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堂记忆 景军
1 神堂记忆 景军
说明 《神堂记忆》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 文。具体的完成时间是1994夏天。经过修改，这篇论文（英 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在1996年出版。虽然我非常希望将 这个人类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但多重原因使得该计划到 日前为止尚未实现。在过去的8年内，不断有学者和学生表 示阅读此书中译本的希望。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将全文刊载 在我的网页上，作为一个“征求修改意见著作”使用。 2
2 说明 《神堂记忆》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 文。具体的完成时间是 1994 夏天。经过修改，这篇论文（英 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在 1996 年出版。虽然我非常希望将 这个人类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但多重原因使得该计划到 目前为止尚未实现。在过去的 8 年内，不断有学者和学生表 示阅读此书中译本的希望。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将全文刊载 在我的网页上，作为一个“征求修改意见著作”使用
⑨ 谢 我对屈佑天(James L 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屈教授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 的导师，是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的西北去研究社会记忆何题。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哈佛的张 光直(K.C.Chang)教授和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豪爽的幽默感和乐观 主义普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收益非浅。 另外，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也多靠了其他老师的鼓励， 这当中，特别是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肯尼斯·乔治(Kenneth George 麦克尔·赫装菲尔德、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ek MacFaqu 大卫·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撒利·莫尔(Sally Moore入、保琳·彼得 斯(Pauline Peters)、帕克尔·西普顿(Parker Shipton、入斯坦利·汤拜亚(Stanley Tambiah)、 华曲若壁(Rubie Watson、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罗宾·叶茨(Robin Yates)。他 们是负责任的教员和有成就的学者，富于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 的心中，他们有着特殊的位置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候所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 我难以回报他们之所赐。我需要特别提出鸣谢的有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波士顿 大学的魏勒(Robert Weller)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阁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 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物质和感情上的支持。其中包括朴相美(Sangmee bak)、玛利斯吉 利特(Maris Gillette、利达·荣汉斯(Lida Junghans)、马太·科尔曼(Matthew Kohrman) 卢启文和王道赛 很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年夏天，北京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给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做研究的机会。1991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 (Mellon)奖学金使我得以从美国前往中国的甘肃省。1991年，皮波第成果(Peabody Merit) 奖学会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前研究。199)年。一项外语与地风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 肃进行档案研究和方言训到 9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那一格 林(Wenner-Grcn)基金资助了我在992年的田野工作。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我1993 年在台湾进行的档案研究，在台时受到中研院的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变三位先生的关照， 并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迅(Woodrow Wilson)基金会提供的夏洛 特W纽唐波(Charlotte w Newcombe)博十论文奖学金资助了我的论文写作。对于所有这 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论文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手稿 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建议，对于论文的提高很有帮助，我十分感谢。对于我的责任编辑、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女士，我也感激不尽。她的热情支持和编辑 肆议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的信念。我最 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 毛珍妮(Jeanne Moore) ，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者还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利 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他（她）们的直接支持。 最应受鸣谢的人们是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 利完成了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机庆因、孔庆堝、几繁闲几L祥伺、几祥圆、几令 园令通、孔繁钓、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 孔维科、孔令玉 孔焕德 繁苗，孔令玉一家、以及当时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我的关怀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 民，才是本书名副其实的撰写者。 3
3 鸣 谢 我对屈佑天（James L.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屈教授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 的导师。是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的西北去研究社会记忆问题。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哈佛的张 光直（K.C.Chang）教授和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豪爽的幽默感和乐观 主义曾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收益非浅。 另外，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也多靠了其他老师的鼓励。 这当中，特别是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肯尼斯·乔治（Kenneth George）、 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 大卫·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 撒利·莫尔（Sally Moore）、保琳·彼得 斯（Pauline Peters）、帕克尔·西普顿（Parker Shipton）、斯坦利·汤拜亚（Stanley Tambiah）、 华曲若壁（Rubie Watson）、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罗宾·叶茨（ Robin Yates）。