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曾提出这样的见解,“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重要者 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 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 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藉。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 劳而无功矣。”甚至提出,“欲治政治、经济、法律诸学者,则历史尤要,必当取详博之 本读之。”13梁氏对史学的见解,较之今天,或已有宵壤之别,然却应看作当时学界较 为普遍的看法。1911年初,罗振玉(1866-1940)创办《国学丛刊》,其中由王国维 (1877-1927)所写《国学丛刊序》,也这样表达对史学的看法,“学之义广矣。古人所 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不只强 调古今对学问的看法殊为不同,还具体阐述了史学之值得重视的理由,“凡记述事物而 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同 时也突出了“科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 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 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因此“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 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26 梁启超、王国维20世纪初年对史学的这些见解,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很明显,这 是现代学科在中国初步奠立的背景下,谋求史学的学科地位,而紧扣时间概念将史学定 位于“求事物变迁之迹”,也逐渐成为共识。职是之故,被“解放”的,就不仅是史学, 清理其他学科的资源,同样可以借鉴此方式。按照周予老的看法,中国史学体裁上的所 谓“通史”,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 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 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127其实,新的“通史”概念,重要的还 在历史分期的观念,不单中国历史分为若干期进行书写,其他学科的历史也遵循此道。 这样,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实际成为通往其他学科的途径。20世纪出现了各种今日所称 之专门史,而且同样是按照历史分期进行书写,即为明证。以国粹学堂刊布的“学科预 算表”来看,不少学科已经按照时代的划分来安排教学,如“社会学”安排的是:“古 135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页90-102 126王国维:《国学从刊序》,《观堂集林》卷四,商务印书馆1940年,页6。 127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前引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页5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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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及“社会研究法”;“心性学”安排的 则是“古代心性学”、“中古心性学”、“近代心性学”。128 将史学定位于“求事物变迁之迹”,也提示我们注意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不可忽略 的环节—一时间概念。无论是“普遍历史”,还是划分时代的观念,很容易令人联想到 当下方兴未艾的后现代史学。我们知道,随着后现代理论的流行,历史越来越被视作“西 方神话”,后现代主义者也是因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反直观的关于时间、地理或空间 和历史的观点”,赋予了这一“主义”鲜明特征。这也表明,关于历史、时间和地理的 后现代观点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都与现代各种假定格格不入。而反对线性时间自然要 怀疑预设它的传统历史,并且指明“注重于追本溯源的历史也是没有意义的”。12后现 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可以说与“普遍历史”的意义异曲同工,只不过一是破 解,一是纳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时间概念乃历史书写最基本的因素,历史书写每 次革命性转变,都紧扣着这一环节。 因此,中西历史“合和”乍看只是涉及史学编纂的问题,但将中西历史纳入到相同 的时间序列中,其意义却不仅于史学。或许可以说,“历史的终结”,于此有了实质的意 味。别的且不说,文章开头所提及的“五种社会形态”,显然就不只包含时间概念,还 隐含着历史演化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过程。如何伟亚( James l.Heva)所揭示的,中国思 想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主要体现在接受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并运用“西方”新话 语解释中国之“落后”,这些“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13艾尔曼 ( Benjamin A Elman)也强调,20世纪中国史学笼罩的是以“目的论”为特征的论证方 式,将历史现象化约为它们从来不是的东西——“迈向现代化过程的‘步骤’或‘障碍 依据“现代化”的尺度,对中国进行“正面”或“负面”的解读,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 的研究典范。13我想说明的是,这些皆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的直接后果。关键在 138《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 13参见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章“轻 视历史,转变时间和篡改地理(空间)”,页90-112 130参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页250 131参见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代中文版序》,见氏著《经学、政 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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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方社会的演进既然代表着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推而及之,作为后进国家的 中国纳入“普遍历史”,实际是认同西方社会的发展昭示着中国历史演进的未来,进而 西方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也便具有了的不可质疑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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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第26賻 BIBLID1012-8514(2000)26p1~37 2000年12月,頁1~37 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 内涵、方法與意義 黃俊傑 提要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錢寶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全文共分五節,第 節說明全文目標及結構·第二節探討這種「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 景;第三節進一步析論錢賓四「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及其所刻畫的 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並與同時代學者徐復觀(1902-1982)互作比較;本 文第四節討論錢賓四史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意義·並取之而與 同時代的傅斯年(孟真·1896-1950)對比。