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 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 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 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 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 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 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 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 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 一个问题：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 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 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 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 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 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 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 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 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 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 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 继承。 19
革命平代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结束了国共合作 局面，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声称它的政治奋斗目标是在中 国建立三民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即是孙中山制定的“军政一训政一 宪政”的建国三步骤。1928年6月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 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宜布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 时期。在训政时期，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 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 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以党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 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20世 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运用苏联模式的开端，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 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孙中山在从事长期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政党政治制度作为主 要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以议会政党竞争的形式，组织政党 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宋教 仁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强调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党员尤其要绝对服 从党的领袖的指挥。②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革命 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和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 本党负完全责任”③。这样，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就由主张多党制转变成了 ①原名《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收人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 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7年再版。 ②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20
南京十年 “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政党政治两阶段论。 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已对中国实现直接多党政治表示了严重的保留态度，但 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实践一党制的具体经验，无从加以仿效，因此，在 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实际上已搁置了“以党治国”的设想，而在实际政 治活动中尽力争取西方国家，尤其是他所称之为“民主之母”的美国对中国革 命的支持。作为对美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回报，孙中山多次表示，中国将实行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民主在中国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燃起本来就持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 专政”看法的孙中山对一党制的强烈兴趣，②然而俄国一党制却和共产主义意识 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18年开始，孙中山就与苏俄政府及其代表进行 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 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 苏俄政权的稳定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一党制经 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 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一“道统” 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 林，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 转变一“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复向 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义，而与国民党的 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 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 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 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 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 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 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 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 ①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一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②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 21
革金年代 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对苏共与工 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 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 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 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 “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 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①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 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 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 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②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 孙中山按照苏共的模式正式改组了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 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但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 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 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人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 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 “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 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1924年后，国民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 导人兼任政府要职控制国民政府。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党在军队中也建 立了党代表制度。1928年后，国民党保留了广州武汉时期的大部分党治形式， 但又对其作了重大修正，逐渐形成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1.党军统帅同时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袖通过统领党军，实际支配全党； 直接听命于领袖的党军，则是维系党和政权存在的最重要柱石。 在1924一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党军只是服从党的武装力量，在理论 上党军统帅并不是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中国的极端重要，党军统 帅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上升，实际上成了支配党的最有力人物。1928年后，蒋介 石取消了军队中的党代表制度，军队成为他巩固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蒋介石也 随之成为国民党与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核心。 国民党拥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始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办的中国国民党 ①《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 ②《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6页。 22
南京十年 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4年1月，“为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以“奠 定民国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由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事 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力量。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 校的校长。同年10月，由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成立，随后扩充为两个教导团， 完全按照苏联红军政治和军事经验进行训练，并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作为党领 导、监督军队的保障。次年4月，教导团正式易名为党军，由蒋介石担任党军司 令。蒋介把党军看成自己的权力基地，影响迅速扩大。1925年8月，党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兼任军长，逐渐掌握了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5月， 又以国民党军内实力派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在党内的支 配性地位。北伐期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 党政机构内的阵地。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国民 政府，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了党政军大权。至1928年2月，国 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10月训政开始，又在党内任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集国民政府主席 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于一身，成为控制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法无定规，权 从人转”，蒋介石以党军作凭借，逐步控制国民党，进而一身兼任党的领袖和党 军领袖，从而完全支配了国民党，是国民政府政治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1928 年后，蒋介石不管担任什么党政职务，始终不肯放弃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国民 党军队成为维系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 2.国民党通过掌握的政权把它的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自认为在政治上大大高于北洋军阀的地方即在于它有一套移植于苏共 的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历行党治”，国民党 “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以党来管理一切”，“一切要由党来负责”。①国民政 府各级组织均受党指导，国民党不仅在中央建立了以党统政的党政互动体制，还 建立了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省、市、县党部的垂直领导机构，并在各类产业、社 会、文化、教育机构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相应地建立了党组织。为了全面控制社 会生活，国民党从中央到省、市都设有组织、宣传、民众运动、社会、海外工作 等各个部门，竭力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以党专 ①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载《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 大典编委会1968年版，第1142页。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