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装本序言了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一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有、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一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D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译者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一—译者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一—译者
平装本序言 5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① 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 ——译者 *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 ——译者 **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 ——译者 观者藏书 200901165
6中华帝国晚期的瓶乱及其敌人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 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 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 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 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 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 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 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 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 ①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13第3期，第270一281页 (1971年)
6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 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 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 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 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 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 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 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 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 ① 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 13 第 3 期，第 270－281 页 （1971 年）。 观者藏书 200901165
平装本序言7 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 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 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 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 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 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 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 类型。①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19世纪50年代捻军暴乱的驯 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 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 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 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 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 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 的”活动（裴宜理用语）。②在20世纪20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 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 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 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 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 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 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①装宜理：《从叛乱者到革命者：1845-1945年推北的农民暴乱》，博士论文（密 西根大学，1978年)。又见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07-316页的分析。 ②《从叛乱者到革命者，第188页
平装本序言 7 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 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 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 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 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 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 类型。①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 19 世纪 50 年代捻军暴乱的驯 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 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 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 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 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 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 的‛活动（裴宜理用语）。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 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 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 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 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 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 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① 裴宜理：†从叛乱者到革命者：1845－1945 年淮北的农民暴乱‡，博士论文（密 西根大学，1978 年）。又见我在†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307－316 页的分析。 ② †从叛乱者到革命者‡，第 188 页。 观者藏书 200901165
8中华帝国晚期的瓶乱及其敌人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 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 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 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 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 方间协调活动形式一一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一行政等级的首要 地位一一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 的普遍意义。@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 “军事化的阶梯” 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 的形态一 一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 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 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 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 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 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 可以预言，宗教或字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 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 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 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 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杨品泉译) ①见阿瑟·沃尔夫的社会等级和天地字宙等级同形性的论文：《神、鬼和祖先，载 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31-18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又要为迈伦·科恩的启迪性的卓见而感谢他
8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 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 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 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 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 方间协调活动形式——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行政等级的首要 地位——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 的普遍意义。①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一——‚军事化的阶梯‛ 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 的形态——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 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 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 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 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 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 可以预言，宗教或宇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 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 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 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 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杨品泉 译） ① 见阿瑟〃沃尔夫的社会等级和天地宇宙等级同形性的论文：†神、鬼和祖先‡，载 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131－182 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又要为迈伦〃科恩的启迪性的卓见而感谢他。 观者藏书 200901165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第一节近代史的时限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 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 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置，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 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 别。19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 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 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 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 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 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 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一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 结构模式一一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 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 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 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53年对这一事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第一节 近代史的时限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 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 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臵，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 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 别。19 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 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 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 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 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 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 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 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 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 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 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 1853 年对这一事 观者藏书 20090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