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训练的人们中鼓舞了这样的信念：科学是必须理解的，而历史是某种人们总可以查出来的东西然而，在这里有限的篇幅中，是不可能一一讨论在萨顿之后科学史在各个方面详细发展情况的。但除了下面将要讲述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外，在这里回顾一下撒克里（A.Thackray)在其有关科学史现状的综述中所总结的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或许可使读者对目前科学史研究的范围有一初步的印象。这些领域是：1，科学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史；2，科学革命3，古代与中世纪的科学：4，在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学；5，国别研究；6，学科史；7，科学与宗教；8，科学、医学与技术；9，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10，“伟人”研究。虽然，对这些核心领域的罗列是个人的看法，但它也大致地反映了目前国际上科学史家们的主要兴趣所在。V、内史与外史如前所述，萨顿虽然对于将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的那种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却在科学史界没有延续多长时间，而且对于后来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尤其是在谈到对于美国在萨顿之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影响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科瓦雷（A.Koyre）的名字。科瓦雷是一位作为俄国移民的法国科学史家，他具有引人注目的哲学研究背景。从30年代起，他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尤其是以其名著《伽里略研究》（1939)为代表），开创了“观念论”的(idealist)科学史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视科学在本质上是理论性的，是对真理的探索，而且是有着“内在和自主的”发展的探索。50年代以后，科瓦雷的著作遂步地被译成英文，加上他在美国的讲学活动，使这种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在美国的科学史家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像萨顿等人也曾提到要注意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按照现代的划分标准，不论是萨顿的那种实证主义科学史，还是科瓦雷式的观念论科学史，都属于标准的“内史”范畴，与之相应的科学史观可以称为内史论。按内史论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主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的、抽象的智力活动，而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无关。他们关注的是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比较成熟的科学学科来说，按这种方式来进行历史研究也许相对更合适些，因为成熟的科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相对具有更大一些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内史虽然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看这种研究方式就很容易，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从事历史研究的科学史家们要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科学的内史对于科学教学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在内史研究传统下，产生了许多出色的成果。与内史论的观点相对，在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中，外史论的观点逐步兴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按照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所写的科学史条目中的看法，这就是指“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主要的三种形式是研究科学制度史、科学思想史，以及以通过前两种研究的结合来考察某一地理区域中的科学，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按照目前更广义的理解，外史论认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等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有影响，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因此在研究科学史时，要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虽然从很早就已有人作了在库恩所讲的那种意义的外史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斯普拉特在17世纪对英国皇家学会史的研究），但真正对外史论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按库恩的观点，与此相关的还有通史传统和德国的社会学）。第一位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史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受过训练的人们中鼓舞了这样的信念:科学是必须理解的，而历史是某种人们总可以查出来的东西。 然而，在这里有限的篇幅中，是不可能一一讨论在萨顿之后科学史在各个方面详细发展情况的。但除了下面将要 讲述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外，在这里回顾一下撒克里(A. Thackray)在其有关科学史现状的综述中所总结的科学 史研究的核心领域，或许可使读者对目前科学史研究的范围有一初步的印象。这些领域是:1，科学的社会根源与 社会史;2，科学革命;3，古代与中世纪的科学;4，在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学;5，国别研究;6,学科史;7，科学与宗 教;8，科学、医学与技术;9，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10,“伟人”研究。虽然，对这些核心领域的 罗列是个人的看法，但它也大致地反映了目前国际上科学史家们的主要兴趣所在。 Ⅴ、内史与外史 如前所述，萨顿虽然对于将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的那种研究方法和 历史观却在科学史界没有延续多长时间，而且对于后来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尤其是在谈到对于美国 在萨顿之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影响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科瓦雷(A.Koyre )的名字。科瓦雷是一 位作为俄国移民的法国科学史家，他具有引人注目的哲学研究背景。从 30 年代起，他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尤其是 以其名著《伽里略研究》(1939)为代表)，开创了“观念论”的(idealist)科学史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视科学在 本质上是理论性的，是对真理的探索，而且是有着“内在和自主的”发展的探索。50 年代以后，科瓦雷的著作 逐步地被译成英文，加上他在美国的讲学活动，使这种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在美国的科学史家中产生了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像萨顿等人也曾提到要注意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系统的 研究。按照现代的划分标准，不论是萨顿的那种实证主义科学史，还是科瓦雷式的观念论科学史，都属于标准的 “内史”范畴，与之相应的科学史观可以称为内史论。按内史论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主要是一种至高无 上的、理性的、抽象的智力活动，而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无关。他们关注的是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 注重科学发展中的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 历史中的前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比较成熟的科学学科来说，按这种方式来进行历史研究也许相对更合适 些，因为成熟的科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相对具有更大一些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内史虽然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科学发展 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研究方式就很容易，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从事历史研究的科学史家们要对所研 究的科学问题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科学的内史对于科学教学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在内史研究传统下，产生了 许多出色的成果。 与内史论的观点相对，在 20 世纪的科学史发展中，外史论的观点逐步兴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 按照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所写的科学史条目中的看法，这就是指“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 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主要的三种形式是研究科学制度史、科学思想史，以及以通过前两种研 究的结合来考察某一地理区域中的科学，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按照目前更广义的理解， 外史论认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等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有影响，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 的方向和速度，因此在研究科学史时，要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虽然从很早就已有人作了在库恩所讲的那种意义的外史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斯普拉特在 17 世纪对英 国皇家学会史的研究)，但真正对外史论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按库 恩的观点，与此相关的还有通史传统和德国的社会学)。第一位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史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肖莱马，他关于有机化学史的著作《有机化学的兴起和发展》（1885)，可以说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科学史。然而，此后这类研究却中断了近半世纪之久。在此线索的延续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在1931年。当时，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科学史大会上，苏联物理学家赫森（(B.Hessen）提交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这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对牛顿时代的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哲学背景、物理学及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来研究顿力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论文。