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殊功能；美轮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 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 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 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 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 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 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 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 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一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 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 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 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 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 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 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 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 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 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 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 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 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 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 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 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 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 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 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 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 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 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
南京十年 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 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①顺理成章，也就 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 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 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 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 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 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 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 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②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 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 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 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 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 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 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 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需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 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 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 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分，那么中国 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 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 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 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③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 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 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 ①参见《东华续录》卷四十七，第15一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第16页； 苏奥辑：《翼教丛编》卷六，第20—21页。 ②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杜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③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553一557、494495页。 5
薛命年代 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①然而事实上，作为长 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 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 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 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 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 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 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 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 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 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 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 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 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 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 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840一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 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 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 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 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 ①[美]墨子刻：《摆脱困境一一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14页
南京十年 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 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 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 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 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 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 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 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 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 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 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 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 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 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 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 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 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 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 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 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 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 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 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 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 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 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 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 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 7
革盒年代 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 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一中 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戊戌 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 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 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人了万劫不复的深 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 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 等。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 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 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 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 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 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 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 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一一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 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一商会、科学社、各种学 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 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 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 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 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 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千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 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 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 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 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 域。帝制的瓦解和皇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 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 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