他 们是负责任的教员和有成就的学者，富于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 的心中，他们有着特殊的位置。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倾听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 我难以回报他们之所赐。我需要特别提出鸣谢的有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波士顿 大学的魏勒（Robert Weller）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阎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 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物质和感情上的支持。其中包括朴相美（Sangmee Bak）、玛利斯·吉 利特（Maris Gillette）、利达·荣汉斯（Lida Junghans）、马太·科尔曼（Matthew Kohrman）、 卢启文和王道寰。 很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 年夏天，北京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给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做研究的机会。1991 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 （Mellon）奖学金使我得以从美国前往中国的甘肃省。1991 年，皮波第成果（Peabody Merit） 奖学金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前研究。1992 年，一项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 肃进行档案研究和方言训练。1992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那－格 林（Wenner-Gren）基金资助了我在 1992 年的田野工作。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我 1993 年在台湾进行的档案研究，在台时受到中研院的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寰三位先生的关照， 并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迅（Woodrow Wilson）基金会提供的夏洛 特 W. 纽康波（Charlotte W.Newcombe）博士论文奖学金资助了我的论文写作。对于所有这 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论文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手稿。 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建议，对于论文的提高很有帮助，我十分感谢。对于我的责任编辑、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ll）女士，我也感激不尽。她的热情支持和编辑 建议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的信念。我最 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毛珍妮（Jeanne Moore） ，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者还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和 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他（她）们的直接支持。 最应受鸣谢的人们是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 利完成了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孔庆达 、孔庆培、孔繁荣、孔祥信、孔祥贤、孔令 瑞、孔令述、孔繁钧、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孔维科、孔令玉、孔焕德、孔 繁苗，孔令玉一家、以及当时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我的关怀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 民，才是本书名副其实的撰写者
附录 桑格瑞书评 (载于The Joumal of Asian Studies,1998.1) 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形成了有关改革后中国人类学田野志中 的最佳著作之一。大川是由姓孔的人左右的村庄，他们将自己的来源派生直接追溯到孔子。 解放前，大川孔庙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祖先崇拜的中心。景军从他所提出的 “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近期历史并展现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该书的主线是毛泽东时代庙宇及其祖先崇拜的凌迟，包括1961年修大型电站期向村庄 被淹时的移民经历，合作化运动，以及家族领袖所造受的迫害。简而言之，共产党试图以激 进手段重构中国而导致对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压制和打击，这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该 书的另一主线一一改革后各类制度非同凡响的复苏，尤其是孔庙的修复一 -也多少令人感到 熟谙。景军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原来地方社会各类互 联形态的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的桃战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对树 念的运用相当老练，同时没有故弄玄虚去掉书袋而使作品减色。该书对中国基层的变迁和连 续的叙述，应属于可读性最强又是章节安排最聪明的同类书籍之一，而且可能在学生选修研 究中国社会的初级班和高级班读书大纲上占一席之地。 由于大川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孔庙，这使村庄显得十分特殊。但正如景军所述，相似的 民间宗教与仪式重构（以各地不同的方式）业已遍布中国大陆。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要追根于 “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中越来越明显的身份观念、自发的社会团体、社区的自治等是紧密 相关的”。就大川村而言，这种地方性的重现同村民要求政府追加对1961年水库移民的赔偿 和村内孔子崇拜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毛时期上台的村干部被由更年轻的地方 领袖原来曾受打击的“族老”所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 山东曲阜当然是孔子崇拜最有名气的中心 那里是圣人故里与帝国时代举行国祭的场 所。民国时期，曲阜传统的岁时祭享变为孔子诞辰的典礼，景军对这一变化的叙述极为生动。 在这个动力相似的情况之下，曲阜的“宗族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其官封祭田制可能丧 失的时候，毅然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氏具有孔子后裔身份，这包括了大川孔氏。反过来， 大川氏也得到曲阜的认同面声望倍增 这些事件构成了景军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包括族谱和仪式在群体构成和意识合法化过 程中的功能。这些章节的分析极为精辟。例如，大川孔氏重建孔庙之时决定编一本仪式手册， 这本于1991年完成的手册的特点是“其中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 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它不仅成为指导仪式的蓝本，更重要的是通过神秘过去的 铝越性领域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剂和神圣的语言，与什俗仙 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 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景 又马上指出，复古性的种种说法实际上由有意回避了仪式手册（在回忆和仿效古风的基础 上编成)与庙字仪式中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内容。 大川孔子崇拜恢复中最有创新性的内容莫过于将有排他性的祖先崇拜演化为对所有村 民开放的仪式。事实上，该社区中的两分性（孔姓和杂姓）在仪式的双层结构中明显展示。 夜祭仍是孔氏：午祭对外开放。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是景军如下 个君法“引家人在为 塑像的时候 的祖先变成了 一个非祖先性的神灵。 景 另外找 式的 外开放也引发了对崇拜的不通解释，因而产生“突然表现出很投入的行为，以至偏离了固定 的仪式结构。”神灵附体和个人与超自然力量相动的人体特异反应一一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中国式折祷的各种形式一一全部在此出现。正象中国政府放松政策后出现的地方宗教和地方 4