赫森主张，要想知道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答案最好是从产生这些成就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赫森的这篇著名论文向西方的科学史家们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史研究方式，在国际科学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开创了科学史中外史研究的新时期。与科学史外史研究传统产生直接相关的另一线索是，作为萨顿的学生默顿(R。K。Merton)，从1933年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篇题为《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手1938年正式发表，成了科学史中外史论传统发展中的义一经典著作。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的这部著作从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既论述了英国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论述了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当然，在撰写这部著作中，赫森的观点对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这些进展之后，尤其是伴随着50年代以后美国科学史的职业化运动（在对科学史的发展的研究中，这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转折），对科学的外史研究越来越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新的问题也接而来。因为，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很长的厉史中，人们撰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内史，只有当本世纪出现了外史论的观点和以这种观点指导而写出的外史著作后，内史与外史的区别才出现，人们才开始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对立起来。正如库恩所说：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内史和外史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但它们各自却具有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分别论述了，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谁优谁劣。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内史与外史可以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但另一方面，内史与外史显然义都有着自已的不足和片面之处。只有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才可能使我们对科学的发展获得一种全面的透视；虽然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工作的目的、思想方式及所受的训练不同，在科学史研究中对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就内史而言，科学的发展虽与社会、文化、军事、经济等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当读者的兴趣和着眼点主要放在科学自身的内容时。因此，“如果认识到内史论只不过是由历史学家们为其自身的目的和方便而发明的一种分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非教条的方法，内史论仍将在科学史中继续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传统”但总的来说，外史论的观点对于当代科学史家是颇有吸引力的，它代表了科学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正变得越来越注重外史的研究。“虽然关于历史方法的争论从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在当代的编史学中，社会史似乎提供了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众多的历史学家相信社会史提供了通向实在的最佳途径”。从前面所引撤克里总结的目前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的清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式。最后，我们还可以简要地提到，对于那种萨顿式的将科学史视为客观知识的理性积累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默顿的开创性研究还没有构成真正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的真正促进，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在60年代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提供的。随着多数科学史家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抛弃，科学史领域又生发出了所谓“与境主义”（Contextualist，既包括内史的，也包括外史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一政治建构论”及“现象学”等形形色色的新的科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对于这些更新的发展，这里就只能是点到为止了。第二章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的朋友肖莱马，他关于有机化学史的著作《有机化学的兴起和发展》(1885)，可以说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写成的科学史。然而，此后这类研究却中断了近半世纪之久。 在此线索的延续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在 1931 年。当时，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科学史大会 上，苏联物理学家赫森((B. Hessen)提交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这是一篇以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通过对牛顿时代的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哲学背景、物理学及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来研究牛顿力学的产 生与发展的论文。赫森主张，要想知道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答案最好是从产生这 些成就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赫森的这篇著名论文向西方的科学史家们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史研究方式，在国 际科学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开创了科学史中外史研究的新时期。 与科学史外史研究传统产生直接相关的另一线索是，作为萨顿的学生默顿(R. K. Merton)，从 1933 年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篇题为《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 1938 年正式发表，成了科学史中外 史论传统发展中的又一经典著作。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的这部著作从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既论述 了英国 17 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论述了经济和军事的需要 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当然，在撰写这部著作中，赫森的观点对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这些进展之后，尤其是伴随着 50 年代以后美国科学史的职业化运动(在对科学史的发展的研究中，这 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转折)，对科学的外史研究越来越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新的问题也接 踵而来。因为，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很长的厉史中，人们撰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内史，只有当本世纪出现了 外史论的观点和以这种观点指导而写出的外史著作后，内史与外史的区别才出现，人们才开始将这两种不同的研 究方式对立起来。正如库恩所说: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然，内史和外史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但它们各自却具有自身 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分别论述了，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谁优谁劣。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内史 与外史可以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但另一方面，内史与外史显然又都有着自己的不足和片面之处。只有通过两者的 相互补充，才可能使我们对科学的发展获得一种全面的透视;虽然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工作的目的、思想方式及所 受的训练不同，在科学史研究中对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就内史而言，科学的发展虽与社会、 文化、军事、经济等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当读者的兴 趣和着眼点主要放在科学自身的内容时。因此，“如果认识到内史论只不过是由历史学家们为其自身的目的和方 便而发明的一种分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非教条的方法，内史论仍将在科学史中继续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传统” 但总的来说，外史论的观点对于当代科学史家是颇有吸引力的，它代表了科学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正变得越 来越注重外史的研究。“虽然关于历史方法的争论从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在当代的编史学中，社会史似乎提供 了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众多的历史学家相信社会史提供了通向实在的最佳途径”。从前面所引撒克 里总结的目前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的清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式。 最后，我们还可以简要地提到，对于那种萨顿式的将科学史视为客观知识的理性积累的实证主义科学史 观，默顿的开创性研究还没有构成真正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的真正促进，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 在 60 年代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提供的。