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命軍代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 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 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 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 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 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 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 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 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 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人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 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 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 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 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 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 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 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 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 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 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 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 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 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 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人中所产 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人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 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 14
南京十年 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意也就面目 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 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 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 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 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 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 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 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 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 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 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 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 向。例如，1932一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 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 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①抗战 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宜传反民主的“一 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 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 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 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 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 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 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 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 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 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 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 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 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 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 ①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 15
革甜年代 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 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 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 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 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 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 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 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 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 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 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 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 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 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 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 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 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 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 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 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 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 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 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 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 略、于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人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 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 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 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 16
南京十年 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 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 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 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 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 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 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 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 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 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 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 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 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 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 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 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 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 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 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 变革。 17
革审年代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①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 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在台湾 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 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 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 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 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 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 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 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 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 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 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 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观察。林先 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 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 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 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 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一40年代 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开化” 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些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 是对五四激讲主义的反思的问题。我的看法是：（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 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 ①本文为作者在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载于《同舟共 进》2009年第5期。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