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點·提 出結論性的看法。 本文認為’錢穆畢生以「國史」作「民族之史詩」·使全體中國人 從共享民族之歷史記億中奮赶·為國族之未來而奮鬥。錢賓四的「國史」 觀·既為民族主義所渗透·更以民族主義為其基礎φ錢穆特別強調硏讀 「國史」者「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所以·這種「國史」觀實以 「主客交融」為其方法論特徵·其歷史寫作特別突顯中國歷史經驗之特 殊性,在與西方歷史對照之下·區隔「我族」與「他族」之界線,強化 「我族」之文化認同 從中國史學史立場言·錢賓四史學可視為中國傳統史學矩镬在二十 世紀中國之延續與發皇,既與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互異’也 與馬克思派的「史觀學派」不同·在當代國史學史中別樹一幟·反對以 中國史之「殊相」作為世界史「共相」之註腳,從而挺立中國史之自主 性·為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人指引未來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錢穆中國史學民族史科學派史學 *作者倧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 BIBLID1012-8514(2000)26p.1~37 2000年12月，頁1~37 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 內涵、方法與意義 黃俊傑* 提 要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全文共分五節，第一 節說明全文目標及結構，第二節探討這種「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 景；第三節進一步析論錢賓四「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及其所刻畫的 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並與同時代學者徐復觀（1902~1982）互作比較；本 文第四節討論錢賓四史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意義，並取之而與 同時代的傅斯年（孟真，1896~1950）對比。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點，提 出結論性的看法。 本文認為，錢穆畢生以「國史」作「民族之史詩」，使全體中國人 從共享民族之歷史記憶中奮起，為國族之未來而奮鬥。錢賓四的「國史」 觀，既為民族主義所滲透，更以民族主義為其基礎。錢穆特別強調研讀 「國史」者「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所以，這種「國史」觀實以 「主客交融」為其方法論特徵，其歷史寫作特別突顯中國歷史經驗之特 殊性，在與西方歷史對照之下，區隔「我族」與「他族」之界線，強化 「我族」之文化認同。 從中國史學史立場言，錢賓四史學可視為中國傳統史學矩矱在二十 世紀中國之延續與發皇，既與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互異，也 與馬克思派的「史觀學派」不同，在當代國史學史中別樹一幟，反對以 中國史之「殊相」作為世界史「共相」之註腳，從而挺立中國史之自主 性，為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人指引未來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錢穆 中國史學 民族史 科學派史學 * 作者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黃俊傑 引言 二、錢穆「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景 三丶錢穆「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 四、錢穆「國史」觀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中的意義 結論 一、引言 錢穆(賓四,1895~-1990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巨擘’著遽宏富 超邁前賢’治學兼涉四部’尤以史學名家’卓然為一代宗師●錢賓四畢 生著作’皆為弘揚中國文仁之價值’余英時(193l~)輓錢賓四聯有 生為故國招魂」一句’確為錢賓四畢生名山事業之確切寫照 錢賓四史學世界門庭寬闊·顯微無間’微觀論證與宏觀視野融為一 爐而冶之,從早年《劉向歆父子年譜〉(1929)丶《先秦諸子繫年 1935),到《國史大綱》(1940)、《中國歷史精神》(1948)、《國 史新論〉(1951)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1952)各書’一貫強調中 國歷史的特殊性’並經由中國歷史知識的重建以喚醒當代中國人的民族 自信心’以屹立於狂風暴兩的二十世紀。錢賓四史學最大的特徵在於將 1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收λ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鳞∶錢 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17~30關於錢賓四的傳記·參看羅 義俊·〈錢穆先生傳略〉,《晉陽學刊》1986年第4期(1986·太原),36~4·此文 初稿完成於1982年7月6日’因故被扣押留至1986年3月25日才以縮改稿刊印·文 中說錢賓四「在思想方法論上有明顯的唯物主義特點或傾向」(頁4)·或像言不由 衷之語;郭齊勇丶汪榮群·《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闌於 錢賓四著作之一般性介紹·參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遽〉·《新 亞學報》17卷(1994年8月,香港),1~184·1995年5月1l~13日,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舉辦「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硏討會」·會中多篇論文均對錢賓四學衛 有所迹
2 黃 俊 傑 一、 引言 二、 錢穆「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景 三、 錢穆「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 四、 錢穆「國史」觀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中的意義 五、 結論 一、引言 錢穆（賓四，1895~1990）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巨擘，著述宏富， 超邁前賢，治學兼涉四部，尤以史學名家，卓然為一代宗師。錢賓四畢 生著作，皆為弘揚中國文化之價值，余英時（ 1931~）輓錢賓四聯有「一 生為故國招魂」一句，1確為錢賓四畢生名山事業之確切寫照。 錢賓四史學世界門庭寬闊，顯微無間，微觀論證與宏觀視野融為一 爐而冶之，從早年《劉向歆父子年譜》（1929）、《先秦諸子繫年》 （1935），到《國史大綱》（1940）、《中國歷史精神》（1948）、《國 史新論》（1951）、《中國歷代政治得失》（1952）各書，一貫強調中 國歷史的特殊性，並經由中國歷史知識的重建以喚醒當代中國人的民族 自信心，以屹立於狂風暴雨的二十世紀。錢賓四史學最大的特徵在於將 1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 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17~30。關於錢賓四的傳記，參看羅 義俊，〈錢穆先生傳略〉，《晉陽學刊》1986 年第 4 期（1986，太原），36~44，此文 初稿完成於 1982 年 7 月 6 日，因故被扣押留至 1986 年 3 月 25 日才以縮改稿刊印，文 中說錢賓四「在思想方法論上有明顯的唯物主義特點或傾向」（頁 44），或係言不由 衷之語；郭齊勇、汪榮群，《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關於 錢賓四著作之一般性介紹，參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 亞學報》17 卷（1994 年 8 月，香港），1~184。1995 年 5 月 11~13 日，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舉辦「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研討會」，會中多篇論文均對錢賓四學術 有所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