随着多数科学史家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抛弃，科学史领 域又生发出了所谓“与境主义”(Contextualist，既包括内史的，也包括外史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 “社会一政治建构论”及“现象学”等形形色色的新的科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对于这些更新的发展，这里就只能 是点到为止了。 第二章 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陈寅格，《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就科学编史学来说，其中有若干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的，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乃至于阅读都是无法回避的，当然，对之有关的争论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们就将讨论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即对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当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像“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或“辉格式的历史”（whig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I、概念的提出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专制，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1827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1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更，也开创了一代辉格更学。因为它“虽然完全避免了党派热情，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党的原则”。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儿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辉格党的厉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20世纪，像屈维廉（G.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说：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可以说，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广义的辉格式历史的定义。在这里，他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到历史研究和所请谓通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巴特菲尔德认为他并不是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历史学家的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所拌击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并不是辉格党人特有的，它比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 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陈寅格，《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就科学编史学来说，其中有若干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的，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乃至于 阅读)都是无法回避的，当然，对之有关的争论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们就将讨论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即对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像“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或“辉 格式的历史”(whig 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 Whiggish, Whiggism 和 Whiggery)是极为 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 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 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 Ⅰ、概念的提出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 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专制，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 19 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 1827 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 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 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 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因为它“虽然完全避免了党派热情， 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党的原则”。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 B. Macaulay)则更明确地 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 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辉格党的 厉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 20 世纪，像屈维廉(G. 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 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 1931 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 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 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说： 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 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 可以说，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广义的辉格式历史的定义。在这里，他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狭义的辉 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到历史研究和 所谓通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巴特菲尔德认为他并不是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 而是在讨论历史学家的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所抨击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并不是辉格党人特有的，它比
思想上的偏见更微妙，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即使那些为托利党政见辩护的历史学家们，就其研究方式的实质而言，也是这种广义“辉格式”的。巴特菲尔德还更加明确地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照此分析，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是站在20世纪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将会认为，对我们来说，只有在同20世纪的联系中，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这里的诊误在于，如果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当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越过一切中间环节。而且这种把过去与今日直接并列的做法尽管能使所有的间题都变得容易，并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且带有风险），但它必定会导致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必定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那么，究竞应如何看待过去与今日之关系呢？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大过去与今日（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标应是去发现和阐明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相似性，并以这种方式扮演一个在我们和其它各代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了要获得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历史学家所要做的：…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于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止的历更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像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像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因此，如果我们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仅仅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正在失去历史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更真实的观点，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些我们在其中也仅仅是相对的事物，我们就失去了发现的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发现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和偏见位于何处。换言之，我们就无法认识到，我们自已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绝对的，而只是伟大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在事物的运动中，我们自已不仅是开拓者，而且也是过客。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可以以因果联系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可以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如说16世纪）任何一件事是20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
