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2010年5月23日增刊 REMEMBRANCE 总第四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 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卞案研究 朗钧“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敬兰我为什么要替未彬彬说话 王里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一一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锐浅谈“暴力文化”一一读《记忆》总47期有感 本刊特稿 于羚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相关链接 国庆我在兵团打过人 文摘 王容芬迫害何时到头？ 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访谈 刘进整理朱学西访谈录 刘进整理李松文访谈录 小资料 刘双整理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故纸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简讯 张晓良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编读往来 丁东、陈闯创、丁凯文、陈家琪、可父、范世涛、刘进、胡泊、钱大川来信
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３日增刊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四十九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卞案研究 朗 钧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敬兰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王 里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锐 浅谈“暴力文化”——读《记忆》总 47 期有感 本刊特稿 于 羚 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相关链接 国 庆 我在兵团打过人 文摘 王容芬 迫害何时到头？ 叶志江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童 话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访谈 刘 进 整理 朱学西访谈录 刘 进 整理 李松文访谈录 小资料 刘 双 整理 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故纸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简讯 张晓良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编读往来 丁东、陈闯创、丁凯文、陈家琪、可父、范世涛、刘进、胡泊、钱大川来信
【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钧 第47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一我看卡仲耘之死》 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 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 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 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 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月1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 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 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1966年8月1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8 月20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8月底和9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 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 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千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 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 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 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8月12日，而 不是8月1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 “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1966年5月底~6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7月下 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8月1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7月底~8月初。 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月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月5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 月6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 【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 钧 第 47 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 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 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 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 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 月 1 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 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 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 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 1966 年 8 月 1 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 8 月 20 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 8 月底和 9 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 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 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 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 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 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 8 月 12 日，而 不是 8 月 1 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 “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 1966 年 5 月底～6 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 7 月下 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 8 月 1 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 7 月底～8 月初。 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 月 3 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 月 5 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 月 6 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一“文革”岁月》中对这个 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 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 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 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 章《祸起萧墙》)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一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 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 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 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 ‘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 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 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陶洛诵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7月29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堆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 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 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 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 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 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 你就是了”。（见《记忆》47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 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 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 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7 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这个 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 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 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 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 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 章《祸起萧墙》） “8 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 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 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 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 ‘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 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 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陶洛诵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 2007 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 1966 年 7 月 29 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 1966 年 8 月 1 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维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 月 31 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主义兵’）的组织， 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 月 5 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 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 8 月 5 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 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 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 8 月 5 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 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 8•18 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 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 你就是了”。（见《记忆》47 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 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 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 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 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 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 7 月下旬到 8 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8月1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年5月4日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竞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 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 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 听说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 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 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 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 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 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 8 月 1 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 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 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 打伤自己的老师。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 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 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 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 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 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 年 5 月 4 日 ——————————————————————————————————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 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 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 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6 届初中生， 1968 年 6 月 13 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 年调回北京， 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 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 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 年文革 30 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 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 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 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 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瑞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一一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白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
近年看到高一 3 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 8 月 5 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 《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 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 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 年文革 40 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 年前的 8 月 5 日 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 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 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 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 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 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 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 8•5 那 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 年 9 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 90 周年的庆祝 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 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 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 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 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 1966 年 8 月 5 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 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 据。 2007 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 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 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 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 三届学生约 40 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 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 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 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 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 8•5 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 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 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 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 8•5 事件的责任就 应该归咎于她。既然 8•5 校长之死和 8•18 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 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 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 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 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 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 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 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