不限于热情这类内在因素的范 围。例如，每一场政治革命都有一系列的与接管权力机构有关的 武力活动，这是它们的主要特点。查默斯·约翰逊(1964,6)则明确
12 第-一部分科学与革命 地指出，“那些并非由改变体制的暴力行为而引起的”剧烈变革， “就是其他形式的社会变革的例子。”虽然人们通常也许不会认为 科学革命中包含着暴力活动，但是，科学中许多伟大的革命业已显 示出了一种与实际推翻一个政府相类似的活动模式。在一场科学 11革命中，往往会有一系列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获取对 科学界和教育部门等的控制，并控制住科学院、科学实验室以及那 些负责政策制定、财力分配的重要的科学委员会中的权力宝座。 这一点在苏联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李森科革命中可以看到，在这一 革命过程中，正统的（西方的）遗传学的势力被击溃了。李森科及 其追随者控制了苏联科学院的遗传学部门和农业实验站系统。他 们重写了教科书以适用他们那些新的非正统的观点，而且，他们还 对整个遗传学的教育和实验系统作了重新安排。这些革命者把所 有拒绝恪守这条新的革命路线的遗传学家甚至科学院院士从其岗 位上赶走了。苏联很有影响的遗传学家N.I.瓦维洛夫虽是苏联 科学院院长的兄弟，但也销声匿迹了；事实上，1943年他去世的时 候，并没有发表官方的补告来说明他在集中营的最后岁月和最终 死在集中营里的详细情况和具体的日期。 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纳粹党人不仅把犹太人免了 职，而且还批准进行一场革命运动，去清除德国科学界中的“非雅 利安人”或过多的理论思维的污痕。这场运动的两个领导者就是，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勒纳德和约翰尼斯·斯塔克。在希 特勒的统治下，斯塔克试图整顿并扩展德国的物理学界，但是他受 到了以麦克斯·冯·劳厄为首的一些勇敢而正派的人的反对，其中 有麦克斯·普朗克，阿诺德·索末菲，以及维纳尔·海森伯等，斯塔克
第1章导论 13 把他们称作是“科学中的白种犹太人，”“爱因斯坦精神的总督”（参 见赫尔曼1975,615)。勒纳德是斯塔克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和同 事，勒纳德还是一位极端狂热的爱国者，他坚信，一个“被缴了械的 民族”就是一个“耻辱的民族”（赫尔曼1973,182）。在德国科学家 和医生1920年的年会上，勒纳德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公开的辩论， 勒纳德“猛烈的恶意攻击”和他“毫不掩饰的反犹偏见”使得这场辩 论格外引人注目。早在1924年，勒纳德在结束他关于物理学的-一 次学术讲演时，把阿道夫·希特勒吹捧成“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真 正哲学家。”他成了希特勒的首席物理学权威，并且出版了一部四 卷本的关于实验物理学的著作，题为《德国物理学》(1936一1937)， 他把这部书定义为“雅利安物理学”或“雅利安人的物理学。”他说： “科学…是由种族决定的，是由血统决定的。”“德意志物理学”组 织，有官方的纳粹党人做其后盾，但除此之外它从来没有像李森科 及其追随者在苏联的遗传学领域所做到的那样，获得对德国物理12 学的全面控制。只有少数几个同行加入了斯塔克和勒纳德的行 列，而他们的“努力，除了对第三帝国的支持以外，没有留下什么成 果”（赫尔曼1973,182；拜尔琛1972）。 当然，由于政治势力而导致的科学变革，并不仅仅限于20世 纪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集权主义。我们会发现，笛卡尔主义的势 力在不同阶段对法国科学界从思想到机构的控制，也许就是一个 早期的例子（萨顿1982）。富有革命精神的笛卡尔主义者，为了扩 大势力，在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个阶层，与代表传统力量的耶稣会 会员和他们的学校、与教会及其巴黎大学、并且与亚里士多德主义 者进行了斗争。他们获准参加了一些有影响的沙龙的活动，并且
14 第一部分科学与革命 最终，从知识分子中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不久之后，笛卡尔主义者 控制了学校（中等学校和耶稣会会员的私立高等学院）以及大学。 笛卡尔主义者在巴黎科学院中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这就是科 学院的“常务秘书”丰特奈尔，他不仅是一位坚定的笛卡尔主义者， 而且还撰写了一部论述笛卡尔的宇宙涡旋(“旋风涡”)体系的重要 著作。雅克·罗奥是一位著名的笛卡尔的追随者，17世纪后半叶， 他的综合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著作，并且成了标准的科学知识的 来源；这部教科书被印刷了一次又一次，并且被译成数种不同的语 言。 1687年，伊萨克·牛顿提出了新的富有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很 明显，该理论所要打败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经 院哲学家，而是笛卡尔主义者及其以涡旋说为基础的物理宇宙学。 牛顿在其《原理》第二篇的结论中指出，笛卡尔的假说“是完全与天 文现象相抵触的”，它所导致的是一场“混乱而非对天体运动的理 解。”不过，这还不足以驳倒笛卡尔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一场主 动的游说不得不在许多战线上同时进行。首先是明确地寻求政府 的支持，这场运动是在牛顿向皇家学会及其支持者詹姆斯二世国 王呈送他的《原理》（第一版）时发起的。埃德蒙·哈雷知道国王对 海军事务感兴趣，他就为国王写了一个专门的说明来介绍《原理》 中讨论潮汐运动部分的内容（参见科恩和斯科费尔德1978，§5）。 由于教会在涉及思想的各个领域有着如此强大的势力，所以，牛顿 主义者想要控制新的玻意耳讲座（这是根据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 13罗伯特·玻意耳的意愿设立的)，当时，该讲座由伦敦教会组织的八 场证明基督精神的布道组成（参见格拉克和雅各布1969）。这些
第1章导论 15 讲座立即就成了解释牛顿科学的重要媒介。 牛顿主义者遵循了罗奥所选择的路线，他们推广通俗的介绍 新科学的讲座，并且广泛地进行示范以便使这门学科的内容更合 乎人们的口味，更易于人们理解。威廉·惠斯顿和J.T.德扎古利 埃都是牛顿理论的得导者。牛顿则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在一些重 要的大学里用信奉牛顿学说的教师取代了信奉经院哲学的教师和 信奉笛卡尔学说的教师。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牛顿学说网， 其中包括爱丁堡的科林·麦克劳林，剑桥的罗杰·科茨，牛津的戴 维·格雷戈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为获得对教科书的控制，牛 顿的信徒塞缪尔·克拉克给他所翻译的罗奥论自然哲学的著作加 了一个批评性说明。正是这位克拉克，在与莱布尼兹的著名论战 中，为牛顿进行了辩护。最终，罗奥的论著变成了假借已被修正了 的笛卡尔主义的名义传播牛顿的自然哲学的重要著作。牛顿的其 他信徒们则撰写了新颖的教科书。最后，在牛顿去伦敦担任造币 厂督办的时候，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他利用这个职务可以确 保这家机构去参与为确立牛顿哲学地位所做的斗争，并且在与莱 布尼兹关于谁先发明了微积分的争论中捍卫牛顿的领先权。 这些例子，绝大部分是从成功的或部分成功的革命中选出来 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情况，即革命失败的情况。在政治领 域中，失败的突出例子有1848年的革命和俄国1905年流产的革 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一般都不谈失败的革命。也就是说，他们 倾向于只用“革命”这个名称去命名那些实际已取得成功的运动 (参见第2章)。还不曾有人写过一部科学失败史。这也是革命问 题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科学活动显然不同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