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 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 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种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 (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 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①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 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 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 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 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 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 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 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 面反扑。 第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 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 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 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 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 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 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 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 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 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 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 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 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①《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 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9
革命代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 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 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 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 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 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 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 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 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 境”，①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人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 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 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 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②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 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 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 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 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他中心城市集 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 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 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人，报刊的日益普 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 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 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 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 紧张冲突。③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 ①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40页。 ②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③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祥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10
南京十年 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 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 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 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 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 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 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 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 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 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 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 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适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 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 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庸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 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 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 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 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 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 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 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 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 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 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 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 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 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 11
革®年代 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 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 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 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 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 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 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 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 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 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 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 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 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 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 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 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 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 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 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 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 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 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 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 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 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 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 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 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 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 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 12
南京十年 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 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 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 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 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 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 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人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 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 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 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人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 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 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 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 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 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 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 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 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 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 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 “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 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 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 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 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 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 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 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 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 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 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 建成。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