思想上的偏见更微妙，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即使那些为托利党政见辩 护的历史学家们，就其研究方式的实质而言，也是这种广义“辉格式”的。巴特菲尔德还更加明确地指出：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 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 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 照此分析，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是站在 20 世纪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巴特菲尔德认 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 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 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将会认为， 对我们来说，只有在同 20 世纪的联系中，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这里的谬误在于，如果研究过 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当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越过一切中间环节。而且这种把过去 与今日直接并列的做法尽管能使所有的间题都变得容易，并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且带有风险)，但它必定会导致 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必定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过去与今日之关系呢?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大过去与今日(一个时 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标应是去发现和阐明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相似性，并以这种 方式扮演一个在我们和其它各代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了要获得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历史学家所要做的： .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于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 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 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 题像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像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 因此， 如果我们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仅仅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正在失去历 史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更真实的观点，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些我们在其中也仅仅是相对的事物，我们就 失去了发现的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发现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和偏见位于何处。换言之，我们就无法认 识到，我们自己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绝对的，而只是伟大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在事物的运 动中，我们自己不仅是开拓者，而且也是过客。 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 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可以以因 果联系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可以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 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 相互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如说 16 世纪)任何一件事是 20 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
因。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试图描绘交错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像旅行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述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具体的、特殊的事情，他不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精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巴特菲尔德强调，只有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革背后复杂的运动具体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可以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然而，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更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而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像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间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应按照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间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判断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众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18世纪英国政治史和欧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侧重史学理论方面的有《基督教与历史》（1949).《人类论述其过去：史学史研究》（1955)《养治三世与历史学家》（1957）等专著以及《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方法》（1933）等论文。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该书很快就被认为是史学理论方面的一本经典名著，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巴特菲尔德的这部著作内容本身虽然只涉及政治史与宗教史，但它的影响则波及整个历史学界。“辉格式的历史”一词成了历史学界进行史学批评的标准专业用语。在很长的时间中，儿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愿意成为（或被人称为辉格式的历史学家。在科学史界，巴特菲尔德的这种影响尤为强烈。Ⅱ、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因。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 试图描绘交错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像旅行 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述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具体的、特殊的事情，他不 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 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 精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 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特菲尔德强调，只有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 革背后复杂的运动具体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 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可以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 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 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更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 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 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 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 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而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 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像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 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 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间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 应按照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 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 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间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 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 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判断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 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众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 18 世纪英国政治史和欧洲 近代史的著作)之外，侧重史学理论方面的有《基督教与历史》(1949).《人类论述其过去:史学史研究》(1955). 《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1957)等专著以及《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方法》(1933)等论文。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还 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该书很快就被认为是史学理论方面的一本经典名著，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巴特菲 尔德的这部著作内容本身虽然只涉及政治史与宗教史，但它的影响则波及整个历史学界。“辉格式的历史”一词 成了历史学界进行史学批评的标准专业用语。在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愿意成为(或被人称为) 辉格式的历史学家。在科学史界，巴特菲尔德的这种影响尤为强烈。 Ⅱ、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