4 附录 桑 格 瑞 书 评* （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8.1） 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形成了有关改革后中国人类学田野志中 的最佳著作之一。大川是由姓孔的人左右的村庄，他们将自己的来源派生直接追溯到孔子。 解放前，大川孔庙是大川及附近 22 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祖先崇拜的中心。景军从他所提出的 “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近期历史并展现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该书的主线是毛泽东时代庙宇及其祖先崇拜的凌迟，包括 1961 年修大型电站期间村庄 被淹时的移民经历，合作化运动，以及家族领袖所遭受的迫害。简而言之，共产党试图以激 进手段重构中国而导致对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压制和打击，这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该 书的另一主线――改革后各类制度非同凡响的复苏，尤其是孔庙的修复——也多少令人感到 熟谙。景军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原来地方社会各类互 联形态的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的挑战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对概 念的运用相当老练，同时没有故弄玄虚去掉书袋而使作品减色。该书对中国基层的变迁和连 续的叙述，应属于可读性最强又是章节安排最聪明的同类书籍之一，而且可能在学生选修研 究中国社会的初级班和高级班读书大纲上占一席之地。 由于大川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孔庙，这使村庄显得十分特殊。但正如景军所述，相似的 民间宗教与仪式重构（以各地不同的方式）业已遍布中国大陆。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要追根于 “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中越来越明显的身份观念、自发的社会团体、社区的自治等是紧密 相关的”。就大川村而言，这种地方性的重现同村民要求政府追加对 1961 年水库移民的赔偿 和村内孔子崇拜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毛时期上台的村干部被由更年轻的地方 领袖原来曾受打击的“族老”所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 山东曲阜当然是孔子崇拜最有名气的中心，那里是圣人故里与帝国时代举行国祭的场 所。民国时期，曲阜传统的岁时祭享变为孔子诞辰的典礼，景军对这一变化的叙述极为生动。 在这个动力相似的情况之下，曲阜的“宗族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其官封祭田制可能丧 失的时候，毅然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氏具有孔子后裔身份，这包括了大川孔氏。反过来， 大川孔氏也得到曲阜的认同而声望倍增。 这些事件构成了景军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包括族谱和仪式在群体构成和意识合法化过 程中的功能。这些章节的分析极为精辟。例如，大川孔氏重建孔庙之时决定编一本仪式手册， 这本于 1991 年完成的手册的特点是“其中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 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它不仅成为指导仪式的蓝本，更重要的是通过神秘过去的 超越性领域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奥和神圣的语言，与世俗世 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景 军又马上指出，复古性的种种说法实际上由有意回避了仪式手册（在回忆和仿效古风的基础 上编成）与庙宇仪式中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内容。 大川孔子崇拜恢复中最有创新性的内容莫过于将有排他性的祖先崇拜演化为对所有村 民开放的仪式。事实上，该社区中的两分性（孔姓和杂姓）在仪式的双层结构中明显展示。 夜祭仍是孔氏；午祭对外开放。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是景军如下一个看法“孔家人在为孔子 塑像的时候，无意中把他们的祖先变成了一个非祖先性的神灵。”景军另外指出，仪式的对 外开放也引发了对崇拜的不通解释，因而产生“突然表现出很投入的行为，以至偏离了固定 的仪式结构。”神灵附体和个人与超自然力量相动的人体特异反应——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中国式祈祷的各种形式——全部在此出现。正象中国政府放松政策后出现的地方宗教和地方
意识的回潮一样，大川的庙管会也可能越来越难控制甚至在本地人们中不同析祷者对仪式的 不同理解。 景军还注意到，1905年族谱的作者如何将孔氏来到西北与元人合作的细节略过，他指 出：1905年族谱和1991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是想形成历史感，而对重构历史事实没多大兴 趣。这些编者通过把不利于祖先名声的一些史实进行朋除、回避以及改动，制造出一个种话 说他们孔家的共同始租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祥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在这里和在全书 中 绿军既没有认为人 一般概念中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对真实事件的叙述 无关紧罗 同时也没有认为仪式等传统可以仅仅由于其明显的、有当代社会效益和作用等特点而被视为 带有功利性的捏造。正相反，他认为一一请注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精彩地被展开的观点 一了解史实一方面要注意人们利用历史和传统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 清创新性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就是虚设的或无效的。事实上，大川川孔氏对历史与传 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也许恰恰就是他们本地文化和广义上的地方文化中原有的 特点，如果这样看，文化就不是 个在时空上被钉住不变的、超验的象征体系，而是一系列 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 桑格瑞(Steven Sangren),美国康耐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5 意识的回潮一样，大川的庙管会也可能越来越难控制甚至在本地人们中不同祈祷者对仪式的 不同理解。 景军还注意到，1905 年族谱的作者如何将孔氏来到西北与元人合作的细节略过，他指 出：1905 年族谱和 1991 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是想形成历史感，而对重构历史事实没多大兴 趣。这些编者通过把不利于祖先名声的一些史实进行删除、回避以及改动，制造出一个神话， 说他们孔家的共同始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在这里和在全书 中，景军既没有认为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对真实事件的叙述）无关紧要， 同时也没有认为仪式等传统可以仅仅由于其明显的、有当代社会效益和作用等特点而被视为 带有功利性的捏造。正相反，他认为——请注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精彩地被展开的观点 ——了解史实一方面要注意人们利用历史和传统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 清创新性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就是虚设的或无效的。事实上，大川孔氏对历史与传 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也许恰恰就是他们本地文化和广义上的地方文化中原有的 特点，如果这样看，文化就不是一个在时空上被钉住不变的、超验的象征体系，而是一系列 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 桑格瑞（Steven Sangren），美国康耐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